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衡潭

 

    中国家庭教会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景观，特别是近年来。一方面，它在国内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压抑、甚至逼迫，另一方面，它在国外又受到了支持、鼓励，甚至激赏。一方面，它在国内有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还有很多的不成熟，甚至其中也夹杂了异端。一方面，它在埋头苦干，勤奋工作，另一方面，它对自己的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总结与反思，特别是对自己活动的影响与功效，对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在中国社会未来的前景等问题缺乏深刻的思考、明确的展望与积极的准备。所以，至今，它没有产生自己系统而独特的神学，也没有形成较大规模常规而有效的组织体系，也没有出现成熟的宗派，这种现状，对它的发展和壮大，是十分不利，甚至存在着极大的危机与隐忧。究其症结，本人认为，乃在于不少中国家庭教会一直存在的比较强烈的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倾向。它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坚固信仰，扩大福传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倾向就显得越来越与时代和环境不相适应，越来越有碍于福音在中国社会中生根与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倾向已经激起了政府过度戒备和防范的心理与举措，也引起了部分民间社会的误解、恐慌与敌视。的确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倾向做一番反思与清理。

 

    一、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倾向的表现形式

 

   （一）信仰上的独断

 

    一些中国家庭教会在解经方面，一些传道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领受片面解经，却认为自己所属教派是圣经真理的惟一掌握者，轻视或否定其他教派对圣经的解释，拒绝或者反对教派和宗教间对话，拒绝或者反对基督教合一运动。如《生命季刊》上就有人撰文说：“巴比伦意为混杂，今天中国的耶洗別的教训，公开提倡基督教与世界宗教大联合，先是鼓吹赞成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大联合（見《天风》1994年6月份，‘为教会合一创造条件’）。为万教合一鸣锣开道（1995年1月《天风》‘和平盛会喜空前—第六次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剪影’）。今天中国耶洗別的道路，正是向这个方向迅速地滑下去，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向神忠心的众仆人、众圣徒的警惕吗？”[①]

 

   （二）组织上的不民主

    1. 以传道人为中心的组织管理模式

    中国家庭教会有不少是由传道人建立发展起来的，传道人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权威：不仅是在圣经解释上的权威，在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中也是权威。在基层教会中，传道人的这种权威地位更加明显。这样，在基层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中容易形成传道人一言堂的现象。信徒的意见和需求不容易表达出来，更难以被采纳和实行。这样，产生许多盲点和危险。如有些传道人并不了解信徒的实际需要，传讲的信息没有针对性，不吸引人，不能造就人；信徒对传道人的依赖太强，离了传道人，信徒不知所从，而传道人一旦走偏，影响的是一大群。

    2. 不注意教导方式的倾向

    在信徒的牧养、教导方面，家庭教会普遍要比三自教会积极和有效。在三自教会，往往只有一周一次的主日聚会，而且一个教会有两到三堂，信徒接受的信息不多，交通的时间也少。而在家庭教会，除了主日的聚会外，常常还有各种形式的查经班和培训班，这对信徒成长和成熟都很有帮助，但教导中也出现忽略方式与效果的倾向。有些传道人忠心耿耿，事工勤勉，宣讲热情，但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对象的接受程度，也没有在传讲的方式上多下功夫，而传讲的信息不够集中精练，而往往又将讲道的时间随意延长，就难免事倍功半，效果不佳。[②]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有的传道人不是理性地检讨自己在方法处理上有什么不当和时间安排上有什么失误，而是一昧地寻找灵性上的根源，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不够敬虔和魔鬼的干扰，单纯依靠祷告来了结。所以，这样的局面往往还重演，得不到明显的改变。

 

   （三）对世界和文化的排斥态度

    1. 对世界的排斥，包括对政治、对政府管理的绝对排斥

    在2003年12月的《生命季刊》上，刊登了已故以巴弗老人的一篇旧文，该文强烈坚持教会与世界的分别，与世界的对立：“圣经告訴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是神的教会（林前11:2；林后21:1），而不是属于世界的某种属世的“宗教团体”（約17:14，16），教会不属于世界，如同主自己不属于世界一样；”[③]以巴弗老人是一个遭受多年磨难的基督徒，其思想在家庭教会中具有一定普遍性，此文的重新发表也反映了当前部分家庭教会和海外教会的立场。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就会排斥与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的关联，特别是排斥政府的管理，不希望与政府的有任何关联。其实，在中国政府内，有过取消三自运动委员会，让所有教会在民政局登记的动议，但家庭教会的立场和态度则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2. 与社会生活相对隔膜

    还有一些家庭教会领袖表现出了对当代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隔膜与排斥。“尼布甲尼撒梦见的金头铁腿大像（代表人类文明遗产）到主再來以后要被‘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但2:35）。”[④]“人类的肉身是被罪和死的律（又称肢体的律）所辖制。肉体中沒有良善，因此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罗8:7）；属肉体的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不能得神的喜悅（罗8:7-8）。不但从以上经文看人的肉体实在沒有良善，而且這也是保罗的亲身经历以及教会近两千年來任何一个蒙神怜悯、追求圣洁的圣徒的共同的经历。”[⑤]这种解经完全是个人化的，与传统的神学解释相去甚远。它直接把基督教信仰与人类文明对立了起来，把人的精神与肉体视为水火不容。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倾向，它不利于基督徒在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而会导致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的反感。

    不少家庭教会一直强烈地反对社会福音派，认为它是最危险、破坏性最大的异端，而三自教会就是社会福音派的大本营。应该说，这种对社会福音派的全面否定态度是不太公正的，其实社会福音派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他们的出发点和初衷是要使基督教的名与实合一，使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合一，让基督教信仰在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正如吴耀宗所说：“我们要揭橥宗教的本色，铲除宗教的虚伪，要把充满生意的宗教，灌注在人生活的各方面里，以建设未来的理想社会。”[⑥]不少家庭教会领袖往往把这些内容忽略了，而一味指责社会福音派偏离了圣经的教导。他们的思想观点对普通信徒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一些家庭教会中，信徒对信仰忠诚与坚守不是体现在积极投入社会、拓展空间的进取行动中，而常常表现为一种退避的姿态与行为。他们没有主动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彰显主的荣耀，作光作盐，而是希望退回到个人的信仰生活，保守心中的一片净土。信仰生活成为生活中特殊的一个方面、一个角落，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没有展开为生活的全部。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成就的基督徒还不是很多。

    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忽略与轻视

    中国传统文化在家庭教会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基督教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问题还没有进入家庭教会的议事日程中，其间倒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简单粗暴处理的情况，如将中国传统中的龙的形象解释为圣经中的古龙——蛇——撒旦。在教会中，如果慕道友提“龙”和“龙的传人”，常常会受到信徒的反对和抨击。海外的一些传道人也强化了对这一形象的负面认识：如远志明的《神州》影片和他的一些书中就称“龙”为“恶龙”。在《十字架》影片中，有个传道人甚至说：我们明明是神的儿女，这里楞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明确地将二者对立了起来。其实，“龙”和“龙的传人”这样的称谓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只是表示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而完全没有了图腾崇拜或偶像崇拜的意味。如果说，在当今之世，意大利人仍然可以以他们是狼哺育的后代而自豪，阿尔巴尼亚人也以山鹰之子而骄傲，就是在美国加州人可以也以狗熊形象来自我标榜，那么我们又有何必要对“龙”和“龙的传人”这一称谓而大加诛伐呢？相信这样做，只能损害中国人的传统感情，造成信者与不信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此外，在一些家庭教会中还存在着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倾向。还有一些人反对在赞美中采用摇滚等现代音乐。

 

    关于怎样看待“世界”的问题，赖德教授在他的《新约神学》中有过仔细的讨论。他指出保罗对“世界”（Kosmos）一词有5种不同的用法。第一，是指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第二，指地球，人所居住的地方，历史的舞台。第三，指人类，既居住在地球上的这个人类社会。第四，指沉沦罪中、与神为敌的人类。第五，指人的各种世俗关系，包括婚姻、买卖、忧乐等等。上面提到的一些家庭教会领袖的文章显然没有对“世界”（Kosmos）一词做仔细的梳理与区分，从而得出了极其简单化的结论。赖德教授认为：保罗并不同意希腊式的将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世界观，他把物质界也纳入救赎的范围之内，反对从世界中逃离，过禁欲主义的生活。世界本身并非罪，有罪的是人对世界的不正确态度，人把世界放到不正确的位置。“只有在世界将自身置于神之上并且拒绝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主所创造的时才是有罪的。哪里人蒙救赎，哪里人就不再仅仅是有罪世界之一部分而变成了神国的公民。”[⑦]

    对于那种完全排斥世界和文化的态度，杨牧谷先生在评价王明道、倪柝声等早期牧人的神学思想时也有过一段中肯的分析：“虽然这一派的人通常都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本色化教会，而他们牟养以至发展教会的方法，也非常成功，但他们反文化的态度，和双手把整个创造界的主权让与撒但（透过人的堕落）的神学，在在都勾消了任何本色化神学的可能。……硬把世界与教会断然分割，就显出这种形态的教会人士大大缺乏一个正确的创造论和文化观了。”[⑧]这段话很值得当今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深思。

 

    二、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形成的原因

    （一）历史渊源

    1. 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欧美的大奋兴运动；英国戴德生内地会注重个人得救的传统。

    整个19世纪的来华传教事业，都受到18世纪至19世纪初风行于欧美的大奋兴运动的推动与影响，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多属敬虔派，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个人灵魂的得救，[⑨]最推崇的品德是信心。他们之中的杰出者有英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受恩（Miss M.E. Barber）[⑩]，美国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雅裨理(Rev. David Abeel)、纪好弼（Dr. Rosewell H.Graves）等。他们的神学思想、为人品格、传教方式和管理模式都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很大的影响。

    戴德生，1832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盆宁山区附近，他们家从曾祖父到父亲三代，都是卫理公会的信徒。1853年，他在中华传道会（醒华会）（The 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支持下来到中国，1860年因健康原因返回中国，1865年，在英国创办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在神学思想上，戴德生注重灵魂得救。他认为“人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是拯救人的灵魂，而不是促进物质方面的改善与进步。

    在实际信仰生活中，戴德生强调信心与祷告。人类在地上的工作乃是主藉着人来做成他的工，神知道为神做工者的一切需要，神的工人凭单纯的信心祷告，神就会将所需要的供应给他们。戴德生在开拓中国的传道事业中，曾经遭遇资金匮乏、教案频发等无数困难与危机，但他都靠信心的祷告得以度过和战胜。

    在组织结构上，戴德生重个人的权威与决断。在初期，他是内地会惟一的领袖，内地会发展起来后，他设立了10人做各地区的督导，自己任会长。有人称他是“基督教的罗耀拉”，“彻头彻尾的教皇”。[11]有时候，会有戴德生的个人命令与会员意见大不一致的情况产生。

    在传福音工作上，戴德生看重内地会会员是否为神所呼召，而不要求会员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民众来说，传道人能够传讲基本的福音信息就可以了，所以，他鼓励更多的平信徒出来传道；他看重传福音的动机与热情，而不太重视工作方法与技巧。

    2. 早期传道人的神学传统的影响：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12]

    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传道人都主要受敬虔派的影响（王明道受到过五旬节派的影响，倪柝声则主要继承英国弟兄会的传统，宋尚杰则有很深厚的循道派背景），他们的立场是基要派和纯福音派的，从20年代起他们就坚决抵制自由派和社会福音派，虽然他们在社会的公共层面不占主导地位，也被知识界所忽视，但却得到了许多信徒的认可。这些信徒成为中国基督教的有力潜流，后来的家庭教会也基本上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并且也秉承了他们的许多传统。

    他们在神学观点上，都是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而反对社会改造的。王明道断言：“基督的福音，不是要去改革社会中的一切恶风陋俗，以及种种不良的制度。它的功用乃是使人因信得蒙重生，成为新造的人。”[13]生命的改变，成为新人，不能靠普及教育，提升道德和改良社会等途径来达致，只能靠认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工，不用我们再设什么方法去救自己，也不用我们再在这种救工上加添什么。只要真诚悔改自己的罪，全心信靠那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立时就得救，立时就得重生，立时就有永生。”[14]倪柝声也说：“我们传福音乃是盼望人得救，我们不是盼望解决社会的问题。我们是受主的托付，来拯救每一个失丧的人。”[15]倪柝声将人分为灵魂体三部分，他认为重生是灵里面的事，与魂和体无关。在人未重生时，灵魂体的关系是错乱颠倒的，他的魂管治着他的灵，而魂则受体的支配。重升就是恢复灵魂体原有的秩序并且得着永生的生命。“人黑暗堕落的灵，蒙了圣灵的力，将神的生命加在里面，叫它活过来；这就是重生。”[16]“凡没有因信主耶稣的死，而接受一个超凡的生命，为自己本来所没有的生命者，无论他对于宗教、道德、学问、如何的热心长进，在神看来，那人还是一个死人。凡没有神自己生命的都是死的。”[17]他们把个人得救与社会改造、属灵与属世、天国与世界对立了起来，认为二者是互不相干或者互不相容的。可以说，在神学上，他们关注的基督论，而忽略了创造论，或者说没有注意基督论与创造论的关联。

    王明道、倪柝声、都没有上过神学院，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神学训练，主要是靠自学成才的。王明道早年只强调读圣经，后来观点有所变化，但对西方神学家的圣经注释仍然不太重视；倪柝声的英文程度较高，喜欢阅读西方神学著作，但他却很少承认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宋尚杰在协和神学院念过1年，但其间他被人当成疯子在精神病院住了193天，他的圣经基础也主要是在精神病院靠自学打下的。总之，在解经方面，他们更多强调个人的读经、祷告、默想、沉思，由此而作出个人的解释与判断，而不重参考前人的注释成果和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们多从信仰生活的实际经验和需要出发来研读圣经。这样就难以避免主观性。

    在信仰生活上，他们也都强调信心。倪柝声的信心主要表现在他对贫困物质生活的坚忍。他坚持不领固定薪水，不取稿酬，甚至不接受家人的经济支持，而甘愿凭信心过最简朴的生活。早年时，时常三餐不济，有时饿得晕倒，后来，也常常靠白水馒头度日。王明道的信心则重要表现在对外部压力的抵抗，如在抗战时期他拒绝加入日本人控制的华北基督教团，因为他坚信“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18]

    在个人性格和行事作风上，他们都有坚持原则，不尚通融的一面，倪柝声的方式柔和一些，而王明道则刚直耿毅，疾恶如仇。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两人在领洗的方式上都特别坚执：王明道为了要接受浸礼，不惜被长老会烈士田学校开除的代价；倪柝声也同样不承认小时候接受的滴水礼，而坚持再接受浸水礼。

    1924年，王明道在山东的一个由公理会和伦敦会合办的夏令营上，公开抨击一位传道人的讲道不符合圣经，到1954年，他还写《发烈怒的摩西》一文肯定自己当时的行为。他的一贯立场是：“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19]倪柝声也认为面对圣经真理必须毫不犹豫地争辩，但态度上必须温柔。他坚守英国弟兄会的传统，禁止妇女在有男众的场合讲道，要求妇女留长发，如果校方强迫女学生削发，他主张控告校方。宋尚节1927年回国时，将博士学位证书、金奖章都扔到太平洋里，可见其性格之刚烈。

    王明道、倪柝声等人都有自己的传承人，他们的神学思想和教会传统也在教会中延续和发展。像北京的袁相忱主要是继承王明道的传统，倪柝声的聚会处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20]但他们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影响更多地还是精神上的激励。戴德生、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中外敬虔传道人的思想、教导、事迹、言语都是许多家庭教会传道人所耳熟能详乃至津津乐道的，如戴德生的遗言就为许多基督徒所传诵：“如果我有一千条生命，我也要把它们都献给中国”。[21]他们奉这些前辈为自己的榜样与楷模，也以执行这些前辈所传下来的思想和路线为己任，在遭遇困难时，他们会从这些前辈的事迹中获得勇气和力量，但他们中对这些前辈的神学思想和传教方式做深刻的反思的还不多。

 

    （二）现实原因

    1. 中国家庭教会现实的处境

    中国家庭教会的现实处境是：不能公开，要尽量避免受到关注，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也难有机会进入公共社会生活。所以，作为一个团体，它与教育、医疗、慈善、养老、助残、福利等社会事业无缘。它没有公开的社会形象，没有公开的社会地位。关于它的情况得不到公开报道，关于它的研究也得不到出版与公布。只有在特殊的时期，它可能冒险参与，亮相社会，但也是在一定范围。如在“非典”流行时期，有些家庭教会向社区和团体发放防护和医药用品并发放福音单张，收到良好的效果。

    2. 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地位、处境与经历

    不少传道人有过被逮捕、遭关押的苦难经历，有的甚至在监狱度过数年、数十年，这些苦难经历可能使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固定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对政府和社会的排斥心理。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受难者的角色，以受难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离开了受难与坚持，他们反而不知道怎样去建立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即使许多家庭教会传道人没有经历被逮捕、下监牢这样的苦难，但他们仍然处于没有明确正常社会地位尴尬境地，他们的收入菲薄且不定，这些都对他们的心态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处境和社会地位与西方传道人、牧师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与三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相比，也大不相同。在西方，牧师和传道人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也具有稳定的收入；在三自教会，牧师和传道人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也越来越被社会所肯定。家庭教会传道人有全职的和兼职的，前者居多。兼职传道人的收入来自自己的工作，其社会地位也是靠他的职业身份来确定和维持的。全职传道人则往往没有稳定和够用的经济收入，他们的收入要视奉献的多少而定，生活常常是比较拮据的，有时候他们的衣服和旅费都需要靠信徒的主动奉献与馈赠。这种经济情况使他们无力购买所需要的书籍，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和知识，也影响到他们的心态。在农村教会尤其如此，城市则相对要好一些。他们也没有明确合法、正常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地位仅仅存在于所牧养的信徒之中。从现行的政策法规来看，他们的法律地位是非法的或者不明确的，他们随时有被警察盘查、询问、拘捕、关押的危险，所以，他们常常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意识之中。他们社会活动交往的范围和方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他们也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荣誉与奖赏，甚至在日常与他人的交往中，他们也有不好说明自己身份的尴尬。还有一些在城市牧养的传道人本身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他们有户口方面的麻烦，他们的子女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多的困难。一般传道人都不会向信徒叙说自己的难处，信徒也比较少关心他们的处境和体会，他们往往沉浸在繁忙的教务活动之中，与一般人的生活有很大的距离。这使他们较少关注和认同社会生活，也很难在这方面对信徒有具体深入的指导。

    3. 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及信徒的知识背景与个人素质

    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的这种处境也影响到了他们的整体的知识背景与个人素质。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来献身这一充满苦难与危险的事业。所以，文化水平不高的传道人还占相当比例，特别是农村传道人。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传道人不多，他们接受的神学训练也不够正规，或者由老传道人带领，或者通过短期的培训。像河南的著名家庭教会领袖张荣亮（译音）就连小学也没有念完，他主要是由李天恩培训出来的。[22]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国的监狱是我的神学院，警察的手铐和电棒是我们的装备。这是神给传福音者的特殊训练。”[23]这种经历与背景对于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来说是极具代表性的。就是在今天，农村传道人要想接受大学教育或者神学院的培训也是很难的，政策方面、知识方面的障碍先不说，光是经济，对于他们几乎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一个农村传道人即使得到免费上学的机会，他也要考虑再三，因为全时间学习占去了他用于劳动生产的时间，他们一家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

    在城市家庭教会中，传道人也并非都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有些只具有中专和大专学历，而且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传道人往往是学理工科的，接受过良好人文学科训练的传道人很少。在信徒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信徒中，也主要是学理工科的占多数，他们现在多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多在外企或私企或学校等相对自由的单位工作，而较少在政府部门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中也以学理工科的居多，当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定型，以后的去向也各样。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很少加入到城市家庭教会之中，他们中成为教会领袖和传道人的则更是少而又少。当然，他们可能有自己组织的校园团契，但这些团契也仍然还是以学生为主体，与一般的家庭教会还是有较大的差别。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立场好象很难融入家庭教会这样的信仰组织和环境，所以，他们即使倾向或服膺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学说，但他们往往喜欢采取思想上欣赏或认同，而在组织或生活上保持距离的方式，这就形成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主体是农民。根据一位知名的家庭教会领袖的估计，约有8%的农村人口是基督徒，而在城市中仅有1.5%的居民相信耶稣基督。[24]中国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两个省份——河南省与安徽省恰恰也是两个农业大省，据估计，这两省信徒的人数分别达到了550万和500万，而且主要是农业人口。[25]应该看到，近10多年来，中国农民大量皈依基督教与他们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等生存状态紧密相连。陈桂隶、春桃夫妇在他们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中指出：“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该书第151页[26]）他们在安徽农村走村访寨，做了三年时间的调查，看到了“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想象不到的悲壮……”（该书第5页[27]）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不仅是他们精神上的信仰，而且是生活中的依靠。他们的贫穷，能够从耶稣这里得饱足，他们的创伤，能够从耶稣这里的医治，他们的痛苦，能够从耶稣这里得安慰。所以，他们在信仰生活中的表现是虔诚顺服，热情澎湃，我们在《十字架》一片中，  就能够看到他们从心中喷发出的对耶稣基督的热烈祈求、感谢、赞美、歌颂，看到他们的蒙恩得救后所流露出的无比的欢乐与喜悦。所以，灵恩运动之火能够在这些地区迅速点燃和展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最初的喜悦和激动之后，灵性的培养、真理的教导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怎样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等诸多问题。

 

    三、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倾向所导致的现实结果与隐忧

   （一）中国独特系统的神学难以产生

    由于家庭教会的神职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不太高，在哲学和神学上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装备与训练，他们释经与讲道也多依据个人的经验与领受，而且他们当前的主要目标也在于传福音，努力增加天国的人数，所以，他们较少对神学问题做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们的神学思想也比较零散或者片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理性的、逻辑的、系统的表述。甚至还有一些人鼓吹神学无用论，反对或者不愿意致力于神学的艰苦思考与建设。三自教会的“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建议一提出就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其具体内容，而且是其提法本身。不管这种反对的动机如何，至少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家庭教会的这种反对如果要真正有成效，必须拿出自己的东西来。拥有数千万信徒的教会没有自己的神学表述，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家庭教会不能安于这样的现状。

 

    （二）容易产生异端并且难以有力地抵挡异端的攻击

    在缺乏自己强有力的神学思想的情况下，异端就容易产生，而且对异端的抵挡也不是那么有效。目前在中国家庭教会出现了如灵灵教、被立王、三班仆人、东方闪电等不少异端，其中以东方闪电的影响和危害为最大。东方闪电全面扩张和发展，而且尤其以攻击家庭教会为其主要目标。有不少传道人和信徒都为他们所迷惑或劫持，使教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他们的势力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香港和北美。而目前，家庭教会大都没有找到抵御东方闪电的有利武器，只能采取尽量回避的消极策略。

 

    （三）与社会各方面关系难以协调

    反智倾向与个人化倾向使家庭教会内部失去和谐。由于各教会之间缺乏常规化的联系，在释经上坚持各自的领受，所以，对其他家庭教会不太信任和接纳，有时候互相批评，指责对方为异端。与三自教会的关系更是紧张。不少家庭教会指责三自教会是“大淫妇”、叛徒、邪恶势力，把参加三自教会视为妥协、屈服、背叛，造成了两种教会之间的人为对立。与政府的关系难以协调。家庭教会对政府采取了完全隔膜与回避的态度，拒绝接受政府的任何管理与规范，也排除了与政府合作的可能。这并非一种正常的和应该的状态，家庭教会有必要考虑与政府方面的互动，其他民间组织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先例。

    与社会的隔膜。家庭教会以及基要派教会的保守立场和态度目前已经激起了社会上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应。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方舟子现象”。方舟子，来自大陆，中国科技大学细胞生物学学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曾经在University of Rochester和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做过博士后研究。近年来，他从事文学、历史、科普等多方面的写作，其中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其重要主题。1994年创办中文文学电子刊物《新语丝》（http://www.xys.org），其中辟有“批基督教”专栏；1997年出版《进化新解说》（香港天地图书），大力推崇进化论，猛烈批判创造论。

    “方舟子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定社会气氛和社会心理的产物，与教会的一些方针、举措和信徒的行为、态度也有一定的关联。当然，对基督教的误解、敌意、仇视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教会也不能因为一部分人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而改变立场与方向，但教会还是有必要从他人的态度和反应中来反省和思考自身：教会在社会中树立了怎样的自我形象？教会的神学思想是否适应了当今时代的需要？能否回答当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教会宣教和护教的方法与策略上是否应该做适当的变化与调整？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方舟子现象”就有可能演化为第二次的非基督教运动。

 

    （四）与传统文化的脱节

    应该说，基督教信仰迄今还没有真正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还没有真正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家庭教会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许多传道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信徒更是如此。一些信徒到大同不敢或不愿去云冈石窟游览，到五台山不敢或不愿进寺庙参观。这些都表现出了简单化的思想和情绪和一种不自信的心态，很容易为非基督徒所诟病。长此以往，信徒会与中国传统文化脱节。

 

    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处理与三自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如何确定家庭教会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

中国家庭教会是苦难教会吗？中国家庭教会必须长期坚持这样一种形象和立场吗？对苦难的意义应该重新认识，过分执着与渲染苦难可能导致对他人的复仇情绪和行为。这是由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在当今世界也不乏血的教训。如前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的危机就与对受难的渲染有关：当时的塞尔维亚民族沉浸在一种强烈的受难的情绪之中，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也把自己看作一个受难的教会并积极地参与营造了这一情绪。一些神学家以“塞尔维亚民族的受难”主题来演讲，甚至从塞尔维亚人数百年受难的经历中来建构塞尔维亚神学。后来终于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者米洛舍维奇的上台和酿成了随后的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流血冲突。

    近年来，有些海外神学家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苦难、形象、道路等问题有一些冷静而深刻的反思。如王峙军在2003年12月在芝加哥召开的中国福音大会闭幕式上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十字架就是苦难，或等同于苦难。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当十字架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意味著什么呢？不是苦难，不是消极的东西，不是负面的东西。一切消极的、负面的、黑暗的东西，当来到十字架这里的时候，都结束了！从十字架这里开始的是积极的、正面的、永恒的、光明的、向上的、生命的、恩典的、怜悯的、智慧的、能力的东西──一切一切都从十字架这里向我们显明出来了。……苦难如果使受过苦的人变得更加自义，变得更加骄傲，变得更加用血气和人意来事奉，或使受过苦的人有更多火燎的气味、更多的资格可以当领袖的话，那么，使徒保罗就会对我们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28]这些话语有助于中国家庭教会摆脱浮躁，冷静思考。

    应该看到，50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改变，中国政府也一直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试图调整与教会的关系，宗教政策也一直在逐步改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有无必要以一成不变的态度来对待政府，是否应该有新的姿态来予以配合？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一切关系都是相对的，都是互动的，并不存在绝对主动的、支配的一方和绝对被动、受支配的一方，在当代社会尤其如此。家庭教会对政府的态度和立场的转变无疑会促使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

    还有与三自教会的关系问题。现在在一些中国家庭教会内，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逢三自教会必反，逢三自教会神学必批的态势。如《生命季刊》等刊物连续数年组织文章不遗余力地批判丁光训的神学思想，其中有些文章不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而是一种情绪的表达。[29]把《丁光训文集》批得体无完肤，说得一无是处，给人的印象是：只要是丁光训说的，就是错误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姑且不论丁氏的神学思想是否符合圣经，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值得中国基督教界思考的。实际上，丁光训在一些重要时刻为家庭教会说过话，为家庭教会的存在尽了力。如1988年，他就给国家宗教局写信，主张不要强行让李天恩的大马站家庭教会登记，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988年，他还在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以书面发言形式要求政府允许家庭聚会的存在，不要一概视为非法而予以取缔。1989年2月，丁光训在美国访问时，还向媒体公开了取消三自的计划。[30]家庭教会不能对这些历史事实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比照一下天主教，就会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过激。天主教家庭教会一度对天主教爱国会十分反感和排斥，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但近年来却出现了缓解的趋势。2003年9月，天主教家庭教会兰州主教韩志海给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召开的以中国天主教为主题的会议写了一封信，呼吁天主教家庭教会与天主教爱国会和解。这是一种顺应时代要求的积极态度，相形之下，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意识和行动都滞后了很多。在已经有数千万成员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中，竟然没有一人愿意和敢于公开呼吁和解。有人在《生命季刊》上善意提出将三自教会与三自教会下的信徒分别对待，却招来一致的苛责，不得不马上在随后一期上声明修正自己的看法，而且同期的《生命季刊》还刊出一位老弟兄1990年的一篇旧文来表白刊物的态度和立场，整个观点一下子倒退了十几年。这于中国当前稳定团结的局面不利，也与当今世界基督教发展的主潮是不相符合的。

    实际上，我认为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是相辅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从中国教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一直是一明一暗、一显一伏的两条线索。在新中国成立前，西方传教士控制的教会和受西方近现代神学思想影响的教会可以说是一条明的主线，它们直接面对来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攻击，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如在19世纪经受了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攻击，许多的教案，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在20世纪，则又遭到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抨击，如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等。而地方教会（它们是后来家庭教会的前身，当然家庭教会还有其他来源）则没有直接承受这样的压力和攻击，而是在积蓄力量，潜滋暗长，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其发展也相当可观。在新中国成立后，三自教会实际上接续的是前一传统，而家庭教会承继了后一线索。这种分野在改革开放前还比较模糊，但在之后逐渐明晰起来。在改革开放前，两者承受了共同的苦难，而在改革开放后，三自教会因为在前台，则承受了来自政治的和社会的巨大的压力；家庭教会虽遭到压抑和打击，但其承受的精神压力并不大。而且正是由于有三自教会的存在，才使得家庭教会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自教会是家庭教会的减压阀或者说缓冲地带。如果没有三自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存在，我们就根本难以想象家庭教会的存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不遗余力攻击三自教会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短视而令人痛心的行为。

    其实，圣经多次告诫我们：基督徒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马太福音8：2）“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书4：12）“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罗马书14：10）。圣经也明确指示我们：基督徒的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林后书5：18-19）。圣经也更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林前书12：5）“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罗马书15：7）。20世纪的一些重要神学家也呼吁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真理的惟一掌握者，而要谨慎地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说：“像一切饶恕那样，它若是可能，皆因我们不那么确信自己就是对的。”[31]利符说：“一个人的神学真理，永远不是惟一的真理，合一运动一方面要求人严肃地持守信仰，另一方面也要谦卑地看自己的意见。”[32]我们再来看看一些非基督徒是怎样评价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争论与争执的吧，这样或许会使我们更冷静一些。“什么是真正的信徒？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正的信徒，谁不是真正的信徒？看看基督教，有如此多的派别互相竞争、互相攻击、甚至互相屠杀，每一个派别都自称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是假？如果连基督教的主要教会，象天主教会和英国教会，都无法让对方同意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们无神论者又怎么能够同意？”[33]

 

    （二）海外教会如何发挥作用

    海外教会可以帮助中国家庭教会思考，为建设中国独特的神学而努力。海外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应该有这样的构想和承担。海外教会也有诸多的便利条件，可以做这项工作。有信仰根基扎实，神学训练深厚的专门人才，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和信息资源，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和充裕的时间，时空上的距离也利于排除浮躁，理性思考。但是，到目前为止，海外教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应该说还不太够。有些海外教会刊物成为了国内家庭教会部分人思想的传声筒，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和思考，这样对国内家庭教会的成长并无好处。[34]

    海外教会还可以帮助中国家庭教会建设自身，为教会培训人才，提供资源。有不少海外教会有这样的负担，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事工，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国内家庭教会的欢迎与尊敬。但诸多的海外教会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也缺乏整体的安排与布置，所以，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还有许多的海外教会则与国内家庭教会完全没有联系，对它们的状况既不了解，也不关注。这种情形应该靠许多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变。

    在宣教策略方面，海外教会应该打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教内与教外的人为界限，应该多方联络，广交朋友，全面获取信息与资源，全面提供帮助与服务。近年来，一些海外基督教学术团体和海外教会纷纷组团访问中国，与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教会进行交流与探讨，这是一种良性的积极的沟通模式，持之以恒，必然会有丰硕的果效。[35]

 

    总之，家庭教会应该在中国社会中如何生存和定位，如何确立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这些问题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思考。家庭教会的目标不能仅仅只是求生存，任务也不能仅仅是传福音。它应该承担更加宏大的使命，应该有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这样，它必须先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加博大的胸怀。如果它没有对自己未来前途的构想与设计，它也就会难于应付今天的现实与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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