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联

 

    自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帝制及新教作为国教的制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英国国内的政教情况仍然充满张力，国家教会（圣公会）与不奉国教者（non-conformist/dissenters）之间、不奉国教者与政府之间仍有不少的冲突。十八世纪适值是英国经济产业转型（工业革命）及殖民地扩展的时间，社会内的经济矛盾亦甚尖锐。再加上启蒙思想的传播，整个社会的状况实在甚不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纪的两场革命──法国大革命及美国独立革命虽然对英国社会引来不少震动，但英国却最终能避免本土发生革命。这段历史里有关如何使转变中的社会，从不稳定的边缘顺利过渡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世反思。早在二十世纪初，Elie Halévy已提出十八世纪的福音主义令英国避免革命的发生。[1]本文旨在研究英国不同派别教会的活动其与政府的互动，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情势，钩勒哪些政策、活动及心态有利稳定当时的社会状况。

 

    本文将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十八世纪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的一般性钩勒。第二部分分析国家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况，述及它与政府的互动，如何成为社会控制的工作，并在十八世纪面对的困难与危机。第三部分指出不奉国教者／异见者（non-conformist/dissenters）在这时期的情况，他们的宗教遭遇、信念思想、社会情况及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言论与活动。第四部分将分析十八世纪福音主义兴起，特别是循道主义的兴起，如何影响英国的政教关系。

 

     １．十八世纪的英国

 

  　十八世纪的英国，虽然它的统治型构与宗教的情况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大一样，但它们两者基本上皆是旧专制统治（ancien régime）及奉国教国家（confessional state）。不过，英国在十八世纪所经历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变迁，使它在十九世纪时期成为了一个与前一世纪截然不同的国家，也与法国的发展大相径庭。

 

      威廉三世（William III）因光荣革命登上王位，他登位之时（1689年），英国已经历了多年的宗教纷争与战争。不少人虽然并不喜欢荷兰裔加尔文派的威廉成为英王，但长期的纷乱令人民对宗教分歧及仇恨感到厌倦，因而转向对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采取较容忍的态度，国会在这气氛下便于1689年通过〈宗教容忍法〉（Toleration Act），容许浸信宗、长老宗、公理宗、贵格会的信徒有限度的宗教自由。[2] 不奉国教者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由举行宗教集会并由他们选立的牧者牧养。[3] 甚至，他们若能按《核验法》（Test Act）及《团体法》（Corporation Act）的规定偶尔到圣公会领圣餐，领取证明书，他们更可到大学读书，成为公职人员或从政，这种做法被称为“间偶奉国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研究指出十八世纪里，大约有40位国会议员是「间偶奉国教」者。[4]

 

      不过，这种容忍其实并不稳定，即使到安妮女王在1702年即位之时，英国的宗教分歧仍是深刻及尖锐的。圣公会及保守党（Tories）对「间偶奉国教」的情况非常不满，执政保守党在1711年便通过《间偶奉国教法》（Occasional Conformity Act），规定如发现公职人员参加非圣公会礼仪的崇拜及宗教聚会，便会被罚款四十镑及免除公职。1714年，保守党又通过《分裂法》（Schism Act），禁止不奉国教者兴办学校，使他们不能从事专业。[5] 但就在同年，安妮女王便逝世，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就此告终。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外曾孙乔治即位，是为乔治一世（George I），为汉诺芬（Hanover）王朝的开始。不少保守党及圣公会高教派人士在那时对新王室置以怀疑，反而暗地里支持流亡在外的天主教徒伪王詹姆士三世。汉诺芬王朝因而与辉格党（Whigs）结成政治联盟，从而尝试钳制保守党。[6] 但汉诺芬王朝在这情况下仍然是危机重重的，它与辉格党联盟更驱使激进的保守党人成为雅各布派（Jacobites），[7] 在1715及1745年便有两次雅各布派的叛乱发生，要直至1760年在英国出生及长大的乔治三世即位，1766年詹姆士三世逝世，雅各布派才慢慢消亡。[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辉格党及保守党基本上都坚持政教联盟，但保守党倾向认为教会圣化了国家，也是国家的道德权柄；辉格党则强调政府应统御教会，在道德及属灵的事情上协助国家的统治。[9] 我们可说，保守党比辉格党更重视圣公会的权益。但有趣的是，正因为辉格党以政治现实的情势为出发点，它的宗教政策比保守党更为包容及务实，并且更有效化解一些政教危机。在1831至1832年有关《改革法》（Reform Act）的争论便是很好的例子。[10]

 

　　除了国内的政治问题外，十八世纪的英国更被两场重要的革命所摇撼。首先是英国中央政府一方面在商业上及财政上恣意剥削美洲殖民地，但另方面却不容许他们在国会有代表表达意见及争取权益。至176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与殖民的冲突不断加剧，甚至政府派遣的军队也无力制止全面叛乱于1775年爆发，及十三洲的代表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美洲殖民地的危机对英国本土也有政治影响。由1760年代中期以后至1783年，英国差不多每五年便爆发一次广泛的政治争论，上书抗议或陈情人数有三次超过66,000人。Bradley认为不奉国教者在1760至70年代间形成了一种持久的对国家的不满。[11]

 

      法国大革命亦深远地影响英国。Yates甚至指出，美洲的革命只是令英国政府大为尴尬，基本上没有改变英国未来的管治路向。但法国大革命则令英国人怵目惊心，对往后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由废除君主、将之处决，到恐怖统治的实施，到教堂被勒令转变成理性之宫（Temple of Reason）等等事件，都令英国大部分人对革命及其后果忧心忡忡。革命的结果是令英国人趋向保守，对激进的改革思想都不予欢迎。[12] 当然，当时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状况是造成英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因。例如Christie发现，英国能在面对十八世纪的革命浪潮，是因英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令人们觉得法国大革命至终会威胁英国本身，并且议会政治及选举制度让民众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感。但他也指出，宗教的力量虽然在那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肯定了人当现存的生活模式的价值，以宗教的观点将人民间酝酿革命的力量加以化解，又将人民的力量转移至宗教服务或活动之上，从而稳定了社会。[13]

 

      直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的社会及经济状况其实与中古时期没有多大分别。生产及运输主要仍是依靠人力、家畜、风力及水力。如Moorman所形容，当时的「生活是很缓慢的，正因为缓慢，生活是固定及不变的。」[14] 大部分人民都是居于小市镇或乡郊，国内没有大型的工业区域，有的只是围绕矿场、磨坊、毛纱厂或铸造场周围的工作坊，羊毛织造及冶铁是当时最重要的二大工业。[15] 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为英国的社会及经济带来很大的改变。汤恩比（Arnold Toynbee）指出英国经历着多方面的巨变：１．人口急速增加；２．农业人口的比例下降，经济效能低公田制度被淘汰，废弃田地被充分利用，农场因着合并增大了生产规模；３．机器的使用令工业模式由家庭作坊转变成工厂。[16] 1700年至1800年间，英国的人口由5.058百万增长至8.664百万，实质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17] 研究者指出，经济的发展令劳动阶层的实质收入有一些改善，但他门的生活环境及水准仍并不十分理想。[18] 正如布雷克（William Blake）所形容，当时英国的典型景象是：「黑暗、鬼魔般的工坊」（“dark, satanic mills”），[19] 工业区其实是低下地区的别名。[20] 艾金（John Aikin）在1795年便说：「穷人都挤在令人难受、黑暗、阴湿、不能居住的地区栖身──是疫病极有利的温床。」[21] 不单如此，工厂令低技术工人不能从前般有机会由学徒成为师傅，而长期沦为贫穷阶层。人口的增加也令就业需求急升，令工人的工资没有很大的改善。[22]

 

　　Yates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的宗教情况有五大特点：１．政府与国家教会的关系有其重要性；２．因英国的新教不奉国教者某程度上被容忍及保护，当时英国的宗教其实处于一定的多元状态；３．圣公会高教派、宗教宽容人士（Latitudinarians）及福音派人士之间存在神学思想矛盾；４．教会成为了福利及教育的最大提供者；５．国家教会自身的改革。[23] 无疑，这五点能包括了十八世纪英国主要的宗教情况。本文也将会以下的讨论中，提及这五方面，并进一步展示它们如何使教会在转变中的社会有助或威胁社会和谐。

 

      ２．十八世纪的圣公会

　　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不奉国教者及天主教徒只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理论上其余的国民皆圣公会会友。[24] 不过，Gilbert认为，1740年至1830年是圣公会的灾难年代，因为圣公会于这些年间一直在衰退之中。他以牛津郡的三十个牧区为例，1738年至1802年间的受餐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之多。他认为牛津郡这中南部地区的情况，已可能比当时其它的地区为佳，故情况可谓十分不理想。[25] 不少历史学家将这不理想的情况归咎于牧区制度（parish）的失效。[26] 牧区是圣公会地方教会的组织办法，每一牧区通常有受薪的主礼牧师，牧师之下有受薪的助理牧师（curate）。同一地区的牧区再组成教区（diocese），由主教领导。可是在十八世纪时，不少牧区主礼牧师及主教其实都长期不能在教区或牧区主理教务。主教因为上议院的职务而有超过半年需要居于伦敦，他们只能有四至五个月的时间来探望他教区内的牧职人员及信徒。[27] 至于牧区牧师，十八世纪流行所谓「兼牧制度」（Pluralism），意即为一位牧区牧师同时牧养多个牧区。例如，在1727年，伦敦教区三分一的牧区没有居于牧区的牧师。1783年，沙士比里（Salisbury）教区232个牧区里，只有92个有长居的牧师牧养。于1778年及1808年，牛津教区有约六成的牧师是非居于牧区的。[28] 可以想象，主教的上议院公职及兼牧制度，都会令主教与其它牧者，牧者与牧区有很大的疏离。不单如此，主教、牧区牧师及副牧师的待遇及社会地位差距也很大。1748年出版的小说Roderick Random中，小说中的副牧师在客栈与他的牧区牧师见面后便大骂：「那个老王八走了……去他见鬼的……他坐着便领两份共四百镑的年俸，我却要代他做沉重的工作，每星期在马背上跑二十里路去讲道，为的是什么？是的，就是为了那二十镑的年俸。」[29]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圣公会的牧者的薪俸主要由当地一至二个地主、政府的拨款及教区的款项所支持，而不像非国教的牧师主要由信众募集。我们可以想象，这安排令往往成为圣公会牧师关注自己与地主、政府及主教的关系，多于教会信众发展的情况。[30]

 

    Spaeth也指出，圣公会在十八世纪的衰落与教牧人员的僵化思想及他们与信众疏离有关。他们将自己化成一群特殊的阶层，认为要守护传统的礼仪及自身的既定地位，因而极为封闭。[31] 亦因如此，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便不会太敏锐，以致对社会的舆情采取较负面的看法，转变也较缓慢。

 

    从整体而言，圣公会虽然坐拥国家教会的优势，但它在群众的整合及驾驭上却并不成功。从十八世纪的投票显示，圣公会低教派的成员往往会与不奉国教有同一的投票意向，而非支持高教派的政治立场。[32] 还有，它对自身教会里的新的运动及变革，也往往是倾向保守反动，未能很快地将之吸纳为自身的资源，反而使这些新力军从自己处分裂出去，这点在其面对循道主义的出现及发展时便显露无遗。有研究指出，十八世纪的圣公会流失群众，其实是因为它不能为会众提供灵性及宗教上的满足感。[33]

 

    圣公会不少人士在十八世纪面对天主教、非国教及福音派的发展及挑战时，他们往往很快便要求政府介入，挽救「陷入危机的教会」（Church in danger），尝试将行之已久的容忍政策收紧。[34] 幸好的是，政府对圣公会人士这些要求，通常并不会单从宗教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从事。他们首要的考虑反而是社会及政权的稳定，亦因为他们能从务实的观点出发，他们并不会单纯被圣公会拥护王室的口号所左右。[35] 不过，圣公会作为国家教会，王室及政府皆留意到它的改革其实对国家的社会控制大有好处。在十八世纪初，安妮女王便曾推行一个拨款制度，帮助有需要的牧区，期望借着稳定的薪给，令下层的教牧人员对牧区作更好的照顾。另外，国会在十八世纪亦推行了一些不同的改革措施，令教会的活动更活跃。可惜，圣公会同样在这些方面的转变很缓慢，政府并非完全可掌控圣公会的步伐。[36]

 

    虽然如此，国家教会在某些事情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帮助。例如，圣公会便在地方牧区开办很多穷人的「安置区」，为他们提供住居、饮食，并为他们安排工作。显赫的圣公会会友仍有不少的慈惠工作，他们提供救济金、兴办医院等，在当时都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37] 另外，主教在议会的席位能令政府在面对激端份子的共和主张或另一些它不欲执行的政策，有一个建制上的缓冲。因为上议院的主教们往往比政府更为保守，他们在舆论上帮助王室或政府制衡极端的主张，也让政府能以较中立及亲近的姿态接近反对派。[38]

 

      ３．十八世纪的不奉国教者

 

      与圣公会的会友人数相比，十八世纪的不奉国教者并不是英国人口的多数，并且于十八世纪初期，英国的长老会、浸信会及公理会的人数更有所减少：1700年至1740年间，人数的减少可能达40%。[39] 但是，不奉国教者其实在国家里面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不奉国教者的典型形象是：「温和、反对激进、关心道德的……中产阶级。」[40] 特别是在一些地区，不奉国教者的政治及舆论会比圣公会的更强。即或不是更强，不少的时候他们会是政治上关键的少数。[41] 这情况之所以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有三：１．因为《宗教容忍法》及「间偶奉国教」的容许，令一些不奉国教者能在地区上出任官职。据估计，十八世纪里大约有40位国会议员为间偶奉国教者。[42] ２．一些不奉国教者在商业或营业上取得很好的成果或成为专业人士，成为社会上的富裕人士，他们因而能对议员及政府官员有一定的影响力。[43] ３．辉格党的议员在选举时发现不奉国教者对他们的支持十分关键，所以他们不少都争取选区内的不奉国教者的支持。[44] 其实，不奉国教者在英国社会有着一定的社会位置及影响力，对社会的稳定并不是坏事。因为那些在社会上具地位的不奉国教者，往往很热心地投入各地的慈惠工作，以争取其它人的认同。他们的慈惠事工对社会有正面作用不言而喻，并且因着他们成为社会备受尊重的人士，政府及国家教会对他们也不得不更为容忍。还有，当这些人士在社会取得地位时，他们也会找到外间或自身的政治及专业支持，这能帮助他们以体制内的法律及政治方法，去解决非国家教会在国家里所面对的困难及矛盾，避免有关问题以体制外的叛乱或革命形式出现。[45] 更讽刺的是，研究指出政府的包容政策反而令原有的不奉国教教派（长老宗、公理宗、浸信宗及贵格会）慢慢因经济及社会利益而衰落，不少人甚至转入圣公会。除此以外，这些教派在政府的容忍下，反因为内部神学的争论而进一步变得衰弱。[46]

 

　　不过，我们仍需注意非国家教会强势的地区，通常是当时饱受社会及经济转变影响的新兴工业区域及沿海贸易港口。在这些地区里面，手工业工匠、小商人及一般工人都倾向支持非国家教会，并会响应非国教牧师的政治动员，参与选举投票或签名上书陈情。更特别的是，圣公会低教派的成员，往往会参与不奉国教者的政治行动，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在此可见经济及社会矛盾是壮大非国家教会的政治声势的重要原因。[47] 但Bradley指出，这些地区能否组成有力的政治运动，端赖有否具魅力的宗教或社会领袖，利用舆论动员群众。[48]

 

　　从历史而言，英国不奉国教者倾向支持联邦（commonwealth）及议会思想。帝制恢复以后，这种思想便被认为是「激进」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非国教牧师的「激进」思想，其实是运用了不少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资源。[49] 因此，他们的著作及讲道，不少在哲学思想上是十分前卫吸引的。并且，他们主张人有自然权利、自由及平等的思想，对那些深入感受社会不公平的阶层有很大的吸引力。[50] 这些思想有时只是对社会的现象有所不满，提倡社会、宗教或政治上的局部改革。但有一些时期（美国革命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它们更发展成对王室及政府的失望及不满，甚而出现推翻帝制要求共和的诉求。[51]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求虽然激烈，并有酿成全面革命的危险，却没有真的威胁英国的帝制政治。有三个原因令非国教牧师的激进思想没有全面发酵：１．当时有一直同情非国教的有威望人士，对法国大革命作出详细的分析及批判，令不少「进步」的人士也对革命思潮有所保留。２．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极端情况及恐怖政治，令英国并不认同革命思潮。３．法国对英国开战，令英国人共和及帝制的矛盾，被英法之间的民族矛盾所掩盖。[52] 如此，宗教的激端思想，其实也被更其它的社会思潮及形势所左右。特别是当原本一些同情非国教的政治及专业人士，也转向反对某些激端思想时，原本的激端思想的前卫性及先进性便大打折扣。

 

      ４．十八世纪的福音派

　　十八世纪英国政教关系的最大转变，莫过于福音派的出现。对英国教会历史而言，福音派最初乃指那些在经历某种「重生」或「复兴」经验后，得着信仰与生活改变的圣公会会友。后来，这群体也包括那些有同样信仰经历及实践的非国教教徒。在这群人之中，最重要及具代表性的乃约翰韦斯利，并其所创立的循道主义（Methodism）。

 

　　在约翰韦斯利的领导下，循道主义在新兴的工业区及沿海港口有很好的发展。韦斯利要求循道会友有严格的道德及生活纪律，要他们拒绝酗酒、赌博、玩乐、性道德败落等坏行为及习惯。以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当时普遍英国人的风尚，循道主义的发展可谓对改变中的英国有社会风气改良的作用。[53] 这种严谨的生活要求，甚至令英国不同的地方在稍后都出现「道德重整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尝试更大型地推动社会风气的改革。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循道主义对自身会友要求是颇为成功的，并且对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帮助，但当它的意念发展成更大型的社会运动时，它却没有达到预期能发挥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属于福音派信徒的首相栢斯福（Spencer Percival）更宣传性地主张，社会风气的整顿令法国大革命式的社会革命没有在英国发生。[54]

 

       除了生活要求，循道主义的紧密群体组织也有助社会的稳定。循道会定期举行班会，要求各人彼此提醒，过属灵及圣洁的生活。他们也同时举行爱筵，招待所属班会的会员参加，巩固彼此的关系。循道主义的严格制度及韦斯利的家长统治，也令当时饱受社会转变的低下层，获得一个较稳定的社会组织而有所倚靠。营会（camp meeting）等活动也为参与者提供社群及娱乐活动，增强群体在社会转变中的稳定性。除此以外，循道会又会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住宿、衣物及食物的紧急援助，令社会最被压迫的一群得着容身之所。[55] 研究也指出约翰韦斯利的家长统治，令循道会间接认同英国现存的社会结构。[56] 主日学亦是当时很重要的工作。主日学的建立令在工业区的贫困儿童有机会接受教育，尝试改变工业区人口加增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压力。Hempton形容主日学虽然是有钱人枱上掉下的碎渣儿，但却成为了工人阶级可吸收营养的食粮。主日学最初虽然是富裕阶层的社会控制工具，但最后也成为推广教育的工具。[57] Semmel认为，循道主义所推动的「革命」，其实是一个强调对君王及国家效忠、威权式教会论、慈惠事业、福音火热及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58]

 

　　但这些种种并未令国家教会及其它反对人士改变敌对态度，他们仍质疑循道主义其实不爱国，阴谋叛国。Ward的研究也认为，循道会其实与不奉国教者的激进主义一样，是对圣公会高教派及士绅阶级的挑战及颠覆──虽然韦斯利已多次强调效忠圣公会及国家。[59] 有趣的是，政府并没有对循道会施加很大的打击，反而是国家教会加上一些议员，去鼓动舆论及动员群众冲击循道会的聚会点。韦斯利在面对这些攻击时，最后不得不上书国王乔治二世，表明循道会友效忠王室、会为王室献上祈祷及乐意纳税。[6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事件政府同样并没有正面与循道会交锋，而是由社会群众对某一团体施加压力。

 

　　除了循道会外，另一个在十八世纪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组织，是著名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也属于其内的克拉珀姆派（Clapham Sect）。他们都是当时的上层社会人士，例如国会议员、商家及专业人士。他们同样进行慈惠救济，如其中的成员方顿（John Thornton）成立了因为小额债项而被监禁的人士的救济基金，温诺（John Venn）成立穷人生活改善会。他们也推动社会改革，例如进一步保障不奉国教者的权益，推动废除黑奴等。他们也与韦斯利一样，强调自身拥护国家及君主制度，并且对极端的民主及革命思想予以抗拒。因此，有作者甚至指他们将英国塑造成「一面倒传统化的社会」。[61] 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福音派人士是摩尔（Hannah More）。她除了是当时重要的慈善家外，还是著名的作家。Noll认为摩尔的著作乃于急速转变的社会环境中，宣扬一种有创意的、女性的改革方案。不过，他和其它研究者都认同摩尔的著作，很大程度是宣传社会稳定及倾向保守的。[62]

 

      ５．总结

　　
      总括而言，英国十八世纪正值一个急速社会转变的时代。当然，以上的描述已显示出宗教不会是唯一一个影响转变中社会是否和谐的因素，但也可以是颇重要的因素。我们可发现十八世纪英国政府对宗教是颇为容忍的，其最重要政策方向是稳固国家的统治，并在这大前题下容许宗教异见者的存在。在这政策下，国家教会仍然有其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尝试成为一个拥护政府的宗教团体，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政府制衡非国教教会的工具。但不幸的是，若要国家教会能良好地执行这任务，它必须同时拥有强大的宗教动力及凝聚力。可是，国家教会的利益结构使它缺乏推动这发展的动力。第二，英国的宗教的容忍及保护，其实能帮助宗教异见人士能继续走温和的社会路线，从而减低社会转变带来的震荡。第三，圣公会高教派、宗教异见者及福音派人士之间的确存在神学思想矛盾，并且会引致一些纷争。但值得注意的是，某神学思想能否影响某信仰群体及其它社会成员，周边的舆论及经济社会状态是会有重要关系的。最后，我们可看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教会成为了福利及教育的最大提供者，它们在这些方面，是发挥了很大的社会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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