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亚玲

 

 

    美国宗教右翼自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以来,其发展虽经历了几次反复,到今天却依然势力强劲。宗教右翼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谈起美国宗教,无不提到宗教右翼,长此以往,人们似乎忘记了宗教左翼(即宗教自由派或进步派)的存在。而近年来,美国各大媒体却在频频报道宗教左翼的复出。宗教左翼领导人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托尼·坎坡罗(Rev. Tony Campolo)、迈克尔·勒纳(Michael Lerner)等人也通过出版书籍、组织论坛、亮相媒体等形式来宣传宗教左翼的主张,扩大影响。事实上,宗教左翼并非一个新的现象,美国历史上从废奴运动到妇女选举权运动,到禁酒运动,再到民权运动,这些运动中无一不是宗教起了重要作用,而投身于这些进步运动的宗教人士显而易见地都是宗教进步派,或者说宗教左翼。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总是用“复出”或“复兴”来谈论今天宗教左翼的规模、影响。

    宗教左翼虽有显赫的历史,但自20世纪末逐渐从公共领域中销声匿迹,一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文化战争”的意识,认为宗教左翼声音的消失是因为美国文化被普遍认为分裂为保守和自由两个极端,宗教通常被划归保守派一边,人们看不到宗教左翼和世俗主流派的区别,因为他们似乎都拥护自由、和平、公义、人权等议题[1]。而《纽约时报》记者艾米·沃尔德曼(Amy Waldman)在《为什么我们需要宗教左翼》一文中分析认为,宗教左翼在美国政坛上的缺席大体基于两个原因：其一,与宗教右翼强调生命、性和家庭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宗教左翼人士把救济贫困放在信仰议程的首位,许多成员忙于社会福利工作,无暇无精力投身草根选举活动；其二,多数宗教左翼人士深受科学理性思维的影响,坚信“政教分离”的原则,担心宗教融入政治容易出现权势交易,造成宗教的污染和政治的腐败。①

    由于宗教左翼的“不作为”,宗教右翼得以乘虚长驱直入。通过拥护共和党的“小政府”、(对富人)减税等主张,以及在大选中给予共和党绝对的选票支持,宗教右翼与共和党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以换取共和党对其“亲生命、亲家庭”议题的支持。久而久之,共和党在人们心目中就变成了“宗教的党”,而民主党则成为世俗自由派的党。人们把宗教右翼与世俗自由派对立起来,并不知道还有宗教左翼的存在,不知道宗教右翼其实不能代表大多数信徒,正如宗教左翼领导人吉姆·沃利斯在他2005年的畅销书《上帝的政治》(被评价为宗教左翼宣言性著作)中所说的：“右翼劫持了宗教语言以支持其政治议程,并坚持说他们的道就是上帝之道,而左翼却在继续奉行一种不现实的将宗教价值与执政道德分离开来的态度,结果造成了宗教的日趋意识形态化与政治的日趋无道德。”沃利斯说：“按照常规的智慧,抑制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良剂是更多的世俗主义,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对付坏宗教的办法要用好宗教,而不是世俗主义。”[2]

    民主党就是因为过于拥抱世俗主义,而逐渐失去了宗教选票。的确,正如艾米·沃尔德曼在《为什么我们需要宗教左翼》一文中所描述的：宗教左翼无法像宗教右翼那样进行投票动员,因为政府里面根本没有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在经历三次大选挫败后,民主党开始意识到远离宗教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民主党的觉悟让其候选人在2008年大选中争相打出宗教牌,奥巴马、克林顿、爱德华兹等纷纷亮相媒体谈论宗教,试图极力扭转该党敌视宗教与宗教价值观这个负面印象,这无疑为宗教左翼进入政坛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宗教左翼会不会取代宗教右翼,成为宗教在美国政坛上的代言人呢? 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作出简要分析。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群体。

　　

    二、定义和数据

 

    美国宗教到了20世纪,在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刺激下,经历了重新构建,出现了一些跨宗派的联合体,虽然成员大多还留在原来的教会,但一些超越宗派的分歧似乎大过传统的宗派分歧。宗教保守派和自由派(或称宗教右翼和左翼)是最重要的一次重组。

 

    宗教左翼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对宗教右翼及世俗政治左翼的厌恶和愤慨。基督教右翼的狭隘极端、世俗政治左翼的道德缺失及对宗教的诋毁态度都令宗教左翼难以接受。由于宗教左翼同时包含政治和宗教双重成分,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格林主张从宗教神学和政治两个层面来定义宗教左翼。格林认为,在宗教神学层面上,现代主义(自由派)和传统主义(保守派)分居两个极端,位居中间的且称为中间主义；而在政治层面上,历来就有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之分。

    格林等人把现代主义自由派称为核心宗教左翼,把现代主义温和派、中间主义自由派、传统主义自由派这三组人称为外围宗教左翼,传统主义保守派自然就是核心宗教右翼了[3]236-238。外围宗教左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靠近核心宗教左翼,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测：既然核心宗教右翼在2004年大选中能够动员到近80%的福音派支持布什[3]22,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外围宗教左翼和核心宗教左翼有联合的可能性。根据第四次全美宗教与政治调查的结果,各类程度不同的宗教左翼人群合计约占全美成人总数的27.3%(见表1),而根据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2008年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福音派占全美人口的26.3%。②这样看来,宗教左翼似乎比福音派的人数还略多一点。这也可以说明宗教左翼的潜在力量是很大的,理论上,在大选中可以起到福音派在2004年为布什当选所起的作用。

　

表1   2004年宗教左翼在美国成人总数中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阿克伦大学第四次全美宗教与政治调查结果编制。

 

    在教派分布上,核心宗教左翼最为分散,来自五个不同的宗派,且人数比例相当。这五个宗派：主流新教、黑人新教、白人天主教、拉美裔天主教以及不入教会者,还有一小部分(约15%)分散在其他教派,如犹太教甚至福音派。现代主义温和派与核心宗教左翼的情形相似,而另外两个外围宗教左翼群体的教派分布却没有那么分散,在这两个群体中,主流新教、白人天主教、福音派这三大宗派占主导地位,而宗教少数派所占有的比例大大降低[3]241。从表2可以看出,宗教左翼的教派分布是相当分散的,鲜有集中在哪一个教派的情况。相比之下,宗教右翼的分布就集中多了(占福音派的54%)。这就折射出一个问题：既然宗教左翼所隶属的教派如此地多种多样,他们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相对于宗教右翼联盟来说,肯定要困难一些。

　

表2   宗教左翼的教派分布(百分比)

教派	核心宗教左翼	外围宗教左翼群体			核心宗教右翼
	现代主义自由派	现代主义温和派	中间主义自由派	传统主义自由派	传统主义保守派
福音新教	8	9	29	32	54
主流新教	16	15	27	26	17
黑人新教	18	20	3	14	7
拉美裔新教	5	5	2	2	2
白人天主教	13	15	36	20	17
拉美裔天主教	14	10	1	3	1
其他基督教	2	6	2	3	2
自由信仰	5	2	0	0	0
犹太教	3	2	0	0	0
其他非基督教	4	2	0	0	0a
不入教会者	13	14	2	0	0a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阿克伦大学第四次全美宗教与政治调查结果编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宗教左翼主要集中在基督教的各派别,但这个群体也扩展到许多非基督教的派别,如犹太教甚至伊斯兰教的部分团体,以及一些属灵即不信教的个人(自由信仰者) ,所以这个群体喜欢自称为“宗教左翼”或“属灵进步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也反映出宗教左翼与基督教右翼相左的多元性、兼容性与开放性。

　
    三、历史与神学依据

 

    宗教左翼是宗教开放的神学思想与政治自由态度的结合。历史上,这种结合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的“社会福音”的思想。可以说,社会福音的思想是当代宗教左翼运动的神学基础。历史上的这个结合也不是偶然的,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初的美国,繁荣的表面下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困、童工现象、商业欺诈、政府腐败、卖淫、酗酒、犯罪等肮脏丑恶的现象四处蔓延,自由派神学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得以迅速传播。自由派神学家深信,人类文化在启蒙主义兴起后,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基督教必须跟上时代,若不顺应新的现代世界,基督教就会变成迷信或是神秘兮兮的宗教——就像占星术[4]。在这种思潮的激励下,一些宗教界人士给美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开出了社会福音主义这一“药方”。

 

    如前所指,社会福音的思想在神学理论上属于自由派的神学体系,因它一反基督教中“教会的中心任务是个人的灵魂拯救”这一传统的思想,而提出了“社会救赎”这一全新的神学理论,“认为基督的福音不仅是个人得救的福音,也是改造社会的福音；不仅是灵魂得救的福音,也是改革现实生活条件的福音。因此,需要按照耶稣倡导的博爱、公义等原则改造现实社会；赞成改良主义,提倡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政治的改革,以实现地上天国为最高社会理想”[5]。

 

    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和沃尔特·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1918)都是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格拉登被视为美国“社会福音派之父”,而饶申布什则被公认为社会福音派领袖。他尖锐地批评那种以个人灵魂拯救为目的的传统基督教义,认为拯救乃是整个社会的得救,是正义之国对整个邪恶之国的胜利。在他看来,人类积重难返的邪恶和罪行并非遗传所致,而是人类生活社会化所引起的。饶申布什和其他神学家们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希望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能促使社会建立起正义和道德的秩序[6]。

 

    虽然社会福音过于乐观、乌托邦式的理想在30年代大萧条面前遭到了幻灭,从而使这一运动走向了衰落,但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却一直深刻影响着宗教自由派和进步派。它是60年代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思想来源之一,金在科洛泽神学院(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和波士顿大学读神学的时候,就被饶申布什的社会改革思想所深深吸引。金说饶申布什为基督教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饶申布什坚持福音拯救关系到整个人, 不只是一个人的灵魂,还包括肉体[7]。然而自70年代后期开始,以“避世”为特点的宗教保守派开始大规模“入世”,宗教自由派的亮点被这一气势汹汹的阵势所覆盖。

　

    四、政治主张和议程

 

    宗教左翼群体的宗派分布极其分散,使得这个群体较难以达成一致,进行联合,但宗教左翼领导人还是在一些议题上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的公正性”方面,如为贫困人群争取平等权利、反对美国军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及全球环境保护等。

 

    社会福利问题是自社会福音运动以来联合宗教自由派或左翼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宗教左翼领导人一直坚持“经济的公正性”就是“道德问题”,并且有确切的神学依据。全国教会理事会秘书长鲍勃·艾德加(Bob Edgar)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新闻的记者说：“耶稣号召我们爱邻舍,爱仇敌,关爱贫穷者、被抛弃者,我们认为这才是这个国家应当遵照的道德标准。”全国教会理事会代表美国约5000万基督徒,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新教徒。艾德加说：“关于同性恋,耶稣从未讲过一个字,也从未对世俗婚姻或堕胎说过一个字。”③

 

    社会福利这样的“经济公证性问题”是大多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持续关注的议题。从表3可以看出,宗教左翼的四个群体在“经济公正性”议题上有着相似的态度,其与核心宗教右翼的差别相当明显。所以,社会福利议题的确可以作为宗教左翼不同群体之间合作的基础。另一个社会公正性议题是环境保护,宗教左翼各群体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广泛合作的可能性。近年来,主流新教、天主教甚至福音派的左翼和温和组织如“福音派社会行动”(ESA)、“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简称NAE)等,其领导人纷纷站出来呼吁保护环境。一个很好的例证是2004年6月,在全美福音派领导人会晤沙湾(马里兰州)讨论保护地球并签署了《沙湾契约及邀请书》之后, NAE的政府事务处负责人理查德·西兹克(Richard Cizik)向媒体公布了NAE新的工作重心——环境保护。

 

    外交政策一直是宗教左翼关注的焦点,主流新教中有一些传统的和平主义教会,如贵格派、门诺派等,其他一些主流新教会也赞成以“正义战争”的理论,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合作机构来解决国际间的冲突。而天主教的主教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谴责美国的防御政策和对外军事行动,包括近期的伊拉克战争。

　

表3   宗教左翼与社会福利问题(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阿克伦大学第四次全美宗教与政治调查结果编制。

 

    从表4可以看出,宗教左翼在美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合作以解决国际冲突的意见上有着很高程度的共识。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总体来说,宗教左翼是反对伊战的,而宗教右翼是支持伊战的,核心宗教右翼中只有15%的人认为伊战不正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宗教左翼内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有接近一半的人并不认为伊战不正当。在对待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宗教左翼四个群体中有三个都是半数以上的人反对偏袒以色列,而引人注目的是,核心宗教右翼中只有18%的人反对,这显然与宗教右翼所信奉的“时代主义千禧年前论”的神学观有关。④

 

    从表4还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核心宗教右翼(75%)都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有特殊使命,这种主张呼应了政治右翼的“天定命运”、“美国例外主义”的外交思想,而宗教左翼中有大约半数的人反对这一主张。

 

表4   宗教左翼与外交议题(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阿克伦大学第四次全美宗教与政治调查结果编制。

 

    总的说来,宗教左翼的政治议程目前主要是：一是解决贫穷问题；二是治理全球变暖,保护环境；三是与多边国际机构合作,结束伊拉克战争；四是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种族灭绝、人权等问题。宗教左翼认为,这些问题比堕胎、同性恋及干细胞研究更应成为信徒关注的焦点。因此,有人这样形容宗教右翼和宗教左翼的区别：如果你只在堕胎问题上亲生命,你就是右翼；如果你在所有问题上都亲生命,你就是左翼。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宗教左翼是否能够代替宗教右翼而成为宗教在美国政坛上的主导因素呢? 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比较一下核心宗教左翼与核心宗教右翼。从表1得知,前者的人数比例小于后者的人数(9.4%对14.4%) ,可以推断宗教右翼的影响更大一些。另外,表2显示核心宗教右翼的教派分布比较集中, 54%都集中在福音新教中,而核心宗教左翼的教派分布却非常分散,主要来自五个教派,且人数比例相当,这就意味着核心宗教左翼存在着信仰和宗教事务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往往导致交流和合作不容易实现。除此之外,核心宗教左翼中还有13%的人不隶属于任何教会,在美国实施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选举,如何能动员更多的宗教选民去投票,这是宗教组织实施影响的重要手段,宗教左翼中有那么多的人游离于教会之外,使得分发选民指导、敦促选民去投票站、建立政治联络网等一系列选民动员活动难以展开。再有,核心宗教右翼的虔信程度比核心宗教左翼要高得多,前者可以为了宗教语言表述的政治纲领而联合起来,而后者的开放、自由、包容态度却导致了宗教对他们没有太强的号召力,并且他们对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一直持怀疑态度。所以说,核心宗教左翼的政治影响力在近期内要想达到核心宗教右翼的水平,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其次,看看宗教左翼的可能性联盟,即核心宗教左翼和外围宗教左翼的联盟。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不统一的集合体,一是在宗教信仰上的不统一导致了议程上的不统一,二是宗教左翼各群体在社会特征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约翰·格林等人发现：宗教左翼各群体在教育背景、经济收入、性别和年龄结构、婚姻状况、居住地域上都有所差别,如现代主义自由派拥有单身不结婚的人数最多、已婚又从未离过婚的人数最少,并且吸纳非白人的人数也最多,而中间主义自由派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传统主义自由派却以妇女的人数见长。这些差异虽不及宗教差异影响大,但宗教左翼社会特征的多样性很可能使联合的问题复杂化。约翰·格林总结说：宗教左翼在宗教上的多样性伴随着社会属性的多样性,而宗教右翼在宗教上的统一性伴随着社会特征的和谐性。宗教左翼的这种复杂性必定会给招新和动员带来障碍[3]243。

 

    另外,宗教左翼和世俗左翼也难以达成联合,世俗左翼的最大标志是否认宗教的价值和价值观,这令宗教左翼感到愤慨。而不同的是,宗教右翼却能够较容易地和政治右翼形成联合,因为政治右翼普遍承认宗教的价值。

除了上述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也会使宗教左翼的影响短时间内不会超过宗教右翼。

 

    首先,宗教右翼经过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战略、组织手段和游说技巧”[8]。特别是宗教右翼极为擅长而又有效的“基层”动员和“草根”游说方式,即动员基层选民给选区的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以及选举中为动员选民而散发的“选民指导”,都是宗教左翼所望尘莫及的。据说,1996年,宗教右翼的旗舰组织“基督教联盟”散发了45000份“选民指导”,而2000年为乔治·布什增发到75000份。⑤

 

    其次,宗教右翼势力深入到州和地方的政治中,甚至起主导作用。根据《竞选与选举》刊物中的一份2002年的分析报告,在共和党州一级的委员会中,有18个州被宗教右翼分子完全控制着,另有26个州中,宗教右翼分子占据至少1/4的席位[9]。很明显,宗教左翼以现在的势力,是无法与宗教右翼抗衡的,更不用说取代了。

 

    六、结语

 

    宗教左翼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社会背景相差较大,信仰和宗教行为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不尽相同的宗教政治议程,但对世俗左翼道德缺失、诋毁宗教的愤慨以及对宗教右翼狭隘自恃、咄咄逼人的憎恶促使他们走到一起。近年来,宗教左翼组织,如“信仰在公共生活领域”(Faith in Public Life)、“联合天主教”(Catholics United)、基督教进步联盟(Christian Alliance for Progress)、进步基督徒联合会(Progressive Chrisitian Uniting)等,都通过媒体造势,让自己的声音被公众知晓,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信仰在公共生活领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的成立是源于2004年大选中价值观选民都投向了共和党,而宗教进步派感觉共和党的价值观并非完全是美国的价值观,于是在年底就有40多位宗教领导人聚集一堂,决心阻止2004年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还决定成立一个正义与公益资源中心,为各处出现的左翼宗教组织提供协调沟通与组织策略。2008年4月,“信仰在公共生活领域”在宾夕法尼亚主办了一个论坛,邀请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与克林顿来谈论信仰问题,借以造势和扩大影响。⑥民主党候选人为扭转该党敌视宗教与宗教价值观这个负面印象所做的努力,加之先前2006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获胜,都为宗教左翼的重新得势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宗教左翼的声势尽管造得很大,还是难以与宗教右翼的势力相抗衡。在宗教右翼的鼎盛时期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联盟能够召集4000多人去参加它的年度大会,现如今基督教联盟风光已去, 而“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接替了其领导位置, 2008年9月这个组织主办的“价值观选民高峰会”(Value Voter Summit)吸引了2100 多人参加,⑦相比之下, 2007年6月,由宗教左翼著名领导人吉姆·沃利斯发起的“五旬节大会”(Pentecost Conference)只召集到大约600人参加。宗教左翼的统一性远不及宗教右翼,其成员在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上的分歧也远远大于宗教右翼内部的分歧,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也远不及宗教右翼那么成熟,所以宗教左翼取代宗教右翼至少在近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注释：

①Amy Waldman. Why We Need a Religious Left? Washington Monthly, December 1995.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316/is_/ai_17828368.

②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U. S.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 Report II：Affilications. " June 23, 2008. Washington,D. C. http：//religions.pewforum.org/affiliations.

③"Religion Taking a Left Turn?" CBS News, July 10, 2006. http：//www. cbsnews.com/stories/2006/07/09/ eveningnews/main1786860. shtml.

④时代主义千禧年前论：按此神学观,以色列的完全复国,包括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是此时代(即恩典时代)终结,从而导致基督复临建立其千年统治的先决条件。因此,如果基督徒尊奉神旨,他们就必须支持以色列。详见参考文献[8]第107页。

⑤Alan Cooperman and Thomas B. Edsall. "Christian Coalition Shrinks as Debt Grows. " Washington Post, 10 April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4/09/AR2006040901063.html.

⑥"Democratic Candidates Compassion Forum. " CNN LIVE EVENT/SPECIAL, Aired April 13, 2008-20：00 ET. http：//transcripts.cnn.com/TRANSCR IPTS/0804/13/se.01.html.

⑦"Summit Energizes Value Voters. "September 15, 2008. http://www. citizenlink. org/turnsignal/A000008158.cfm

 

 

参考文献：

[1]ALPERT R. Voices of the Religious Left [M]. Pheladelphia：Temple Universtiy Press, 2000：2-3.

[2]WALLIS J. God’s Politics：Why the Right Gets It Wrong and the Left Doesn’t Get It [M]. New York：Harper Collins, 2005：66.

[3]CAMPBELL D. A Matter of Faith：Religion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M]. Washington D. 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4] [美]奥尔森.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 吴瑞诚,徐成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585.

[5]文庸,乐峰,等.基督教词典(修订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230.

[6]于可.当代基督新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25.

[7]BUTLER J, ed. Religion in American Life：A Short History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378.

[8]徐以骅.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249-250.

[9]KAPLAN E. With God on Their Side：George W. Bush and the Christian Right [M]. New York：The New Press, 2005：73.

 

 

                   （本文转载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月第1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