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骞

 

 

    在美国宗教学者中,关于本论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流派：世俗主义,宗教自由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这三大流派均承认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们观点上的区别主要反映在宗教对国家安全影响程度的估计上及强调的重点不同及各自不同的政策主张。

 

 

    世俗主义者(包括标准世俗主义和新世俗主义)坚持“宗教衰落论”和“宗教现实主义观”。他们承认,从整体上看,宗教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衰落,主张在处理国家安全这类世俗事务时应更多关注世俗化的权力和利益,但他们并不否认宗教对国家安全具有影响。

    宗教衰落论者认为,目前,宗教衰落趋势在欧洲已经出现,但在美国还不十分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主义将取代宗教,宗教的政治参与也将最终消失。从短期来看,宗教可能会突现于政治领域,但这只是宗教影响衰落之前的回光返照。【1】因为,国家政策是追求利益的个体、群体以及国家之间冲突搏弈的结果,与人们的宗教价值观没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而且,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宗教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而作用大为削弱。【2】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指出,尽管近年来宗教影响上升,但是宗教影响主要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很少对政治精英产生作用。因为政治精英往往是世俗的,他们对公平、效率的考虑大大超过了道德责任感。【3】因此,就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参与人群而言,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新世俗主义是标准世俗化论的变体,与标准世俗主义的认识相似,新世俗主义者也意识到了宗教影响在世俗政治中作用的下降,但是,他们认为,这种下降只是宗教权威的下降,并非宗教影响即将彻底的丧失。【4】正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指出,宗教旧的理解正在消逝,但是人们的精神关怀却并未像标准世俗化者所预言的那样逐步消失。【5】宗教正在变得既重要又不重要,不论大事还是小事,内政还是外交,当人们需要宗教的时候,或者说当人们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或解释的时候,宗教就成为个人内心的精神食粮,成为国家与民族不可忽视的心理支柱；当人们面对现实并追求现世生活的时候,尽管有宗教参与,但人们不自觉的淡化了宗教的作用和意义。这种灵活的世界观在哲学上称为“实用主义”、社会学上叫“现实主义”,而从宗教视角出发,则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6】但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却认为,基督教现实主义和世俗现实主义有所不同,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对错的试金石是错误的,自私和自利不能代替理想主义。其他群体和个人的生命和利益时常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将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会导致对他人利益的漠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同时关注自己和他人的利益。【7】但是,宗教现实主义者在所持的核心观点本质上与世俗现实主义的认识是一致的,如“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这决定了他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对自身力量的高度重视,主张增加军费开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和巩固同盟关系,建立美国优势下的地区力量均势,以此对付美国面临的威胁,而全球化的进展、世界各民族间的频繁接触带来的不是融合,而是“善与恶”的区分。安全的前提就是区分敌人和朋友,美国要保全自己的民主体制,就必须与异己势力作坚决的斗争。【8】由此可见,宗教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安全观是根据威胁界定利益,利用均势维系现状,而如何同其他国家“共处和互动”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未来的课题。

 

 

    宗教自由主义认为,从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展,出现了世界性的“全球宗教复兴”或所谓“世界复魅”。宗教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宗教宽容”、“普遍主义”等观点应对宗教的复兴和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宗教宽容说是宗教自由派的传统,最早提出概念的是近代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Jean Calvin)将宗教宽容的思想运用在了宗教的教派纷争问题上,认为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不能靠教皇和教会的垄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信仰来解释。两位神学家的思想不仅带动了近代的宗教改革,还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宗教宽容论,并将它运用于实践,在面对因宗教引发的国家纷争上,他们主张,冲突方应该秉持宗教宽容的思想,搁置冲突,他们倡导政教分离、国家对宗教问题保持中立,宗教只负责宗教事务,不应干预政治事务,反对宗教问题的政治化。【9】

    宗教宽容的实质是坚持个人价值与权利,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的倡导。宗教自由派将社会视为个人的联合体,而非共同体,这种认识促使了宗教普遍主义论的形成。普遍主义主张,普遍主义与平等的形成需要降低教会组织在个人救赎中的作用,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韦伯认为：上帝无形,个人有形,与上帝沟通实际上是个人的自省与慎独,上帝几乎可以成为任何个人意志与观念的认可者,个人意志也就因此有了独立性与神圣性。而这正是宗教普遍主义的核心。【10】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某些国家经常在人权尤其是宗教自由问题上,对其他国家频频发难,以彰显其所谓的“自由意志”,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国家在申明人权和宗教自由时,就是把它们作为个人的和反对其他国家权利提出的。【11】而为这种“国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正是宗教普遍主义观。

    在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上,宗教自由主义者还时常与政治自由派联合【12】,产生了诸如：“相互依存论安全论”、“软权力论”等。相互依存论者“愿意看到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以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的方法,倡导世界和平、民主和庆祝国际相互依赖。”【13】“软权力”论者认为,“软权力”是指让别国做某事的能力,诸如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是构成“软权力”的关键。美国的“软权力”论者认为,美国在“软权力”上有巨大优势,当前的形势有利于美国将美国式的民主输出到全球,以确保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14】

 

    宗教保守主义(又称福音派【15】或宗教右翼势力) ,他们强调“机要主义崛起说”、“文明冲突论”和“神权至上说”等,他们指出,当前,全球宗教复兴正在发生,这是由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信徒的迅速增长,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增长的信徒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新教保守派和伊斯兰教保守派,这也成为世界宗教发展最大特点。【16】这一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基要主义宗教的崛起”,这表明,当代,宗教保守势力上升成为宗教内的普遍现象,而宗教保守势力的崛起使宗教在世界范围更为政治化,宗教团体出现大规模参与政治事务的趋势。【17】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基要主义者表现出一种“强宗教”(strong religion)的姿态,他们以宗教为名,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对传统道德的忽视而深感担忧；对与外部关系问题上,他们要求美国必须保持紧张、谨慎和对立的态度。

    文明冲突论,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宣言。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判断：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线,不再是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宗教文明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18】在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的议题上,文明冲突说提供了一个颇受争议的观点,因为,有跨国宗教存在的国际社会不可能只是宗教冲突的场所,还可能是宗教对话的平台,尽管“宗教往往被看作是世界政治动荡不安的根源,但是宗教本质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和平、人道主义关怀与和平主义的根源。”【19】但是,“文明冲突”尝试将宗教作为安全的本体进行分析,却为安全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莱斯利·H·盖利(Leslie H. Gele)也指出：“道德、价值观、伦理观和普世原则——这套关于国际事务的理念一度曾是布道家的专属领域——而今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圈里已深入人心,至少也深入脑海。”【20】

    后冷战时期,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这种状况使得宗教意识有了发展的空间,直接的结果是受冷战军事对峙所压制而潜伏起来的各种宗教矛盾爆发了出来。“神权至上说”也因此应运而生。持该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在国家内部,传统道德的沦丧和家庭解体的危机正在威胁社会稳定,而在国家外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正在威胁着本国的核心价值。【21】他们强调,宗教塑造的规范性权力在发挥作用,不同宗教的规范性权力随着宗教的全球复兴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章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而挑战的主要表现为：非西方宗教文明对抗主导国际社会制度的西方信仰和价值观,并挑战西方对国际制度的世俗解释,例如,伊斯兰教反对目前按照西方倡导的以国内宪政治理模式和强大私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此外,广大非西方国家还抗议西方国家主导的跨国传教运动侵蚀了自己的国家主权,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也因此受到破坏。【22】

 

 

    不难发现,在前文的论述中,宗教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坐标之一,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跨学科的研究议题,美国的宗教学研究者从自身学科的特点和研究思维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美国宗教学者关于本问题研究的三种视角实质上延续了宗教学在“对宗教起源认识”这一基本问题上的分野,即,基于宗教起源理性主义和进化论以及非理性主义和还原论之争。延续前者思路的学者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神物崇拜”；而后者则突出宗教起源于原始人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观点。这也导致了宗教学上关于宗教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主义的区别,即前者突出宗教基于人类理性,倾向于宗教世俗化研究；后者则突出秉承宗教教义,倡导宗教伦理,但是后者在如何秉承教义上出现了改良和保守两种态度和方式,也造就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出现。在论述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宗教学三个流派基本延续了各自在其基本立场上的观点：其一,世俗论者认为,现代化使宗教衰落不可避免,当前的宗教迅速发展不过是“回光返照”,所以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取决于人们的需要,当人们需要宗教的时候,宗教就会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并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其二,自由主义者反对世俗论者的说法,他们强调全球宗教的复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宗教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正在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但是他们担心,宗教的全球复兴会导致宗教之间的冲突,这也使得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但是,他们对此抱以乐观的态度,因为宗教从来就是崇尚美德与和谐的,因此,他们提倡要以“宗教宽容”应对宗教多元化可能引发的冲突；其三,与世俗论者的“不屑”和自由主义者的“乐观”不同,保守主义者对宗教的全球复兴忧心忡忡,他们既对世俗论者“宗教衰落论”的描述感到担心,又对自由主义者的“宗教宽容”毫无信心,所以,带着矛盾的心态,他们选择了固守传统教义,并保持敏感和紧张的态度应对“教义的违背者”和“潜在的挑战者”。

    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首先,从世界观的角度看,美国宗教学者的研究是一种轻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接受理念主义的观点,反对物质决定论,宗教学者一直以宗教为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眼中,理念主义世界观是约定俗成的,即便是提倡物质论的世俗主义学者也只是认为物质主义将取代理念主义。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只是从属于政教关系研究议题的一个内容,主要以国家对宗教态度的分歧来看待宗教性冲突。但是,宗教性的国家安全问题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观念性因素和政教关系的影响,它还与物质主义强调的权力与利益有关,国家安全和国家行为还会受到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23】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宗教学者进行的是一种纯经验研究, 所做的工作是在“理解”(understanding)而不是“解释”(explaining),这也是宗教学隶属于人文学科定位所决定的。在宗教学者眼中,世界是不完美的,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某个问题的答案,却无法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国际社会中复杂的历史、法律和哲学问题是不会有确定答案的。【24】所以,他们提倡一种公允和超然的态度,强调宗教性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即便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他们也强调道德的重要。对于实证主义,他们怀疑,将观念因素局限于严格求证标准之中能研究出什么? 但是,将国家安全寄托于“道德和公意”而忽视“利益与权力”就陷入了国际政治的理想状态,而国际现实毕竟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是”怎么样的,如果将国际关系按照“唯美”去设计而忽略现实,那么,国际政治只是一幅理想编织的图画而没有实际意义。

    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本问题研究上,宗教学者使用的是传统方法,即,一种源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理论化方法。因为,他们坚信,宗教全球复兴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发生于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中的问题是一个交织了复杂历史、法律和哲学的集合体,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所以,他们认为,扎实的学术是一个实践经验或学术才能的问题,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观察、阅读、质疑、反思和写作的问题。具体而言,开展研究最重要的不是科学的方法论,而是本体的知识,特别是历史的知识。【25】但是,在国际关系的世界里,每天上演着的各种事件都或多或少有着相似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这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规律,而规律是可以被抽象并具有普遍性的。而且,在科学行为主义关于“理性”的假设上,理性主义的推崇者和反对者都声称,将个体追求自身利益这种“内生”变量作为社会现象解释的唯一变量,忽视了非经济方面动机的“外生”变量,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它做到了对主要的、基本现象的有力解释。【26】本文相信,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有其解释问题的优势,忽视它甚至排挤它也并非妥当之举。

 

注释：

【1】George W. Carey,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Government Textbook ”, Political Science Teaching, 1982,Vol. 10.

【2】Mark Chaves, “Secularization as Declining Religion Authority”, Social Force, March 1994, No.3, pp.749-775；James Hunter, “The Changing Locus of Religion”, Partisan Review, Spring 1997, Number 2, pp.187-196.

【3】Stephen Carter, The Culture of Disbelief：How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Trivialize Religious Devotion, Basic Books, 1993.

【4】David Yamane, “Secularization on Trial：In Defense of a Neo-secularization Paradigm”,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January 1997, pp.109-122.

【5】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6】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7】Colm Mckeogh, The Political Realism of Reinhold Niebuhr：A Pragmatic Approach to Just War, St .Martin Press, 1997.

【8】William Martin,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9, P.67.

【9】Torbj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李强：《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11】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12】Robert Wuthnow, 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Faith, Culture, &Faith since World War I 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Krauthammer Charles,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2, Vol.3, P.12.

【14】Joseph. S.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15】[美]乔治·马登思：《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6】 K. R. Dark, “Large-Scale Religious Change and World Politics,”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Publisher Ltd, 2000, P.73.

【17】徐以骅：《宗教与美国社会》，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19】[美]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20】Leslie H. Gele and Justrine A. Rosenthal, “The Rise of Ethics i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P.2.

【21】Robert Rector, “The Paradox of Poverty：How We Spend 3.5 Trillion Without Changing the Poverty Rate”, Heritage Lectures, September 1992, Number 4；Daniel Patrick Moynihan, “Defining Deviancy Down”, American Scholar, Winter 1993.

【22】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Publisher Ltd, pp.15-16.

【23】 胡宗山：《国际交互结构与国家对外行为——国际层次分析的新视域》,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

【24】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enguin Press, 1973, P.51.

【25】Carsten Holbraad, “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 D. B. Miller and R. J. Vincent, eds., Order and Violence：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0, pp.186-204.

【26】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299页。

 

                     （本文转载自：《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