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

 

 

                        新政教关系：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
 
    刘澎在会上指出，中国现有政教关系的模式与宗教管理体制基本上不能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实际效果令人失望”，而以基督教为例，由○九年至今，较大的政教冲突或群众事件已有十多宗，包括临汾金灯台教会、济南长春里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北京守望教会等。四月起北京守望教会上街聚会与警方发生冲突至今仍在对峙，是“极大地暴露了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无效性”。

    刘澎认为，现行的“政教不分”与“行政控制”的政教关系模式不合理，必然导致政高于教；要构建符合国情的政教关系模式，应由政教双方共同讨论，并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可，达成共识，而不能只考虑“某一部份人（无论是宗教或非宗教团体）的利益”。他提出，这种新的政教关系模式最基本特点应有二：一、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二、实行政教分离。

    他说：“要让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让宗教组织回归宗教；国家不向任何宗教组织、团体提供任何政治上、财务上的资助。”

    刘澎认为，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就会呼唤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安排，当中完善宗教法治是至为必要。

    在目前的宗教法规种种问题上，刘澎指出目前最高级别的宗教立法（○四年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与《立法法》规定的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法律需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保留原则是“直接相悖”。他提出，在《宪法》第36条（该条例专门论述宗教问题）和《宗教事务条例》之间，需有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如订立《宗教法》作为基础），以满足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使依法治国可以具体到宗教领域。

     刘澎强调，解决宗教方面积累的大量问题，涉及建立新型政教关系模式、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完善宗教立法等，当中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必需谨慎分阶段逐步进行。他建议，在《宗教法》出台前，在全国範围内选取具代表性的五、六个地、市级地区作为“宗教特区”可作为改革的第一步。

    他表示，这些试点应包括传统上宗教影响较大的地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边疆民族聚居地区等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类型的地区，同时又能代表主要宗教的地区。在具体做法上，试点地区的改革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试行宗教组织备案；二、试行宗教业务对口管理：三、推动特区宗教立法；四、组织宗教行业协会；五、建立政教对话机制；六、建立鼓励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准入机制。

    “今日中国政教关系”讲座分当日下午及晚上两场举行。下午举行讲座为陈日君枢机主讲，内容关于天主教会在中国由解放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面对的政教关系处境，约五十人出席。

 

     （采访：黎嘉晋 摄影：江馥贤）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