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 陈昌文

 

　　

    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社会流动方向大致是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边疆。自80年代初以来，流动方向，由历史上的向西北转变为东南沿海。虽然民族宗教地区也有流向东南沿海的人，但是比例很小。而流入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人仍远远多于流出该地区的人，且流动的性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指令性流动的比重不断下降，自发性流动比重不断上升。

　

   　以新疆的社会迁移和流动为例，经历了从解放到70年代的净迁入，80年代前半期的净迁出后，现又转为净迁入的趋势。据新疆大学人口所“新疆省际人口迁移机制研究”课题组研究统计，新疆1949-1993年总人口由443.34万增至1602.26万，44年净增人口1171.92万，净迁移人口271.01万人，占同期净增人口的23.13%。新疆人口迁移和流动主要有国家计划移民和自流移民两个类型。国家计划移民指国家计划迁移的分配、支边和随迁等三种原因迁移的人口。“自流”指非计划的自动迁入新疆的劳动力及其同期或事后迁入的家庭人口。部队转业屯垦戍边，是解放初期新疆数量最大的人口迁移。劳改和新生就业人口是一部分特殊的计划移民，基本上安排在生产建设兵团。迁移到新疆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开发建设边疆中的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续西发1996）新疆兵团人口迁移和流动为新疆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张毅、何秉宇1999）

　　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发生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给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流动形成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过去长期实行的“粮票”被废除了，户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部分地被身份证制度所取代。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通常被定义为社会个体与群体社会地位或活动场所的变化。人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称为垂直流动，而那种只是变换活动或工作场所却并不改变社会地位的流动称作水平流动。一般地说，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用来解释这一现象，人们之所以离开原居住地方而迁移到自己并不熟悉的地方。这是因为原居住地和新迁入地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原居住地的一些不合主观感受的因素和客观条件影响当事人的迁移心愿而形成推力，而新迁入地合乎当事人的一些因素使之决定迁移而形成拉力。人口迁移因人而异，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迁移一般都是为了追求比原来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存质量为目的的。而在中国社会流动的原因更多归于户籍制度的松动（李强2003）。

　　中国的改革首先发端于农村，迅速而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与农村的改革开放并驾齐驱。导致我国农村发生显著社会流动的改革政策措施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使农民的职业流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体制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松动，这进一步扩展了农民流动的空间。城市门户逐渐开放，并逐渐放开粮油等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这为农村人口比较自由地进入城市开放经商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84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虽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仍有诸多限制，但打破多年的规定第一次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敞开了一条通道。而城市粮油和副食品供应制度的改革及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放开，是农民进入城市后不再受各种供应票卷的限制。

　　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山寨和内陆偏僻的地区，由于地理交通等原因，他们与外界联系极少，很早就形成狭小的民族群体生活圈，过着简单而初级的自给自足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和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传统生产、生活关系的局限，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仍然不多，其人口流动微乎其微。促使少数民族人口积极流动的背景因素，有改革开放政策大环境，全国人口流动效应，也有少数民族自身特有因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大致发生于80年代中期，而进入90年代形成一定的规模。

　　人口流动属于动态性现象，所以很难统计其确切数量。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说其规模已经达到数百万人。2002年2月20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截止2001年底，全国约78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占全国劳动力总数16.39%。我们如果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按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五十分之一计算，也有390万。如果再以少数民族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例（8%）的一半计算，少数民族人口也达300万。而80%少数民族集中在西部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

　　少数民族的社会流动最早表现出来的是早带有初级商品经济性质的“赶场”、“赶集”等集市交易。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集市贸易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最初训练场。而且，在少数民族中人口流动比较早的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等都是很早以来就具有经商传统的民族。

　　之后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离开农村，走进城镇经商务工，其从事的经济领域变得非常广泛，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非常可观的。（1）经商。少数民族到大城市出售自己民族特有的物品。如甘孜、阿坝两州的一些藏族，将当地出产的药材、皮张、手工艺品等运到成都销售。凉山州的彝族、阿坝州的藏、羌、回等族，一些人带上土特产品到成都出售。（2）务工。如凉山州的彝族、阿坝州的藏、羌、回等民族，均有人到成都的一些建筑工地参加建设（多系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的劳动）；另有一些零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加成都市的环卫、运输、输通管道等较为繁重、肮脏、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劳动。（3）盲流。因为无正当的生活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流浪乞讨为主，另一些人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本文所用“宗教信仰人群”概念包括的群体以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并在其社会生活中有一定表征的人，其基本身份当属于世俗社会范围，诸如农民、工人等。此概念不包括专职性的宗教神职人员。

　　测量流动人口的基本尺度是流动涉及的地域空间、持续时间、流动方向和流动效果。在空间尺度上，可以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区域，将流动人口按不同等级区域划分为省际、市际、县际、乡际流动人口。而本文将社会流动主要划分为在同一民族聚居区和不同民族聚居区。

　　有很多资料显示了社会流动的原因、意义。那么西部民族宗教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是什么呢？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西部民族宗教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西部民族宗教社会流动问题呈现的特点是什么？其前景又是什么？本文将对此作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研究回顾

　　我国还未有系统研究民族宗教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的文献。但是有大量关于社会流动中少数民族的特点的研究报告，我们从中可以有很多启示。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从总体上也遵循一般人口流动规律。从职业上，由种地转向经商务工；从地域上，由农村走向城镇，再由城镇进入大中城市。然而，少数民族由于其自身特点，人口流动与全国人口流动不尽相同，并且少数民族之间也有很大不同。（1）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落后于汉族。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一般独立地形成狭小范围的生活圈，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那里地理环境相对恶劣，交通闭塞，信息落后，加上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少数民族居安重迁。而那些地少人多地区的汉族早习惯于外出挣钱糊口，当外部政策环境为人口流动创造一定的宽松条件时，其人口流动迅速增多，远远走在少数民族之前。当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还处于萌芽阶段时，一部分汉族流动人口的足迹早已遍布民族地区各城镇，并为少数民族作出示范，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领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首先以其熟悉的农牧产品、尤其是民族的特色产品打开市场。另一种是游街经营民族特色产品。（3）形成一些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单一少数民族聚落。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传统的人们共同体。当某一民族成员离开民族聚居地区而走进一个新的生活领地时，他在极力适应新环境的同时，也很想维持同一民族之间的联系，此时如果他遇到本民族成员，他们之间即使素不相识也倍感亲切。（4）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中存在的困难更多。由于少数民族具有不同于汉族的一些特点，当他们离开本地区，加入流动人口行列走向各大中城市时，其困难和问题比汉族流动人口更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一般流动人口的各种困难和烦恼外，还抱有作为少数民族的特殊困难和心理适应问题。一方面，大中城市居民绝大部分是汉族，他们语言相同，习俗相近，生活上不受任何障碍，而对少数民族来说许多城市不具备一些少数民族必备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本身汉语交际能力较差，汉语不好的大有人在，而且一些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需要相对应的一定设施。（郑信哲2001）

　　在对社会转型时期四川宗教信仰群体的研究时认为，一是对象群体居住模式的变化，在同民族高度集中居住的区域内，旧有宗教轴心模式较易维系；而一旦分散或呈杂居形式，则极易受到环境左右而发生变化。因为社会转型及社会市场化对宗教信仰群体的影响本身就是双向的，即消减作用与促进作用并存。一方面，转型与市场化有效地消减了宗教、民族双纽带关系群体中传统的唯宗教为上的人生观念，致使该群体的一体化生活模式出现裂痕，特别是社会市场化较充分的城市环境中，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疏离已经很明显了。（“社会转型时期四川宗教概况及社会影响课题组”，2002）

　　但这些研究还存在不少缺陷：（1）在社会流动的影响方面。宗教是少数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分析少数民族社会流动形成的特点时，还没有分析社会流动对于宗教信仰群体所产生的影响。（2）在对少数民族社会流动区域的分析时，都是笼统以流入不同民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而没有区分流同一民族聚居区与不同民族聚居区时情况。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思路

　　本研究首先认为在同一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成员之间从来想不起自己的族属问题，但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却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自己的民族属性，这是民族意识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民族意识只有在同其他民族的接触中才有可能得到加强。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中，客观环境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族特点趋于淡化，同时在主观上却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族认同感得到加强，他们之间原来素不相识，只要是同一民族就会倍感亲切，关系自然会融洽，民族的连带感和民族自我意识得到增强。正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愈是趋同于城市，他们愈是更加珍视其民族内在传统和自己的独特性。其次，宗教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同一民族往往信仰相同的宗教。

　　（二）研究方法和假设

　　由于流动人口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很难计算其精确数值，所以不可能进行随机抽样的研究，因而我们采用偶遇抽样的方法，采用了深度访谈法，笔者亲自访谈了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在成都市武侯区文化用品一条街采访了15个藏族商人。同时用了四川大学“西部民族地区宗教心理与社会情绪”调查组在藏区藏族、凉山彝族、新疆回族、云南纳西族的田野工作对68人的访谈资料。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为：（1）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流入，使民族宗教地区的宗教信仰人群的宗教信仰程度减弱；（2）在同一民族聚居区中的流动的宗教信仰人群，其宗教信仰程度减弱；（3）流动到不同的民族聚居区的宗教信仰人群，宗教信仰程度则增强。

　　

      三、研究结果

　　（一）西部民族宗教在社会流动中的演变趋势

　　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流入，使当地的宗教信仰群体的宗教信仰程度减弱。“我在日喀则，从小我就信教，但是现在觉得就淡了很多，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地发生着改变。我们住的地方旅游的人多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且外面到我们这里来谋生的人也多，一直都有，以前他们是被安排到这里的，现在很多都是自己来的，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有文化知识、有生活习惯，我们也逐渐和他们生活习惯很多一样，主要觉得他们的生活习惯很科学。“（采访对象第24号）

　　少数民族因为宗教的原因制约了社会流动。“我信藏传佛教，我去过县城（金川县）两次，没有出去打过工。从来没想过搬家到别的地方去。老的不在了，也许会想吧。”（采访对象第19号）“外出打工赚钱是好事，但现代化一方面有好处，一方面也有坏处，坏处就是破坏伊斯兰教。”（采访对象第37号）“外出打工或作生意的极少，占全乡人口的千分之二左右，学佛的占外出人口的50%。”（采访对象第18号）“年轻人受传媒影响不大，女娃出外的也少。”（采访对象第26号）

　　在同一民族聚居区经商务工的，由于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再加上打工非常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宗教仪式。而且外面的也有不信宗教的，以前在家里，自然而然就信宗教没有选择，而现在看到没有信宗教的人群也生活得很好，所以也在进行重新的选择，由于环境发生了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程度也就减弱了。

　　“宗教虔信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说是呈负相关的。甘孜州中路一带如康定，卢定，道孚，丹巴，由于旅游经济较发达，逐渐削弱虔诚程度。以全体的情况看来，在北路一带，如德格，白玉，石渠，炉霍，色达等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越是贫穷，越是虔诚。社会整个的文化（包含经济、教育等等）发展到较高的水平的时候，宗教的气氛较淡。宗教信仰出现理智化的趋势，不会盲从。80年代以来，家庭的宗教支出递减。”（采访对象第44号）

　　“只要没有外出打工，不忙的时候我都会积极的参加寺里的仪式，三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我还是都会参加的。由于工作忙、事情多，并非每天都能保证按时按次的完成五次礼拜”（采访对象第34号）

　　而在不同的民族聚居地区，宗教信仰程度却增强。笔者在成都市武侯区文化用品一条街的采访，得到了证明。“我来自德格，德格是藏传佛教的发祥地之一，我们家乡很穷，我是中专毕业，今年20岁，家乡的人很多都出来了，我是看到这些叔叔都出来，而且还很不错，我在外面读书，也见识了很多，所以也来到成都，在成都，我的生活习惯有些改变，比如吃不到粘粑。我还信藏传佛教，而且愿望比以前更强烈。我们从小就信藏传佛教，没有人教我，是自然而然的，就象我说藏话一样，自己就会了。我现在再忙，也时时想起它，我不会离开了家乡而改变我的宗教信仰，那些出来以后如果就不信藏传佛教的，是我们的败类，我周围的藏族同胞都没有这样的，我现在在成都经商，等我们挣了钱，我还会回家乡的，希望带动家乡的富裕。”（采访对象第3号）有一位做生意的人手里拿着佛珠不停地念着，“我信仰藏传佛教的愿望比以前更强烈。我来到成都就是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我觉得很不习惯，而且我汉话说得很不好，我妹妹也和我一起来的，她实在是不习惯，所以回去了。”（采访对象第7号）

　　“东巴就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东西，时间信众减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一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二是现代教育的影响。但是我认为东巴教不会消失，因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其生命力。一些年轻同志在外地工作，对东巴文化不了解，但是他们回来后，过年过节仍参加东巴的活动，若不参加，则有强烈的失落感。藏传佛教是挣钱越多，信仰程度越高；而东巴地点变了，但是信仰不会改变。”（采访对象第14号）

　　（二）社会流动增强了西部民族宗教信仰程度。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动向也应该注意。主要表现为汉族地区的信仰者到藏传佛教地区去体验宗教生活，形成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信仰者流向。其中，最典型为色达县喇荣沟寺五明佛学院。“色达的问题，情况是这样：1980年色达建庙后，吉美彭措活佛，取得了堪布的学位佛学造诣很高。后来影响扩大，达到7000人左右。其中各国人等都有。1998年，国家开始整顿。2001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呐荣五明佛学院大概有1000人，其中觉姆有400人，老弱残居士大概有2000人。现在总人数大概有3000到4000人左右。为什么那么多人到色达去，一个是堪布的佛学造诣高；还有就是佛学教学对所有人开放，不分年龄、性别和民族等等；当地的生活条件艰苦，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男性进入寺庙的原因在于他们想获得堪布的学位。（采访对象第52号）

　　

      四、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利用四川大学“西部民族地区宗教心理与社会情绪”和成都市武侯区文化用品一条街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改变了宗教活动时间和形式的单一性。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流入，使民族宗教地区的宗教信仰人群的宗教信仰程度减弱；在同一民族聚居区中流动的宗教信仰人群，其宗教信仰程度将减弱；而流动到不同的民族聚居区的宗教信仰人群，其信仰程度则增强。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宗教信仰程度与经济成负相关的关系。流动到同一民族聚居区的宗教信仰人群，到了一个经济相对于流出地发展快的地区，人们处于竞争环境，面对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很多现象是宗教无法解释的，同时需要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经商和务工，所以完成宗教仪式的频率减少，内容和形式往往是统一的，因而宗教信仰程度减弱。另一方面人们在同一民族聚居区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民族属性，但是当到了不同民族区域时，则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族属问题。流动到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与大城市愈来愈趋同，他们愈是更加珍视其民族内在传统和自己的独特性，而宗教信仰就如同民俗传统一样，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他们原来素不相识，但是当发现信仰同一宗教时，就相互默认，宗教成为他们相联系的纽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变化，都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决定的，所以，社会经济发展才是第一性问题，而民族宗教问题是第二性问题。西部民族宗教问题不能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应归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现代化的特征是分化，而传统农耕的特征是统一。民族宗教建立是现代化时期不可避免现象，那么社会经济发展中我们研究的关键是人的流动，西部民族宗教地区如何走出去，如何走进来，并都能定居下来，这才是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

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所有主张的原则有共同点，即公平、尊严、普度众生与幸福天堂，而所有这些共同目标都需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都要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来实现，而中国目前这种物质文明区域性差异将以人口与社会流动作为桥梁来拉动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极大地发展物质文明是解决西部贫困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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