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骞

 

 

 

    一般认为,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的源头在于宗教。在很长的时间里,宗教为学者思考战争与和平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持,而西方政治理论无一不是与宗教和神权相关的。在中世纪早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信奉同一个思想权威——《圣经》,因为它是智慧的源泉和一切问题的答案,是西方文明知识的宝库。【2】然而, “9.11”事件以及宗教因素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突显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注重对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问题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研究思路,即国际政治神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

 

 

    宗教因素对现代国际关系影响的增加使得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认真考虑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IPT)。倡导者们认为,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政治研究对经济因素的忽视,那么,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忽略。如果说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权力和财富的学问,那么,当今国际关系学除了权力和财富问题之外,还需要关于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学问。

 

    一般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争实质上是属于方法论的, 【3】因此,有学者在对国际关系学各学派进行分类评述时,就依照该学派使用的方法论进行分类。【4】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神学使用的是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提倡建立国际政治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声称:“使用神学一词并非是指信仰系统,甚至并不涉及宗教或基于宗教前提,其目的是要突破目前被实证主义方法论所‘统治’的国际关系学,并探索现代国际关系学忽略的对人的意义的研究。”【5】国际政治神学的倡导者们首先对当代国际政治中复杂的宗教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宗教问题已经突显于公共领域(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 和私人领域,但现有主流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并且他们认为,主流理论无法有效回应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理性主义和坚持物质决定论造成的,它忽略了人类互动过程的价值判断、主体间性和行为的价值观意义。【6】

 

    国际政治神学的倡导者还构建了国际政治神学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宗教的本体在于人,所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需要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起点,在此基础上再来思考由此产生的更为复杂的因宗教导致的各种关系、实践、制度安排、国家和国际关系。其具体表现是人们通过一定的宗教规则使用宗教语言,语言又演绎出规则,这些规则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以及宗教行为体和国际关系相互建构的媒介,而规则的利益性和阶级性最终产生统治和权力。同时,统治与权力又滋生新的规则,宗教规则也因此造就了国际秩序,建构出不同的统治形式。实际上,国际政治神学参考了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关于言语行为、结构、制度、规则和秩序的某些观点,并将其应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就连温都尔卡·库芭科娃自己也承认,国际政治神学实质上是依据规则建构主义方法论的。【7】

 

    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的论述,国际政治神学的支持者认为,宗教由于是规则的主要塑造因素而具有“利益”的意义,当对这种宗教利益产生争执(如认同之争、圣地之争等)时,则会导致原有规则被破坏而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过程影响国家安全。首先,宗教作为国家行为体合法性来源之一,通过国家身份的塑造,建构安全角色的认同和塑造“善意”观念。其次,当角色认同和“善意”观念因宗教利益矛盾被打破,宗教问题会“外溢”,从宗教问题引发出国家安全问题。第三,宗教由于其本身的组织性,可以通过跨国宗教活动,如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来挑战既有规则,影响国家安全。【8】

 

 

    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的概念是就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语境而言的。所谓社会学转向是区别于以往国际关系理论重视物质主义和科学方法的现象。但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学思想却并非美国所独有,因为在欧洲,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有很深的传统,并且这一特征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9】

 

    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关键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在本体论上,国际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社会实在的研究,不再以物质主义为立论的核心要素,坚持理念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间关系相互交织的社会性世界,是人们的共享观念的集合,由语言和观念建构而成。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被此种研究路径归入文化和社会性因素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确实把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方法论上,该思路突破了国家行为的驱动力局限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分析视角,开辟了国家行为的社会学建构主义视角,更加注重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在对待宗教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国际政治社会学者认为,宗教因素是共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影响国际社会对行为体身份和行为的建构,并且可以通过建构作用影响国家安全。他们认为,宗教作为后冷战时代重要的观念影响因素,正在以其特定的方式影响国际安全。因为宗教对于塑造持续性的安全观念——人们彼此的相互认同——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10】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宗教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由于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实施互动和认同身份的具体参与者,而参与的标准是由联合的信仰、观念、理解、感觉、认同等构成的文化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是宗教因素发挥作用的承载物,宗教因素要在体系进程和认同中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国家,因为宗教因素被限定在国家的内在品质之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应当被视为国内因素。【11】

 

 

    国际政治学者在对安全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别代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12】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对国际关系中安全与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面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

 

    一是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的路径。这一研究路径的学者大都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他们力图解释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 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如何? 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和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和心理基础紧密相连?【13】

 

    二是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路径。个体心理层面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认为有两种分析的方法: 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14】社会心理学关注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对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制约作用。一般认为,这种视角的分析有两个维度:第一,规范信念,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第二,实践信念,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其概念体系的核心包括认同与身份。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因此,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15】

 

    在国际政治研究的心理学视角下,存在一个共识:在外部刺激和决策者的决定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环境的界定,基于这一界定,决策者会采取相应的行动。认知过程也是心理变量对外部信息进行过滤、处理的过程。这些变量包括印象/意象(image)、信念/信念体系(belief/belief system)、知觉/错误知觉(perception/misperception)、认知(cognition)、个性(personality)、情感(affect)等。而且,在印象、信念、认知、知觉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有学者将之看成是非个人特有(nonidiosyncratic)的心理变量,通称为认知。【16】

 

    在宗教与国家安全的研究探讨中,国际政治心理学者认识到宗教是人类特有的认知现象和心理现象,宗教不仅与国际社会中人们的个人信仰直接相关,也与某一群体性的社会意识相关。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他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类和自然。人类就是在这种认知的曲折过程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宗教的基本特征。【17】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Herrmann)和迈克尔·菲瑟凯勒(Michael P.Fischer Keller)根据三个维度将国家意象进行分类:这个国家代表着威胁还是机会? 其相对实力如何? 其文化和行为规则是什么? 而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产生了5种国家意象的理想类型:敌国(enemy)、堕落者(degenerate)、殖民地(colony)、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盟友(ally)。这5种类型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特点和本国的应对方式,而宗教直接影响着对三个维度问题的判断。【18】玛莎·考特姆(Martha L. Cottam)根据对象国的特性(包括军事力量、国内政策、经济结构、文化、灵活性等具体指标)、可对之采取的行为(外交途径、军事方式、经济手段、无所作为或者诉诸国际论坛)、与之相连的重要事件这三个标准,把国家分为7种类型:敌人、霸主、敌人的附庸、中立国、盟国、本国的附庸、本国的傀儡。而这7种认知类型同样也提供了理解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一种视角。宗教作为对象国特征之一,成为三个标准的重要参考值,对国家间是否处于安全状态的身份有着重要认知作用。【19】

 

 

    不难发现,在前文的论述中,宗教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坐标之一,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跨学科的研究议题,美国国际关系学学者分别从各自学科的特点和研究思维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关于本问题研究的三大视角均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后实证主义流派。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类的依据是以方法论(整体论与个体论)和世界观(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为尺度的。【20】这就意味着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关于本问题研究的三大视角都属于“整体论P理念主义”的理论流派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学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方法论,这是由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的特点决定的。20世纪50～60年代,政治学领域的行为主义运动盛行,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实证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还展开了一场传统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方法论之争,实证主义一度占据了国际关系学的主流。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大量社会性和观念性的因素充斥于国际关系中,也挑战着以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流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这一背景下,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应运而生,使得宗教这类观念性因素在经历了放逐之后得以回归国际关系,这与宗教学者一直将宗教视为观念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

 

    归纳而言,国际政治神学勾画了一幅言语、规则和统治的分析图景,揭示了宗教可以在人与社会互构的关键影响要素规则之中施加影响,从而对国家统治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政治神学注重规则不同,国际政治社会学偏爱对结构的研究。但与主流学派的结构不同,这里的结构是观念的结构,是行为体观念分配的结果,在行为体互动中形成,并且不仅影响行为体行为,还塑造行为体身份。宗教作为重要的观念性要素之一,参与观念结构的形成,并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塑造行为体身份。当宗教观念建构为敌对时,将会导致宗教性的冲突。国际政治心理学关注的是在外部刺激和决策者的决定之间存在的中间环节——认知过程。宗教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它引导主体以一定的方式感知外部世界,并认知自我。这一过程因为信息获取的有限性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知觉,并导致主体间的误解而发生冲突。此外,其中还有一种情况被心理学视为“有意曲解”,这也被认为是宗教恐怖主义发生的原因。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从世界观的角度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力图在物质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探索新路,解释发生在国际社会中的宗教性安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借鉴宗教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某些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他们的借鉴大多是其他学科的结论,既不考虑宗教学关于宗教本源的问题,又回避社会学对社会基本运行规律的挖掘。同时,是否可以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借鉴到国际社会? 因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依据是生物学和医学,而这些依据的研究对象是人,并不是国家。从内容上说,三个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关心的是宗教为什么和如何影响了国家安全,并将这种研究作为对主流安全研究的补充。但是,以一种完全剔除物质而注重观念的世界观展开研究是否就可以作为补充也值得商榷。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认识论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一种是科学地解释世界,另一种是坚持理解世界。前者是实证主义者,他们致力于科学理论；而后者则力图把世界描绘清楚。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认识论。为了对主流理论的实证主义提出质疑,这三种研究视角的学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国际关系学并不需要在这两者中作出抉择,而完全可以在解释和理解之间采取一条中间路线,将“不是/而是”变为“既是/也是”。【21】因为究竟是坚持解释还是坚持理解来认识问题并没有对错之分,两条路线也各有优劣。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学者一直执迷于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化研究。尽管以上三种视角的方法论都声称质疑实证主义,并从对主流学派的实证主义批评为研究起点,重点论述了被忽略的观念性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又坦言,他们并不排斥主流理论,只是力图弥补实证主义研究过于重视物质和理性的不足。因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本问题研究中搭建的框架仍然保留了浓厚的实证主义风格:承认其框架的有限性和普世性,可被证实且简约又经得起改进。例如,国际政治神学以宗教语言塑造规则并进而影响统治的分析框架较为简约,有独立变量,并适用于任何宗教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过程,尽管并非任何宗教语言塑造的规则都可以达到影响统治的程度,而且,规则塑造后是否合法并被普遍接受也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是无论怎样,这都最终落入了一个逻辑的困境,即以实证主义为批判起点,而结果又陷入了实证主义的桎梏。

 

注释：

【1】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47.

【2】〔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 页。

【3】〔加〕罗伯特·杰克逊《: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89 页。

【4】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9～20页。

【5】Vendulka Kubalkova,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ave Macmillan, 2003, p.80.

【6】〔挪〕伊弗·B. 诺伊曼、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333 页。

【7】Vendulka Kubalkova, 2003, p.86.

【8】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163～166.

【9】Lapid Yose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3.

【10】Robert A. Seiple and Dennis R. Hoover(eds.), Religion and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p.5～6.

【11】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8, June, 1994,p.385.

【1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3～204 页。

【13】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钢译,华夏出版社,1999 年；〔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14】参见〔美〕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Partrick M.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at are We to Think (Fourth Edition),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1987；〔美〕M.贝科威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张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 年。

【15】Douglas G. Foyl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Elites Belief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1997, pp.141～169；〔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张智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

【16】B. P. White, Decision Making Analysis, in PhilWilliams, Donald M. Goldstein, and Jay M. Shafritz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University Press, 200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卷,第647页。

【18】Richard K. Herrmann & Michael P.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 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3, 1995.

【19】Martha L. Cottam,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on,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6.

【20】〔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译者前言,第20页。

【21】〔加〕罗伯特·杰克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6～337页。

 

 

                       （本文转载自：《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