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智锋

 

 

 

 

    现今世界，宗教的全球复兴与全球化的迅速扩张相伴，其中两种景象尤其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基督教的五旬节运动和伊斯兰的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的民族主义”的盛行。全球化挑战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治理能力，同时由于世界体系里中心——边缘格局的存在，全球化在制造着一大批获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少的失败者。全球化在塑造着一种全球文化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以抗衡这种强势的文化。

    宗教的全球复兴，一方面带来了全球的福音。宗教成为了民主化的重要动力，推动着威权政体的消退和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也似乎在印证着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推动着第三波的民主化进程，使得天主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宗教。宗教也改变着原来以血缘和宗族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女性渐渐获得更多地权利。教会的网络也成为成长中的市民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宗教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与之相配的道德品质，重视教育、诚信、节俭和把工作当成神圣呼召的伦理，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可见，宗教正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本，推动着转型社会的变革，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变迁。最后，宗教也为人们提供现代化的避难所，为人们提供新的群体认同。有关宗教的正面作用的论述，可以参考有关宗教和社会资本的讨论，宗教和民主化的讨论以及宗教与民主的讨论。^[1]

 

    另外一方面，宗教的全球复兴，也引起了不少灾难。与全球化相伴的是全球宗教的复苏，不仅激发了新的宗教热情，而且也改变着世界政治的既有格局。它既推动了基督教的重心南移，也加深了人们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原教旨主义，已经超出某种宗教的范围，成为了一种各宗教均有的普遍现象。它已不是一种对世俗化退缩型的拒绝，而是一种要变革甚至征服世俗社会的武装力量。宗教正挑战着世俗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并要用宗教的民族主义取代世俗的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这带来了政治的不稳定和地区的冲突。虽然这并不是宗教间的战争，也不是宗教引起或者为宗教而战的战争，但是宗教为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和认同基础，同时也加剧了暴力的程度。宗族为武力辩护，因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或政治战争，而是一场具有宇宙论意义的正义与邪恶的对抗，每一个信徒有义务为此奉上神圣的祭物。这种暴力的冲突往往难以妥协，它直接威胁到基本的人权和地区的和平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

 

    这些都表明了宗教与全球化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在一个宏观过程和趋势里，它涉及到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全球化与世俗化的关系。它要求学者们回答全球化对宗教以及其所存在的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宗教在全球化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种复杂的互动中，全球化本身存在着正面的效益和负面的效应，宗教本身也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作用。这种复杂的互动促使我们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全球化的动力机制与宗教复兴的动力机制存在何种联系？在何种条件下，宗教的复兴会带来灾难而非福音？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对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作出一个初步的总结与评析。

 

 

    当学者谈及全球化的时候，都会按领域划分成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并强调信息、知识、资本、人员、货物或服务等诸要素的全球流动。尽管全球化的确对民主国家的主权提出挑战，几波的民主化浪潮以及以人权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干预也仿佛在印证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国际社会的兴起，但是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如欧盟一样的地区一体化能否带来实质意义的政治全球化，如今仍是值得怀疑和观望的。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跨国公司和组织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经济全球化也是最为显著的全球化现象。与前两者相比而言，文化的全球化却往往更为复杂，也倍受争议。学者往往把全球化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结合在一起，并用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这个新词来概括这种复杂的互动。但是经济的全球地方化与文化的全球地方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压力，并以优于一国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因为按照后发展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尽管参与（engagement）会遭受剥削，但脱钩（detachment）不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后者更多则是对全球文化的拒斥，甚至是要创造一种替代性的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因为这种全球文化往往以世俗化的面貌出现，冲击传统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带来道德的滑坡和共同体的瓦解。经济的失败和政治的不稳定，不仅使线性发展的神话幻灭，更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反感。因为美国拥有着世界的霸权，全球化在很多学者看来是美国化的代名词。这种观念也为一般的民众所共享，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化的同义词，并认为受到美国主义毒害的本国精英所推行的世俗化改革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于是，回到过去，变革现状，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成为了新的良方。改革派成为了传统的背叛者，保守派成为了原教旨的（fundamental）的阐释者，这便是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深层根源。宗教使得这种派系和路线的分歧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它们也被建构成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世俗化的改革使得宗教被边缘化，而宗教又给被边缘化的群体赋权（empower the powerless）。全球化只是加剧了这种复杂的互动，并使它超越一国的国界，成为全球的现象。

 

    宗教与全球化存在复杂的关系。但由于过去把现代化和世俗化简单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学者得出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以宗教为代价，宗教的发展必然带来宗教衰亡的结论。但随着世俗化命题的衰落，人们也开始重新反思宗教和现代化的关系。现在的研究至少发现了以下几种关系：①现代化不一定带来世俗化的结果。[2]。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正相关关系只存在欧洲，欧美的差异是与宗教的特性以及一国的政教安排有关。很多学者发现抛弃宗教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们用多样的现代性来描述宗教推动现代化的现象。[3] ②全球化不一定带来世俗化。全球化只是促进了要素的全球流动，是在全球流动的要素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按照贝格尔的研究，全球文化中的达沃斯文化、教授文化的确成为了世俗化的推动者，但是全球化本身也推动了五旬节运动传播和伊斯兰的复兴。不过，欧洲是一个例外。全球化带来的压力推动了欧洲化的进程。在贝格尔看来，欧洲化的进程本身也推动着世俗化。[4]③全球化不一定带来发展，有时反而会带来倒退。如果精英们推行的世俗化改革失败，那么被边缘化的宗教会藉着宗教民族主义去改变这种不具合法性的改革。这便是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兴起的时代背景，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自从贝格尔主编的《世界的非世俗化》出版后，全球宗教的复兴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其实之前大卫‧马丁有关五旬节运动的研究，麦克拉瑟资金会支持的“原教旨主义项目”（fundamentalism project）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全球宗教的复兴及其影响，只是贝格尔对他们的发现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并对这种复兴背后的文化根源给出了分析。贝格尔认为现代化破坏了社会的不证自明性（taken-for-grantedness），任何能够重建这种确定性的宗教都能够在这个已经预备好的市场得到发展。[5]

 

    在全球宗教复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的五旬节运动和伊斯兰的全球扩张。它们的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带来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宗教力量。要分析宗教复兴带来的影响，不能不考虑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景象。五旬节运动源于北美新教内部，它强调圣灵充满，说方言和治病赶鬼，对其概括上学界主要采取两个具有微妙区别的标签：灵恩运动和克里斯玛运动。后来这种运动渐渐地从新教影响到其它宗教，也从北美大陆扩张到世界各地。这种传播往往在原来不是基督教的地方得到更快的发展。不同于五旬节运动，伊斯兰教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原来的伊斯兰国家里，而且增长不少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伊斯兰教的增长往往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而五旬节运动的发展则往往与正面的效应联系在一起。这种正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督教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也似乎在印证着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宗教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与之相配的道德品质，重视教育、诚信、节俭和把工作当成神圣呼召的伦理，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②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动力。基督教正不断地挑战着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教会也成为一个公共参与的学校，不断地培养民主的思想和公共参与的技巧。③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它也改变着原来以血缘和宗族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女性渐渐获得更多地权利。教会的网络也成为成长中的市民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五旬节运动种宗教正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本，推动着转型社会的变革，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变迁。最后，宗教也为人们提供现代化的避难所，为人们提供新的群体认同。伊斯兰教的复兴的效应，与五旬节运动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集中论述。

 

    此外，宗教复兴的效应不仅因不同宗教而异，而且也与其他变量相关。宗教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会因着不同的宗教传统、宗教性水平和方式的差异以及宗教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存在差异。例如，因着信仰传统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犹太教——新教——天主教曾是解释美国民众政治差异的核心方式。随着“文化战”的争论，学者也发现美国开始走向分裂和极化，而宗教性（以教堂出席率来衡量）的差异成为了这种极化的重要影响变量。[6]后来的学者还发现，不仅宗教性水平的差异能够解释美国的极化现象，而且宗教性的类型（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宗教性）也能解释其中的不同。[7]于是宗教复兴的效应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这些重要的变量一起考虑。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的正负面效应和宗教复兴的正负面作用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更多有趣的结论。

 

 

    人们对宗教复兴的恐惧，一方面缘于过去“宗教战争”留下的阴影，另一方面则缘于新近原教旨主义兴起带来的困惑，这因反恐战争建构的“文明冲突”的观念而加剧。本部分主要通过对宗教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文献进行归纳，去理解全球宗教复兴负面效应的动力机制。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很多学者不太同意用这个原来用于指代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概念去描述和概括这种兴起中的全球现象。例如，贝格尔更倾向于使用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回归传统，去重获不证自明性的运动。但是“原教旨主义”项目还是坚持使用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现象存在一种家庭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一种可以识别的样式，但是他们认为“traditionalism”, “conservatism”, “orthodoxy” , “orthopraxis”, “extremism”, “restorationism” 和 “primitivism”都不是太恰当的概念。[8]经过微小的修改，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强势宗教（Strong Religion）中，Almond、 Appleby 和Sivan等人把原教旨主义界定为“一种可以识别的宗教暴力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那些自我定义的‘真信徒’们一方面竭力捕获那些破坏宗教认同的人，另一方面又竭力增强宗教群体的边界，并同时创造一种可见的、针对世俗机构和行为方式的替代性选择”。[9]

 

    尽管学者对概念本身存在争议，但是他们基本同意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宗教回应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现代现象，正如卢伦斯（Bruce Lawrence）在《上帝的护卫者》在上帝的（ Defenders of God）所说的这是一种有历史前人（historical antecedents）却没有意识形态先驱的现象。世俗化所带来的宗教的边缘化和宗教身份的腐蚀，使得宗教信徒躲进了德性之墙（the wall of virtue）的后面，并以这个洞穴作为阵地以不同的策略对外面的世界进行回应。这种运动按照其策略可以分为：征服者（Conqueror），变革者（ transformer），世界的创造者（ creator）和拒绝者（ renouncer）。根据Appleby等人的总结，这种运动有以下九个特征：五个意识形态特征——回应性、选择性、道德二元论、绝对主义和文本的无误论、千禧年主义和弥赛亚主义(reactivity, selectivity, moral dualism, absolutism and textual inerrancy, Millennialism and messianism) 和四个组织的特征——挑选的成员、清晰的边界、威权的组织结构和被训诫的行为方式(elect-chosen membership, sharp boundaries, authoritarian organization, behavioral requirements)。 [10] 是否具有民主制度作为抗争的出口，宗教问题是否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影响宗教暴力程度和宗教回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下，往往会得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连，宗教是民族认同的核心的结论。这种观点认为宗教在民族之内和民族之下。但是实际生活中，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宗教不仅是与民族相连的一个因素，而且也是民族主义的修饰语。[11]宗教的民族主义便是对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反叛。宗教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有着相似的逻辑，前者在“原教旨主义项目”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

    那么宗教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宗教战争”和“文明的冲突”？这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所谓的“宗教战争”和“文明的冲突”是不是真正的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什么样的原因导了所谓的“宗教战争”和“文明的冲突”，其中宗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所谓的“宗教战争”和“文明的冲突”在其概念中预设了宗教导致了战争，冲突以文明划界并在文明交界处最为显著的命题，但是这些概念和命题只是一些模型化的标签（stereotype），本质上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这些战争不是简单的缘于宗教、为了宗教并由宗教来组织的战争。其实，我们不能离开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去谈论“宗教战争”。近代以来随着宗教改革而来的基督国（Christendom）的瓦解和宣信国家的建立（Confessional State），在一个宗教多元的情况下，国家往往与某一种宗教认同起来。为了保持国内的统一以及国家在对外关系的独立，兴起中的民族国家往往对其国内的“宗教异类”采取了高压的政策，这呈现了一幅民族国家产生与宗教迫害、宗教战争相伴的历史图像。然而在后来的启蒙运动的叙述逻辑中这种复杂的历史往往被遮蔽，宗教成为了一切问题的根源，国家则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出路，并以“和平的护卫者”（defender of peace）身份来宣告对一切暴力的合法性垄断。

    现实中宗教的确加剧了冲突的暴力程度，冲突的双方也往往以宗教划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成为了冲突的根源，宗教只不过起到了催化剂和标签的作用。宗教之所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宗教往往是群体认同的核心，而且宗教往往给冲突赋予宇宙论的意义，并把它建构成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这使得冲突双方不可妥协，并不宗教的热情转化为圣战的激情，从而使冲突的暴力程度加剧。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对实际的政治文化动力，去简单地怪罪于宗教的复兴。

 

    宗教对全球化的影响，或者全球化给宗教的挑战和机遇是学者论述比较多的话题。学界基本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进行全球化的宗教研究（Robertson and Scholte, 2006），另外一种是研究全球宗教（Juergensmeyer and Roof）。[12]

    但是全球化对宗教的变革这个话题却往往被学者们忽视。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全球化对宗教的变革往往是间接的，是通过对宗教存在的环境和传播的途径的改变来实现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过程对宗教的变革也一样被学者们忽视。不过，卢克曼的《无形的宗教》和格莱斯‧戴薇《作为例外的欧洲？》是其中的例外。卢克曼认为现代化导致了宗教存在的个体化和无形化，格莱斯‧戴薇则认为英国的宗教已变成“相信却不归属”。那么，相比于现代化，全球化又将给宗教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是否也像现代化一样带来宗教的私人化和“相信却不归属”的吊诡？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笔者仅对此作一些简单的论述。

    格莱斯‧戴薇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向度、多中心的历史发展，在此宗教占据一个中心的地位。^[13]宗教能通过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一种趋向特殊化，强调文化的特色；另外一种则强调全球普世合一（欧盟和国际教会协会）。^[14]全球化也变革着宗教。原教旨主义和五旬节运动的全球扩散表明宗教既作为现代性的载体，也作为现代性反作用。^[15]在《全球宗教》一书中，Juergensmeyer指出全球化对宗教的影响：①宗教因着全球化，逐渐地向全球扩散，已成为了全球的宗教。宗教已超越国际，在全球范围里与其它宗教互动。人员的流动，带来了全球的diasporas，使得一国的宗教变得更加多元，它正改变着传统。[16]②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全球化带来的是宗教的全球表达。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全球的diasporas的形成，推动了宗教的全球传播，迫使我们必须用全球的眼光去理解宗教。[17]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宗教暴力的扩张，正在对抗全球宗教的形成。宗教也成为了反对现代性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力量。[18]③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全球行动者，宗教的地位也变得越发重要。[19]

    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宗教的变革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了宗教的分布，带来了不均衡的发展。值得注意的，这次全球宗教的复兴是不均衡的。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南半球。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复兴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宗教派别上，比较显著的是五旬节运动和伊斯兰教。这次全球宗教复兴不仅带来宗教信徒数量的增长，也带来宗教分布的变化和宗教重心的转移。根据Jenkins的研究，随着数量的变化，基督教的重心已发生南移。此外，南北的基督教在宗教性方面、伦理的保守程度、宗教表达的特征方面都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南北基督教的内在张力将会如何影响基督教的发展以及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现在可见的是，随着拉丁裔的天主教徒移民到美国，美国的政治文化格局已经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二是推动了宗教的公共化，促使公共宗教和全球宗教的出现。这次宗教复兴还伴随着一个宗教公共化的趋势，这也在挑战世俗化命题集里的“宗教私人化”的命题。[20]卡萨诺瓦（Joseph Casanova） 认为天主教具有一种新的、全球的维度。世界天主教的罗马化和罗马的国际化成为了这种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不可分割的过程。全球化、国家化、世俗参与和自愿地非国教化（disestablishment）使得天主教的朝向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更重要的是全球的公民社会。[21]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的效应以及宗教复兴的效应是有条件的，不同的发展背景也会导致宗教效应的差异。全球化过程、世俗化过程以及现代化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互动，在不同的背景下导致了不一样的宗教效应。全球化会挑战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管制的能力，但它所推动的自由市场也同时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机会。在存在着中心——边缘等级机构的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获得的机会是不均衡的。中心国家一般会因其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机会，但边缘国因着其本身的实力和自身的发展也有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于是，在这个全球竞争中，一部份国家成为了成功的国家，一部分国家成为了失败的国家。对于失败国家，挑战是更为巨大的。因为经济绩效往往成为很多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所以经济的停滞或衰退往往会引发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不仅是执政当局的危机，还是发展道路的危机。世俗精英所推动的现代化改革因不能兑现其承诺，会使人们怀疑甚至挑战这种以传统为代价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宗教精英往往失去权力，宗教也往往成为被扬弃的对象）。宗教作为一种合法性基础，成为了现存秩序合法性的重要挑战。这就是宗教的民族主义取代世俗的民族主义背后的动因，也是原教旨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兴起的重要根源。他们都以宗教为资源，不惜借助暴力变革现状，最终实现一个以宗教为蓝本的替代性方案。

   

    其次，不同的宗教运动带来的效应是不一样的。对比五旬节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两者虽然同为现代化的产物，但它们的意涵（implication）是很不一样的。五旬节运动，作为一种欧洲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和本土文化杂交的产物，能够迅速地打破地域、文化和宗教的界限，成为一种本土的运动。这种运动变革了性别的角色，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道德的规训（moral discipline），使得人们能够在腐败衰退的经济中存活下来，并进而为第二代人经济的成功奠定基础。它所提供的个人选择和市民技巧（civil skill）的训练，也为威权政治的转向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预备条件，成为了一种能“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社会资本。原教旨主义虽然也利用现代的技术，不同于作为现代性载体的五旬节运动，它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拒斥和强力的重构。它不仅没有向五旬节运动打破界限，反而使得界线变得锐利，并用一堵德性之墙构建了世俗世界的一块飞地（enclave）。这种武力的原教旨主义往往成为了很多地区冲突和宗教暴力的诱因。

   

    因此，要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复兴的效应，必须首先弄清楚全球化的性质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其次要弄清楚宗教复兴的社会文化根源，以及宗教效应的社会文化背景。全球化造成了时空的收缩，带来了一种共时性效应，也就是一国或一地区发生的事情会迅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全球化也冲击了既有的边界，挑战着国家的管制能力和合法性基础。全球化同时也挑战着原有的身份认同，造就了一些全球的行为体。全球化过程与现代化过程的复杂互动，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最终产生了福音和灾难两种不同的结果。

 

    全球化和宗教复兴的正负面效应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笔者自己绘画。)

 

 

    宗教的全球复兴是与全球化过程相伴的，主要体现为五旬节运动和伊斯兰教的全球复兴。全球化挑战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治理能力，同时由于世界体系里中心——边缘格局的存在，全球化在制造着一大批获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少的失败者。全球化在塑造着一种全球文化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以抗衡这种强势的文化。全球文化中的达沃斯文化、教授文化的确成为了世俗化的推动者，但是全球化与世俗化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相反，全球化带来了多样的现代性，现实中具有不同宗教传统的国家也走向了多样的现代化道路。对于被削弱了的民族国家，宗教也挑战着其意识形态基础——世俗的民族主义，宗教的民族主义成为了它的替代。世俗化的改革使得宗教被边缘化，而宗教又给被边缘化的群体赋权（empower the powerless）。宗教使得国内派系和路线的分歧具有了宇宙论的意义，它们也被建构成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全球化只是加剧了这种复杂的互动，并使它超越一国的国界，成为全球的现象。

    全球化推动了信息、知识、资本、人员、货物或服务等诸要素的全球流动，也改变了一国生存的环境和人们的认知模式。国内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全球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的问题因着这些要素的全球流动也逐渐成为全球的问题。

    全球化改变了宗教存在的环境，也变革着宗教的传播方式，推动着全球宗教的出现和宗教的公共化。全球化正改变着宗教的分布格局，基督教重心的南移也在重塑着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宗教（如天主教）正改变着过去与民族国家结盟的倾向，逐步转向公民社会，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推动者。

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宗教复兴既带来很多正面的效应，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前者主要包括推动了民主化浪潮，作为社会资本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和制度的运作，宗教催生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推动经济的发展。后者主要包括原教旨主义带来的宗教不宽容和宗教加剧的暴力，宗教民族主义带来的国家合法性危机和社会的不稳定。宗教是福音还是灾难，不仅会因宗教而异，也会因宗教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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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Almond, Appleby and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2003).

2. Beyer P. 2001. Relig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3. Beyer P. 1993 Religion and Globalizaton

4. Grace Davie,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5. Ingl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6. Jose Casanova, Public Relig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1996).

7. Juergensmeyer and Roof, Encyclopedia of Global Religion.

8. Juergensmeyer, Global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9. Jue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s.

10. Marty and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and State (Chicago, 1993).

11. Marty and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Comprehended (Chicago, 1995).

12. Marty and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Chicago, 1991).

13. Peter Berger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99).

14. Richardson, J. 2004 Regulating Religion.

15.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