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讲授经济学，还在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顾问，获得过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在内的众多荣誉。

不同的社会观念中，人性的基本概念也有所不同。假如某个来自另外星系的生物，在 1793 年想通过阅读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来获取有关人类的信息，它几乎不会认为，人类与仅仅五年前《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Papers）所描述的是同一类生物。如果它比较出现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著作中的人和埃德蒙·柏克书中的人，或者出现在今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著作中的人与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著作中的人的话，这种差异会略微小一些。即使是在推测中的人类作为自然界野生生物的史前史中，让 — 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构想的自由、天真的人类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构想的血腥战争中残忍的参与者也是不一样的。

人类的能力和局限暗含在截然不同的术语中。运用这些术语，学者明确地将哲学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理论构建在不同的观念之上。这些学者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本质的看法差异巨大，相应地，其知识和制度的概念也必然不同。社会的因果关系以不同的方式被构想出来 — 无论是机制还是结果都是不同的。时代以及附属于该时代的现象 — 比如传统、契约、经济投机 — 在以不同观念为基础的理论中也被认为是非常不同的。作为所有理论的一部分的抽象概念，某些观念的追随者会认为它们是真实的，但对立观念的追随者则认为没那么真实。最终，相较于其他观念的追随者而言，某种观念的追随者赋予自己的道德角色截然不同。这些冲突中的观念所派生的影响延伸至经济、司法、军事、哲学乃至政治决策之中。

追踪纷纷扰扰的社会观念带来的所有后果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书也无意于此。下面的讨论会把这些观念归为两大类 — 有限的观念和无限的观念。这种抽象化是为了便于使人理解这两类观念居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并且在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每一类观念常常有要素被违和地移植到了其他观念乃至无数的观念组合之中。铺垫到这里，现在就可以讨论这两类观念以及它们各自对人、知识和社会程序的本质的看法了。

有限的观念

亚当·斯密描绘了一幅人类的画卷，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将有限的观念的本质具体化。在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近 20年之前，亚当·斯密在其于 1759 年以哲学家的身份撰写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写道：

让我们假定，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她的全部亿万居民突然被一场地震吞没，并且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富有人性的欧洲人在获悉中国发生这个可怕的灾难时会受到什么影响。我认为，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人遇难表示深切的悲伤，他会怀着深沉的忧郁想到人类生活的不安定以及人们的全部劳动化为乌有，它们在顷刻之间就这样毁灭掉了。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话，或许还会推而广之地想到这种灾祸对欧洲的商业和全世界平时的贸易往来所能产生的影响。而一旦完成所有这些精细的推理，一旦充分表达完所有这些高尚的情感，他就会同样悠闲和平静地从事他的生意或追求他的享受，寻求休息和消遣，好像不曾发生过这种不幸的事件。那种可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小的灾难会引起他某种更为现实的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倘若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亿万同胞，他就会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

广义而言的人的道德局限性特指人的自私性，斯密既没有对其感到失望也不认为它们需要改变。它们被当作生命内在的事实和人的观念的根本性局限。基本的道德和社会挑战在于在这种限制下充分利用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浪费精力去尝试改变人性 — 这种尝试在斯密看来是徒劳且无意义的。比如，即使有那么一点可能使欧洲人痛楚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全部痛苦的话，这种感同身受也是“完全无用的”。斯密认为，除了使他“痛苦”以外，这种同情对中国人没有任何好处。斯密说：“看来，当神使我们承受自己的痛苦时，他认为有此已经足够，因此，不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分担别人的痛苦，至多鼓励我们致力减轻这些痛苦。”

斯密并不认为人性是某种能够或者应该被改变的东西，他尝试在这种限制条件下找出能够带来人们所希望的道德和社会福利的最有效的方式。斯密探讨道德行为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与他后来探讨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虽然他是一名道德哲学教授，但是他的思考程序已经同一名经济学家一样了。然而，有限的观念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之中。从政治的角度对有限的观念做出的最好归纳，或许是与斯密同期的政治学家埃德蒙·柏克所谓的“所有人造物的根本缺陷”，即事物的本质之中固有的缺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人类的许多制度，甚至是那些最完美的制度，都有缺陷和优异之处 — 坏的和好的倾向。这来自创制者 —人 — 的不完美。

回到亚当·斯密的例子。如果每个人的行动（act）都表现得好像自己的小指头比其他上亿的生命更加重要，那么一个社会的运行就显得不人道了。但是，这里的关键词是行动。

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那么无耻而盲目地偏向自己” ，亚当·斯密说，即使那是我们自发的或自然的感情倾向。根据斯密的观点，在实践中，人们时常“为其他人更大

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这样做是因为要献身于道德原则、荣誉和高尚的信念，而非因为爱邻人如爱自己。

通过这样的人为干预，人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形象或内心需求而被说服去做他本不会为了同伴的利益而去做的事情。简而言之，斯密认为这样的信念是以最低的心理成本完成道德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尽管事实上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斯密的回答在本质上是经济学的一套道德激励体系、一系列权衡，而非通过改变人来获得真正的解决方案。有限的观念的一个标志就是它在权衡中处理问题，而非提供解决方案。

在他后来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斯密探讨得更深入。经济为社会带来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意间造就的，然而也是在竞争的压力和个人收益动机之下系统性地从与市场的互动中生成的。道德情操仅仅对法律的一般框架的塑造来说是必要的，在这一框架中系统性的程序才可以持续下去。

在斯密所设想的有限性下，人可以被诱导为他人创造利益，其原因最终可归结为自我利益，这是另一种对人的理解方式。这不是一种原子式的理论，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可加总为社会的利益。相反，经济和社会的功能要求每个个体为他人做事，而这些行动背后的简单“动机” — 无论是道德的还是经济的 — 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斯密对道德和经济的分析之中，人们完成工作的动力是激励，而非天性。

无限的观念

18 世纪的书中可能没有哪一本像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那样站在了亚当·斯密的关于人的观念的对立面。这本著作无论是从其命运还是其内容来说都是非凡的。它1793 年在英格兰一经出版便获得成功，然而不到 10 年，又因英国人对在法国大革命中深受欢迎的理念的敌视而遭到冷遇，尤其是在法国成为其战争敌国之后。到两国长达 20 年的战争在滑铁卢终结之时，葛德文及其著作已退至知识分子生活的边缘，而他随后又因为对雪莱的影响而知名。然而，从18 世纪“理性的时代”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葛德文的论著那样如此清晰、始终如一和系统地阐明了关于人的无限的观念。

在亚当·斯密那里，道德的行为和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只可能因激励而被唤起，而在威廉·葛德文那里，人的理解力和天性能够有目的地创造社会公益。葛德文认为，利他目的是“美德的本质”，而这种美德又是通向人类幸福的道路。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公益几乎不值得关注，葛德文关注的是人的无限性。这种观念认为，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其他人的需求比他自己的需求更重要，因而能始终如一地采取毫无偏私的行动，即使牵涉到了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这并不是对大多数人目前的行为方式的经验概括，而是对人类潜力的基本性质的陈述。

按照无限的观念对人性的设想，承认当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它是人性的一个永久特征。葛德文说：“毫无疑问，相对于他人更高层次的利益，人类还是更看重自己较低层次的利益；但是，这种偏好来自环境因素的组合，而不是我们本性中不变的必然法则。”

葛德文看重的是“人今后可能发展成为的样子”，这与柏克的观点相对：“我们不能改变人和事物的本质 — 但是，必须在它们的基础上尽己所能地行动。”

葛德文认为，如果可以直接实现那些斯密通过社会激励间接实现的目标，社会设计的激励措施就是无价值和不必要的权宜之计：“如果 1000 人将会受益，我们就应该想到，相比之下我只是一个原子，并相应地进行推理。”斯密认为人的自私是给定的，而葛德文则认为用来应对自私的激励制度本身就在促进这种自私。应该着力追求的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让人们做正确的事，因为它是对的，而不是因为有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回报 — 不是因为有人“将自身利益的筹码附加于其上”。

由于对人类尚未发掘的道德潜能持有无限的观念，葛德文不像斯密那样关注在目前的状况下什么是最直接有效的激励措施。真正的目标是更高的社会责任感的长远发展。如果直接有效的激励措施阻碍了长远的发展，它们的收益就是短暂或虚幻的。在葛德文的观念中，“对回报的期望”和“对惩罚的恐惧”，“本身就是错误的”，并且“对思维的改善有害”。葛德文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de Condorcet）的支持。后者是同时代无限的观念的另一名典范，他全然拒绝如下理念 — “充分利用偏见和邪恶，而不是努力消除或压制它们”。孔多塞追溯了其对手关于人性的观念 — 他们把“自然人”及其潜能与当下的人混为一谈。这种“错误”，“被偏见、人为的激情和社会习俗所腐蚀”。

权衡与解决

谨慎 — 小心地权衡，在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中的地位全然不同。在有限的观念中，权衡是我们所渴求的一切，谨慎是最高的义务。埃德蒙·柏克称其为“所有美德之首”。“没有什么是好的，”柏克说，“只是比例和参照物不同罢了。”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权衡。相比之下，在无限的观念中，道德改善没有固定的限制，谨慎的重要性较低。葛德文对于“那些道德家” — 可以想象得到，这里指的是斯密 — 来说几乎没有用处。“他们只想用不带感情的谨慎

行事和唯利是图的自利考量刺激人们行善”，而不是试图激发“我们本性中慷慨而宽宏的柔情”。

无限的观念中暗含着这种理念，即潜能与实际情况非常不同，这意味着存在能够开发潜能的手段，这种手段或被发明或被发现并以此来改善人性，以至于人们将出于正确的原因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精神或经济回报。孔多塞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念。他宣称，人最终能“通过一种自然的倾向担负起责任，而现在担负起这些责任需要耗费精力并做出牺牲”。因此，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取代无关紧要的权衡。

简而言之，人是“能够完美的”——这意味着可以不断改善，而非在实际上达到绝对的完美。尽管不能为这一程序“设限”，葛德文认为，“我们却能够越来越接近”。对于他来说，人毋庸置疑“在公正和美德方面有着出众的能力”—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人，也包括“整个人类”。

必须努力“唤醒人类沉睡的美德”。而奖励当前的行为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孔多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类至臻完美的能力，”他说，“确实是无限的。” “人类思想的进步”是孔多塞反复提及的主题。他承认“人的智力是有限的”，没有人能够在度量或分析中知晓“自然的所有事实”或者“掌握最精密的手段”。但是，根据孔多塞的观点，尽管人类的思维能力最终存在限制，但是没人能具体说明这个限制是什么。他对洛克“竟敢为人类的理解力设限”感到愤慨。作为数学的信徒，孔多塞认为至臻完美的能力类似于对一个数学极限的无限趋近。

尽管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人们已渐渐不再使用“至臻完美的能力”这个词，但是这个概念仍然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未做任何修改地保留到现在。对于当代许多思想家来说，“人类是高度可塑之材”这一观念依然居于其理论核心。这些思想家都持有无限的观念。“解决”（solution）这个概念依然是这一观念的核心。不再有必要进行权衡时，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即使为了找到这个解决方案曾经付出了代价。所谓解决，实际上就是为了证明最初的牺牲或过渡性的条件是正当的，否则，它们的存在会让人难以接受。比如，孔多塞预期最终“每个人的利益与所有人的利益将调和统一”——因此“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再艰辛”。人可以在对社会有益的处置的影响下行事，而不是简单地对未被言明的激励做出反应。

本文选编自《观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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