周制、秦制是中国传统政制的两种形态。置诸世界政治制度古今演变的大格局审视，此二制当作怎样的评判呢？

（一）周、秦二制与近代宪政的距离

东亚大陆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大略经历了“宗法封建社会”和“宗法皇权社会”（或曰“皇权郡县社会”）两大阶段。前者已是两千多年前的旧梦，后者方是中国前近代的现实。“宗法皇权社会”呈现两重格局——

一方面，皇权撇开贵族阶层，通过官僚系统直接辖制庶众，“君—民”关系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尺土之民”皆“自上制之”。当朝廷的剥削压迫深重，庶众便揭竿而起，故中国反朝廷的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世无其匹，统治者需要紧握“秦制”利剑；皇权又要警惕武人夺权、地方分权，也需要紧握“秦制”利剑，并且不能任其旁贷。

另一方面，由于宗法关系长存，可以消解阶级对立，而且，皇权制度颇具调节能力，通过实施“仁政”，推行“让步政策”，使社会危机得以缓和，破败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皇权制度还善于制造全民性的文化偶像，如圣人、佛、仙、关帝、明君和清官，令大众顶礼膜拜，给各阶层以精神慰藉，这也从文化上增进了皇权社会的弹性与和谐性。这些又是“周制”的余韵。在通常情形下，皇权起着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作用，保证地主自耕农经济运行，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发展。

有学者提出，从分权制约角度看，周制离现代宪政民主较近，因为周制下的庶民与贵族拥有传统的权利，帝王不能过多干预。但从现代国家需要统一的法律，需要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法律而言，秦制更接近现代国家。秦制强调统一的“王法”，“王法”直接面对“民”，取消中间环节的贵族。由于社会的各种中间结构被打碎，直面“王法”的“民”已经相当原子化，其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欧的发展历史有类似处，人们从小共同体的束缚中进入大共同体（秦制没有攻破的只剩家族制度，国家权力没有全然控辖家族内部，所以这个“民”还没有完全原子化）。但秦制固守君主专制，力阻跨向现代宪政国家。

综合比较周、秦二制，周制走向现代宪制国家似较易，从世界史观之，能顺利进入现代宪制国家的，几乎都是封建传统（相当于周制）深厚的国家。反之，大一统帝国（相当于秦制）要转进现代宪制社会，其过程更为曲折艰难。

上述判断庶几切近历史实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制深植宗法土壤，与君权及等级制存在盘根错节关系，迈向民主亦大不易。另外，秦汉以下儒者一再吁请抑制秦制、复兴周制（如恢复众卿朝议制、太学监国制以及国人参政制、学校议政制），然效果不彰，而君主独裁则愈演愈烈，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帝王强化权力的私欲，背后还有秦制对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实效性在发挥作用。故昔之善政不能简单归结为周制与秦制中的一种。

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只能是对周制与秦制的双重选择性吸纳，其间还必须包括对民主的借鉴，方能实现周制与秦制的新生转进。

（二）从“郡县—乡里社会”到“单位社会”

秦制之下形成“宗法皇权社会”，又可称之“郡县—乡里社会”，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机体，可以使陈旧的与新生的、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与共存，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耕与游牧，王道与霸道，儒家与法家，儒学与佛学等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竟然可以为这同一制度所容纳——儒释道三教并而信之，皇帝、可汗兼而任之（如唐太宗兼称大唐皇帝和天可汗，元世祖兼称大元皇帝和蒙古汗国可汗），老百姓对孔圣人、张天师、如来佛、玉皇大帝、关帝爷、赵公明轮番顶礼。诸异质文化在互相排斥、互相制约中共存共荣，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等社会基本要素，一以贯之地延绵下来。

自秦至清，制度多起伏跌宕，然以帝王为轴心的官僚政治（郡县制为其地方政治形态），加上基层由乡规里约组合而成为宗法乡里共同构建的“郡县—乡里社会”，其基本格局是，上有中央集权的朝廷与郡县，下为分散而自治的乡里。这种社会结构一直延绵下来，直至现代仍于变革中保留神髓，其显在形态便是1949年以后“单位社会”的出现。有学者指出：

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

这种“单位社会”是“郡县—乡里社会”在现代特有条件下的变种：既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基本元素，如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存留乃至强化，同时，又因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或集体所有经济）对生活资料分配的掌控，中央威权可以通过“单位”的组织力量渗透到基层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诸层面，这较之“郡县—乡里社会”朝廷政令止于县衙这一级，是大为强化了。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单位”是城镇中国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个人生活的基本空间，乡村人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在合作社、人民公社治下，现在辖于村委会。城镇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乃至住房、医疗等生活福利，皆由“单位”掌理，个人的思想状况以及周边情态也须向单位汇报。

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时下中国正在脱离“单位社会”的故辙，进入“后单位社会时代”，新的社区建设勃然兴起，然而单位组织与非单位组织仍然交叉并存，单位社会的若干基因还将在相当时期发挥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渐趋变态。

摘自《周制与秦制：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乾元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