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鲜林

 

    国际政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对外战略来源可以归纳为：外来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因素、决策角色和决策者个人因素。鉴于美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关系，美国政治学者海茨克（Hertzke）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③]

    1. 美国民族文明中的宗教理念

 

    卢梭在其传世经典《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个社会的合法性依据或法统神话必须是强有力的，能够激起公众为之献身，否则，任何社会都不能被有效地统治下去，而宗教信仰则可以在维持法统神话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事实上早期美国民众一直在努力构建这种既能够给当时移民社会提供合法性依据又能够让民族国家产生“公民美德”的“共同法”（a consensus juris），即寓于法律之后并支持法律的某种协议。而这种美德只能深植于具有广泛性和扩散性的宗教或宗教理念之中。[④]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欧洲清教徒移民建立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基督教新教价值观是美国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一方面，“因其历史和宗教史的特殊性，任何宗教在这个国家立足的过程中都已经过了自身内在的变化即美国化，也就是把自身与美国人共同的‘美国梦’联系在了一起”。[⑤]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世俗化进程，美国社会虽然在宪法上主张政教分离，实际上却是一个由基督教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具有强烈民族信仰的宗教化国家。有着浓厚宗教信仰背景的WASP阶层始终是美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体现着美国主流意思形态和价值观。由这一阶层制订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未曾禁止联邦政府对宗教采取鼓励的态度，甚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座位上方的石头上，就镌刻着《圣经》中的十诫。论到美国政治与宗教的这种渊源关系，法国政治学家阿里克希·托克威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⑥]今天，美国约有50万个教堂，有90%的国民祈祷；88%的国民相信上帝对他们的爱。全国约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⑦]，5000多种宗教报刊杂志宣传宗教信仰。国内近500万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小学生中，85%的人在教会学校，仅天主教的大专院校就有25所，中学1600所，小学85000所，神学院373所，各级学生总数多达400万人。[⑧]全美大学及其他许多公、私机构，如军队、监狱、警察局、医院、消防队、夏令营、机场，以及爱国者和退伍军人协会中，都雇有专职或兼职的牧师提供宗教服务。现在美国的国歌依旧在唱：“上帝保佑美国！”美元上依旧宣称：“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社会的主流道德基础也依旧是“犹太-基督教道德”。有鉴于此，撰写《美国通史》的中国学者们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

 

 

    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主是历史的方向。无论在独立宣言[⑨]、美国宪法、还是在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讲当中，美国人在论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正当性时，都遵循着“上帝爱人、上帝赐每个人以权利，为保护这些权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逻辑。这一逻辑和理论早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意识形态中不言自明的公式化概念。托克威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存在”。美国宪政思想史权威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更敏锐地指出：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到尾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背景的。[⑩] 显然，在美国人心中，宗教自由是整个自由宪政的基础。宗教信仰作为一项个人选择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植根于美国开国先贤的理想。因此，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有鉴于此，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宣称：“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11]

 

 

    广义国家利益泛指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总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新教伦理的成功试验，是新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种价值观认为，理想化的美国始终被一种理论证实，就是上帝祝福被上帝所预先选定的美国，最重要的是赋予美国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普遍基于宗教理念基础之上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被认为是美国得以强大的逻辑起点，其严密逻辑是：正确的信仰—>道德生活－>法制精神－>民主政治－>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平发展与繁荣。[12]另一方面，美国在天时（建国正值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利（远离两次世界大战却又大发战争之财的和平崛起之地）、人和（较早进入现代化的民族自觉与清教思想的个人奋斗精神）的特殊历史机遇下的和平发展与繁荣[13]，又加强了美国人民对“伟大的祝福者”——“上帝”的信心与责任。其内在逻辑正如经济史学家North之言：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德准则，进而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又会反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个制度不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的，是从信仰来的。[14]持类似观点的著名的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正是基督信仰所包含的各样美德，才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因此美国历史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既自我封闭又自我张扬性的自助体系，其特有的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在自我封闭中相互加强，在相互加强中对外张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带动整个美国文明向前发展。

 

    鉴于基督教精神对美国国政民心的重要影响，尽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传统国际政治分析方法，以及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包括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等，分别对美国国家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显然美国的国家战略无论是延续性还是变迁性，都是对这一民族基本精神的不同实践。就像儒家精神之于传统中国，伊斯兰精神之于阿拉伯世界，基督教精神始终在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整个美国历史，包括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与当代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精神是美国的生命之源、民族之魂，是美国兴国安邦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是美国内政外交的基础与方向，是美国全部国家利益的无形象征。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努力，把理想的宗教理想——“上帝的事业”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美国利益”潜意识地融为一体。这种精神对内表现为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提振民族理想与希望，开启民智民力，使之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理性与信心；对外表现为一种以“美国利益”为基础的，以基督教文明的“千年帝国”为价值取向的，强权性干预与救济的“天定命运”论。

 

    为了全方位谋求并巩固美国现存的国家利益与综合实力，以期更好地实现这一“天定命运”之中的伟大理想，美国必须暂以现实主义的“善意的霸权”主义为手段：鉴于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必要性，美国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性均势（包括当前的美元价值与OPEC格局）失衡而战；可以为争夺世界上任何一种有利于美国“善意霸权”手段顺利实施的公共资源（包括中东的石油资源与核研制权）而战；甚至自认有权分享“上帝”所赐予的一切领域（海陆空[15]）之中的一切利益，无条件享有绝对优先权；同时有义务有资格担当“上帝”的代言人，自命“先知”、自称“祭祀”、自比“使徒”，挟“自由”以谕列国，假“民主”以行天下；直至一边虔诚地赞美“造物主”的伟大，一边勤奋、聪明、实用、功利而又科学地利用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全面参与，永不负疚”）地代沉默的“上帝”建立地上的“耶路撒冷”。这样，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为美国价值观的普世化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是故，哈佛教授亨廷顿一再鼓吹：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16]

 

 

    政教分离被普遍理解为近代以来政教世俗化运动的基础与必然结果，但很少被认为是合符宗教信仰本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即：政教分离是新教教义自律的一个原则，目的是为了纯洁信仰，以发挥信仰本身的社会正功能。

 

    肇始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欧洲政教分离运动,是建立在政（封建政治）教（天主教）长期结合却又相互误用所造成的政教双重堕落，以及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继之而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教世俗化运动。与此同时，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正处于新教移民“新大陆”初期——清教徒“理想国”的创始阶段，一个“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的，既没有腐败的政权，更没有昏庸的教权的“太初”阶段。相对于欧洲为了限制昏庸的罗马教廷，还权于政的政教分离之目的，美国的政教分离更多的是为了界定新政府的理性功能，为纯粹的新教信仰钦定自由，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教会与国家机构的分离，而非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的[17]——“貌离神合”的分离。

 

    鉴于基督教文明本身所包涵的进步理念对美国国政民心的持久影响，以及政教分离本身的真正意图和最终目的，美国学者威尔•赫伯格认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最坚持政教分离，但又是宗教情绪最为强烈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与教育、战争与和平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等领域，宗教起着决定性作用。[18]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威尔逊也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19]论到美国宪政运动与信仰自由精神，世俗历史学家贝雷(Thomas Bailey)甚至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 。是故“必然有一种思潮认为，美国开国元勋们实施政教分离确实意在培养强大的宗教势力，这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大有裨益”。[20]有鉴于此，现任总统布什曾公开表态：我相信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我想明白一点，我们将欢迎，我们应该欢迎有信仰的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督教信仰进入这一舞台是绝对需要的。正象你们的信仰帮助你们决定如何生活，你们对政治的参与也决定我们的民主运转有多好。民主运转的有多好完全取决于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的素质。[21]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既主张“政教分离”又经常保持着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所谓的“一个国家，两种精神”（桑塔雅纳）或“精神分裂的民族”（丹尼尔·贝尔）的奥秘之所在。最微妙的是，尽管宪法主张“政教分离”，表面上看似政教互不干涉，但美国WASP阶层一贯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内政外交方式，无疑起到了实践并宣传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念的目的。

 

 

    美国人认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和天赋非凡，与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信仰基督教或追求基督教理念有关。“支持犹太教-基督教原则是国家之所以伟大的基础这一思想”早已深入国政民心。美国的执政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几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美国至建国到现在的43位总统中，42位是新教徒，只有约翰• 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历届白宫之主们无不怀着民族特有的宗教热情，坚信美国应当继续“在上帝庇佑下”，顺从上帝的旨意，并“继续是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即基督教经典教义的信奉者。1776年“大陆会议” (Continental Congress) 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22]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都是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手按家族《圣经》宣誓，效忠美国和宪法，捍卫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并且始终把宗教自由放在重要位置。

 

    宣誓就职的总统即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者，美国基于“犹太－基督教”理念之上的民族精神的追随者。以强烈的民族精神谋求国家利益，又以国家利益巩固民族精神，是美国历届总统潜意识之中对其民族信仰的一贯忠诚。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在研究时发现，所有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必然共识是：（1）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2）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3）美国是世界的楷模；（4）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起来；（5）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6）尊崇开国元勋等。[23]这种共识包含了美国总统所特有的，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执著，以及对民族国家特有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有鉴于此，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祷告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为议员们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组织祷文与《圣经》研读小组进行活动。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的安排。

 

 

    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宗教理念因素主要表现为：普世主义的世界观、“天定命运”的国家理想、以及善意的霸权理论。国防大学世界政治经济教研室副主任江凌飞教授认为：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三个传统，即基督教孤立主义（Christian Isolationism）、基督教普世主义（Christian Universalism）与基督教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价值观和文化，对美国的国家意思形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为：1、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2、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论到这种民族传统及其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大卫·雷·格里芬在其著名的《后现代宗教》一书中曾指出，具有基督教神学特征的超自然主义的、极端唯意志主义的上帝观在以加尔文教派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始终占据特殊的统治地位。“这种教义为那种种族主义观点提供了所需要的支持，这就是认为上帝和人一样，爱一些人（我们），对其他一些人漠不关心（我们剥削的那些人），而且还恨另一些人（我们的敌人）。这种唯意志论，为世界作为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之间的战场这种两极化观点，提供了神学支持。”而且“这种超自然主义的上帝观，一般地说是助长了现代帝国主义，特殊地说则是助长了核威慑论。”要之，现代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思想还在坚持超自然的上帝观。这种观点对美国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影响，表现为政治上的帝国主义，把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都当成敌人。小布什对世界的措施，美国的战略考虑，都有这种宗教观念上的依据。有鉴于此，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政治学博士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教授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将自由之光和美国人所理解的“进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正是美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干涉他国内政并且不接受他人批评的哲学依据。[24]

 

    以史为证，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战略源远流长。早在建国伊始，美国国父之一潘恩就曾相信美国“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25]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认为“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根据这种特殊的国家理想，1845年，《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创办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首先推出“天定命运”这一词，并认为，美国人在北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与征服行为是顺应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的，19世纪上半期表现为南部种植园主向西向邻近国家扩张的“门罗主义”（1920年），19世纪下半期表现为北部工商业企业家向别国进行殖民扩张的“新天定命运说”。“新天定命运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力图证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WASP”注定要肩负起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的伟大使命性。这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形成的原始逻辑。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要求美国应当在世界上扮演“民主十字军”角色。在过去的200年间，为了追逐美国的特殊利益、推销美国的特殊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特殊使命，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就像草创地球的“上帝”一样，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斯•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1920年，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成立，更开创了以美国文明为主导的世界“新帝国主义”时代，从此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得到明确而强硬的表达。至今，作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著名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近作《大抉择》一书中，仍坚信美国就是《圣经·马太福音》书中所预表的那座照亮世界的“山颠之城”。

 

    可见，作为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和美国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精神中的宗教使命感始终是影响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变量，这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驱使其大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建立起一个能够实践基督教理念的世界新秩序。只要美国仍然具有与他国不同的“天然”优越感（文明使命感），美国国家战略中的这种宗教理念因素就不会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自1890年美国《海军法案》的诞生到2006年美国《国家太空政策》的出台，无不受到这种具有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宗教理念的影响。今天，美国的这种“民主救世论”正在中东大显身手。

 

 

    美国宪法尽管规定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国家行为原则，但无论哪种权力（行政，司法，立法）都离不开选民与选举。总统、国会议员、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立法、司法机构的成员在理论上都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可。显然，占国民人口86%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是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在对外整体战略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积极实践基督教理念的传教实体。1994年当共和党一举夺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时，共和党领袖多尔的首席竞选顾问威廉·莱西曾感叹地说，“没有宗教右翼卓有成效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26]即便是民主党，也不敢忽视宗教右翼的影响力。1996年，竞选连任的克林顿除公开表态支持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权利外，又在白宫接见了在全美有影响的100名牧师，以此改善与基督教保守派的关系，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皮尤研究基金会（Pew Research Foundation）就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的关系做了个调查，结果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27]基于这种对竞选策略的考虑，美国的政客、官员相当重视选民的宗教诉求，以便在最大程度上通过代表民意争取选票。有鉴于此，拉尔夫·里德认为，“美国的前途不取决于谁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取决于谁坐在宗教原则的办公室里。”[28]

 

 

    宗教理念对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继续保持对世界二元（善恶）论的认识、对单极霸权和普世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布什主义”的基本路线明确表示：美国应当积极运用所享有的支配性军事及其他权力，改变目前混乱、邪恶和危险的世界体系，造就一种符合美国偏好、反应美国利益和价值、从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秩序，并美其名曰“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其制度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的“三位一体”战略，俨然构成了“布什主义”强硬的“使徒使命”。这种理念影响着布什政府在其国家战略中始终以美国的安全、强大为基础，以 “自由、民主、人权”为价值取向，引导并期望世界实现基于美国文明与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和平与繁荣。

 

    鉴于宗教自由在美国全球“自由民主人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突出强调：“努力推进宗教自由和良心，反对侵犯这些权利的政府”。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说：“在美国的性格深处，有一种光荣，它比玩世不恭更加强大。许多人重新发觉，即便是在悲剧，尤其是在悲剧发生时，上帝就在身边。”并且能够“意识到我们被召唤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29]

 

    2003年1月的国情咨文和2月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布什甚至明确表达了美国国家战略中这种特定的宗教理念取向：即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相信上帝给予人类的尊严；自由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礼物；美国外交政策是为了发扬和保护人们选择政府的自由和以合适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美国对这个世界有着特殊的责任；我们蒙召将世界引向和平。显然，布什任期的“大中东改造”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慢慢软处理伊斯兰文化中的“野蛮”价值观，以及消灭由这种价值观必然产生的贫穷、落后及其必然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敌意与恐怖行为，从而使其更好地纳入西方文明体系，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深受宗教理念影响的民族理想。为此，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就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两场针对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的宗教意识形态至关重要。论到布什的宗教价值观与其政治价值观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2006年）表示，布什专制色彩的基督教言论异化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造成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疏远。在一本名为宗教与国际事务的著作中，奥尔布赖特认为，当布什说“上帝在我们这一方”时，这与前总统林肯说的“我们应站在上帝的一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了进一步明确方向，《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重点强调，美国将继续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达到理想主义的目标。即继续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以 “自由、民主、人权”为内容，以“善意”的霸权为手段，达到以美国文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目标。为此“美国必须继续充当领袖的角色”。[30]事实上，这种“普世主义”的战略理念是与美国历史上至《五月花号公约》以来就坚持的“光荣与梦想”——“为了上帝的荣耀以及扩展基督教信仰”[31]的伟大理想一脉相承的。

 

 

    布什主义的理想（使命）是以美国实力的绝对优越性进行全球民主化和根除暴政，核心是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为基督的以美国利益为价值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福音教会的复兴被称为美国宗教史上第四次宗教大觉醒。当代基督教福音派主要通过各种布道方式，以及各种层次的教育、传播媒介，成为对美国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基督教流派。自布什上任以来，以白人新教福音派为主干的宗教右翼[32]成为美国政治右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在布什政府的许多内政外交领域，“上帝国与恺撒国之间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指出，在对外政策领域，宗教右翼是一场以鼓吹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强大国防、国家主权、人权和信仰自由等为基调，以反共为特征的道德十字军运动。在许多情况下，宗教右翼均对政治右翼政策主张作了类似神学诠释。甚至主张将其福音主义作为“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答案。”[33]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影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因素中除了时代与机遇外，最重要的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布什政府的智囊团多属亲福音派政治右翼加宗教右翼分子，甚至布什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其个人心理特质、特殊经历的特殊体现，又是其民族精神里传统宗教理念的典型体现。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想（美国利益）与宗教理想（上帝的事业）对于皈依者布什本人是密不可分的。坚定的宗教信仰必然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取向：把一个原本少年轻狂、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中年又因生意不顺、酗酒成瘾，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得克萨斯牛仔，戏剧而又真实性地转变成为一名乐观上进、信仰虔诚、开始对政治有着强烈理想与报复的鹰派战略家、政治家，从而无形中影响了他作为一国之主在内政外交上的重大决策。美国学者保罗·肯戈在评价布什的基督教信仰时说：“在这个政治家的信仰普遍受到怀疑的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什的信仰就是他的生命指北针。”[34]事实正如他自己之言：“这是一种命定，将我推上现今的职位。希望我的任职乃是在回应某个美好的目的……，因此我要全然倚靠那位一直保守我、祝福我的上帝”。[35]显然，布什认为自己有责任将福音真理应用在美国最高行政首长的召命上，要在最实务的层面上，将信仰与公共政策相结合。

 

    首先，福音派基督教信仰中的“普世理念”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中的政治理想。

 

    自皈依基督教以后，以“美国利益”为世俗基础的“上帝的事业”成了布什生命中的最高理想。他当选总统前的论文集《持久奋斗》（A Charge to Keep）就是一首基督教赞美诗的题目。这首赞美诗强调基督徒要服侍现世的事业并按主的意愿行事，听从主的呼召去成就大事（calling to fulfill）。在成为总统之后他声称，耶稣基督是自己最崇拜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2003年布什在公布每年1月16日为宗教自由日时声明：“当我们庆祝美国人民享有的宗教自由时，我们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民无法享受这种自由。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拥有信仰的权利和表达及实践个人信仰的权利。本届政府正致力于揭露宗教迫害并敦促我们的盟友，贸易伙伴为实践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在世界各地进行努力。只要我们同心合力保障宗教自由，我们可以改善人们的未来”。2006年1月16日布什重申：“我们继续努力反对宗教歧视并反对任何针对宗教自由的侵权行为。”“今天，我们正在全球推进宗教自由。” “积极反击世界任何地方对宗教的迫害。”[36]显然，布什和助手们已完全继承了“美国优越论”的思想精髓，以一种自信和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目光审视世界，并带着一种以美国模式改造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自豪感。针对这种特殊的使命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深编辑巴隆尼（Michael Barone）评论说，布什的就职演说像1917年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一样，标志美国再一次承担全球道德责任。

 

    可见布什政府在做着它的基督教“千年帝国”之梦时，正是凭借“上帝事业”的宏大思维，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竭诚推行其独具宗教理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神圣的理由去“善意”地“捆绑”邪恶、宣扬正义，“拯救”野蛮外邦，包括它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宗教），及其改造它们主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把自己的文明通过一系列国际组织、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模式以及吸收美式民主国家进入美国体系的全方位战略，变成他国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布什主义正是想把美国主导的这种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制度化、永久化与神圣化。

 

    其次，福音派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论”和“统治神学”（DominionTheology）思想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中的价值基础。

 

    统治神学是西方流传了数千年的“后千禧年主义”的时代产物。福音派统治神学的基本主张是:神的选民要统治世界。日本神学家政治学家栗林辉夫认为，布什在接受了埃凡斯[37]的统治神学之后，就开始以“救世主式的领袖”自居了。[38]布什主义深受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论与统治神学影响，其思想源自于《圣经·新约》。《圣经·新约》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叙述上帝对人类的“爱”，即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救赎人类；最后的启示录部分则宣告了上帝的“怒”，是对撒旦势力的惩罚。两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圣经》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帝形象，也就是，上帝既是慈爱的救赎的上帝，也是公义的惩罚罪恶的上帝。因此，夺回这个世界，不仅要靠祷告和传教,还要诉诸各种政治手段，在《圣经》的教理之上，依照《圣经》的教义来改造这个世界。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带有强烈的启示录式的战斗性色彩，自上任以来，布什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打了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自他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宣布“我们正处在善与恶的冲突之中”后，这两场战争就被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欢呼为“善”对“恶”的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哈米吉多顿[39]战争的预演。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法瑞德评论这两场战争说：“布什真正相信启示录，相信善与恶的斗争现在到了关键时候”。宗教学家麦克希尔在其《布什的启示录情结》一文中也说，“只有了解启示录神学，才能了解布什。布什相信自己为神所选召，负有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彻底地扫除反基督势力”。在这一“使命”下，布什在全世界范围内向撒旦的势力发动了进攻，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保留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从不放弃对北朝鲜动武的可能性。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这些伊斯兰和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国家，都是撒旦的势力。对中东反美色彩不强烈的国家，布什要求他们民主化，对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布什要求他们彻底地摆脱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实行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布什则把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民主化成为免除债务或接受经援的首要条件。这些做法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基督教文明统治。因此，布什的笔杆子——曾经长期担任白宫撰稿人——弗莱姆说：“战争让布什成了十字军骑士”。[40]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并且深刻影响到美国的国家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总的来看仍然趋向右倾保守主义，且宗教保守主义成为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41]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的头脑》（1957）一书中将保守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六大信条，其中第一条就是“相信神的旨意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42]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上帝的信仰；对人性的认识（性恶论）；对民族国家的承诺[43]。

 

    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保守主义[44]运动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内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派中的宗教保守主义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并主张一切问题都应该由恢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来解决。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布什父子等都属于这个政党。随着激进的福音派白宫新主布什的两届连任以及新保守主义新贵的得宠，新保守主义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标准，以美国实力至高无上为基本特征，谋求建立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制度化单极世界的国际体系论与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理想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统治神学思想不谋而合，一跃成为当前影响美国政坛的主流思潮，构成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具体表现为当前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保守思想与宗教意识形态色彩的日渐加重，最明显的是，由克林顿政府批准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布什在其第一任期内便果断付诸实施。

 

    显然，这届白宫政府正是怀着更大的信心与责任，试图使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扩张。“9·11”之后，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特意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善”，整合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从而构建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自由主义内政外交中所坚持的“正当优于善”的“重叠共识”（见罗尔斯《正义论》），已明显让位于新保守主义所虔信的“善优于正当”的“单边主义”。这种近似霍布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既继承了“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的古希腊自然主义政治哲学观，又肩负了福音派基督教思想中的普世救赎使命。在“新保守主义”的鼓吹下，在民族文化的偏见中，“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人道主义干涉有理”、“西式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单机稳定论”、“文明的冲突”（哼廷顿）等奇谈怪论发生了，美国在海外频繁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合理化了。

 

 

    传统均势理论认为国际冲突是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在对立统一中的均势失衡。然而在南北实力差距巨大的当代世界，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却在于“后均势主义”强力意志的“单边主义”行为。美国为了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以积极实践“上帝的事业”，不惜牺牲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均势理论”，其独家推出的“单边主义”作法正在造成许多灾难性后果。“9·11”事件正是“后均势主义”抗议者对“单边主义”的戏剧性解构。这一事件却激发了后者更加强烈的反应。布什主义的“使徒使命”正是在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反应中最终完成的。[45]

 

    当今社会由于财富、权利等资源分配极度失衡，“文明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等同于基督教文明”。[46]鉴于宗教与民族问题在普世文明中的重要性，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总喜欢以正统文明自居，在终极关怀与现世福祉上自负地拒绝着任何民族的理论创新，只信仰上帝的生命之道。并且以自宗独一的宗教真理（犹太－基督教信仰）为荣，傲慢地对待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禁忌与风俗，武断地斥责其他国家为野蛮之域、无信仰之子、或敌基督的外邦，甚至是邪教徒操控的“邪恶轴心”。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势力或人，都将被“最文明”的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对外战略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邪恶势力先是日本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对于布什和基督教保守派而言，“9•11”、本•拉登、萨达姆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代表的不是单纯的某个个人、组织、国家，而是一种世界上最危险的“邪恶势力”，是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今天的继续——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的挑战。现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大抉择》一书的作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明确把“9•11”恐怖袭击解释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根源于两者文化与价值观的对抗与冲突。因此布什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应攻击，消除邪恶世界。恐怖主义试图重塑这个世界，目的在于将他们的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47]

 

    显然，“9·11”事件迅速提升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理想的内涵，激发了白宫古老的宗教情结——“公义的愤怒”，[48]当布什被《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年度风云人物，该刊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利时，布什曾理直气壮而又踌躇满志地宣称他已拥有他所需要的所有权利了[49]。正是这种“所有权利”把美国文明向全球进军的三段论——“政权更迭”的霸权逻辑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即：1.对方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权，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2.对方是一个专制的不民主甚至是邪恶的政权，它的人民渴望并需要解放、自由与民主；3.美国的责任是推翻现有政权，帮助这个国家建设繁荣和自由的社会，美军是解放者，是和平卫士。根据这一清晰的逻辑，“9•11”事件后，布什认为，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充满暴力的邪恶政权，完全没有宗教自由，萨达姆对内镇压什叶派人士和库尔德部落，对外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巴格达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萨达姆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这群邪恶分子掌握这种武器，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可怕的威胁。无论从“神圣使命”上还是从“世俗道义”上讲，美国都有必要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性打击。而且布什政府官员在强调伊拉克的民主化将为其他中东地区国家提供样板时，他们的思维方式依循的是“多米诺骨牌”逻辑，即民主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将会导致连锁效应，影响其他国家，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民主之路。因此，在伊拉克进行“倒萨”并建立民主政权，既可以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树立一个榜样，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此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从而进一步推广美国式“基督教文明”。在这里，宗教自由与打击恐怖主义、捍卫“民主自由”原则、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挂上了钩，理所当然地得到布什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8月31日，在纪念9•11事件5周年前夕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布什甚至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明美国的这场战争是“一场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50]

 

    可见，在美国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名的进攻性外交政策背后，仍然隐藏着传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冲突的古老宗教情结。前总统卡特（39）在论到这届白宫的大中东战略时就认为，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完全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51]

 

 

    由“上帝的事业”派生出的充当世界和平仲裁者始终是美国决策者们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当和平被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原则时，它背后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和平本身。尽管白宫一再声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世界带来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文明世界，但布什以 “美国利益”实现“上帝事业”之举实际上正在试图否定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以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一个凌驾于一切国际规则之上的帝国形象越来越清晰了。为了初步界定布什政府的帝国思维，2001年布什政府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拉姆斯菲尔德明确宣称：本项评估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把防务规划的基础从主导过去思维的“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未来“基于能力的”模式。[52]

 

    为了全面推进白宫理想，在被“绳之以法”的阿富汗、伊拉克极力促进“解放区”的美式“自由民主”化同时，布什表示，要以这几个国家的民主选举为典范，继续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重视妇女、宗教温和化改革等各方面全面、扎实、强力推进其“大中东民主计划”。这是美国历史上“光荣与梦想”的现实需要，更是美国一贯奉行的，基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意识形态战略的必然逻辑。

 

    在这种“必然逻辑”下，即使不再在布什政府里任职的新保守派人士，也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政府。新保守派一些骨干分子在《旗帜周刊》及美国其他报刊[53]上发表文章，联名写公开信，并出版书籍，竭力声援鹰派当局的对外政策。2003年小克里斯托尔和劳伦斯·卡普兰合作出版《我们从巴格达开始的道路》，提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如何控制全球的设想，鼓吹“如果不推翻所有看起来会制造麻烦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我们大家都是懦夫”。2003年10月帕尔和布什讲话稿撰写人戴维·弗鲁姆出版《结束邪恶：如何打赢反恐战争》一书。书中鼓吹必要时通过直接行动积极促进沙特阿拉伯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份同这个国家分离，进入叙利亚领土追捕恐怖分子嫌疑人，准备对北朝鲜实行全面的空中和海上封锁，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推翻伊朗政权，不再因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采取类似美国正在对基地组织采取的行动而批评以色列。他们在书中还主张：把法国从欧洲国家中孤立起来；同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愿意结成防务伙伴关系的亚洲民主国家结成像北约一样的亲密和持久的防务关系；对台湾作出军事保证，建立亚洲地区弹道防御系统；如果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不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如果他们继续侵犯基本人权，美国就难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除非对联合国宪法进行修改，使其符合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理论，否则美国就明确反对联合国宪章的管辖权。[54]这口吻听起来就像圣保罗的《书信》[55]，以“使徒”的身份或表扬或指责或督察或命令，既“神圣”又“威严”，令人难以抗拒。伊拉克战争后，美军事部署的基本路线便是：驻军伊拉克，稳住中东，倚重中、东欧，羁绊欧盟，东扩防线，合围俄罗斯，强化东北亚，遏制中朝。[56]

 

 

    综上所述，美国民族信仰中的宗教理念——基督教“普世主义”、善恶二元论与新保守主义思想中基于自然说的“天定命运”观、强权公理理论之间内在逻辑上的相容与互动性，对当前“布什主义”国家战略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带有宗教理想主义色彩的“善意”的霸权主义造就了“布什主义”强硬的“使徒使命”。

 

    历史从不把任何教训强加给任何人，历史的善恶只取决于身处历史之中的，具有理性之主体——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尽管并不排斥许多偶然因素的戏剧性参与，人的意志及其支配意志的理智始终在起主导作用。就全球正义而言，康德的理想一直是人类所向往的追求。整个世界若要达致“永久和平”，那么它不仅要成为一个法的共同体，而且必须也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不仅指政治伦理，也指道德伦理。然而世界是繁难的，存在是多元的，现实是复杂的，理性是有限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者们就已隐约意识到“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道德心和罪恶心的最后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一个秘密”，因此“关于世界上各民族如何对待人生的最高目的、上帝、美德以及永生不朽的问题，人们可以研究到某种程度，但绝对不能对它们作绝对的严密和精确的比较。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证明似乎显得越清楚，我们就必须越发谨慎，以免作出不适当的假定和草率的判断”[57]。

 

    同样，在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共识中，尽管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见罗尔斯《正义论》1971），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无论是在文明共同体内部，还是不同文明之间，由于社会整合、价值共识的重构既跟不上社会世俗化的速度，也达不到文明自身的深度。拥有不同价值观、宗教观和文化立场的人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发生的巨大裂痕，必然要求价值观的多元并存。对古代轴心文明有出色研究的艾森斯塔特曾经深刻地分析过：虽然人类目前进入了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第二个轴心文明时代，然而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各种文明，依然镶嵌在现代性之中，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中国的儒教，依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现代性。

 

    显然，西方现代性中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思想本是“辨证法”语境里的相对论，只能因文化相对主义及其相应国家政权（主权）性质的阶段性需要进行权益变通，因国制宜。因此，美国基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只能对广义基督教文明国家有其“布道”的价值，对于“伊斯兰——儒文化”[58]圈来说，无疑于“范式”之间的偏见，并无必然如此的不可选择性。最重要的是，极端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将会导致国际社会在缺乏“公度性”的“价值真空”中造成“价值危机”。因为这种“自由、民主与人权”只能给人提供选择的可能、平等的机会与存在的尊严，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但是使命自负的美国自始至终都彷佛是这些重大问题的揭密者与终结者，并且带着宗教理想般的自我优越感一味迷恋于单边主义的集权意识。这是弃可怕的历史教训于不顾，盲目自信于强者的信条——以“善恶二元论”思维，定“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下的西方文明于一尊，并且不惜以强力意志维持自身话语权的合法性，甚至将这一精神当作真理的标准，裁判世界，一厢情愿地代“沉默的上帝”向满心狐疑的世人宣告自以为“唯一正确”的“生存之道”。从而让“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本身违背逻辑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手段与目的背道而驰），沦为意志独裁的绝对命令。这无疑是激化当今国际局势危机升级的重要因素。

 

    历史进程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差异是事物活力和多样性的来源，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不能容纳异质成分是走向僵死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差异的观念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无论是国家内部对多元性的包容，还是全球范围内对多元化的保护，都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59]因此，在多元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将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只有“多元文明程度不同的、不同层次的‘共存’、‘交流或融合’，才是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60]。要之，正如罗尔斯在《各国人民法》（1999）中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为了理性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显然，作为战争的整体控制机制——国家战略也不例外。

 

    当然，从普遍人性论的视阈出发，这一批判理论并不否认东西方文明之间所共同具有的某种“普遍道德”观的可能性，否则世界文明之中将不存在任何“合力”进步的因素，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力”者“齐心”为始，心之所“齐”必意念相通，旨趣可约。不惟可理解、更可合作。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惊世力作《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要之，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路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旯”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有鉴于此，黄仁宇先生强调，中外共通之点，今日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6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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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网站：

http://ias.cass.cn/index.asp ；

http://www.whitehouse.gov/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本文转载自：《中国发展的国际效应》时事出版社，2007年4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