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寿江

 

 

    近30年来，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30年前，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流动人数大约在100－200万之间，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高达1.47亿，占总人口的11.28％。其中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总数约2000万。在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中，穆斯林约占1／10，达200万(其中回族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他们从西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来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极大地改变着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在缓慢地改变着自身。

 

    明中期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步入本土化进程，不仅形成了新疆和内地两大系统，而且由于中国内地经济、社会、文化、聚居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还逐步形成了西北、中原、江南等三个发展层次。即西北出现了“教派门宦”，中原出现了“经堂教育”，江南出现了“以儒诠经”。这三个层次的出现都有其客观合理性，一方面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穆斯林人口居住环境有关。

    从居住环境看，中国穆斯林聚居密疏程度，由西北、中原到江南呈梯度状。

    西北地区(主要指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是中国穆斯林最主要聚居区之一，拥有数百万的穆斯林群众，但是相对于江南地区而言，这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水资源较为溃乏，交通不便，城市化水平低，加之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人们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更好地生存。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伊斯兰教信仰成了回回民族凝聚的纽带。这种共同信仰组成的集体，由于利益和传承的差异、苏非神秘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思想)、加之宗法制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依附关系的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制度。至于后来门宦的不断分化，实际上也与新的领军人物的出现、权利分配的变化有密切关联。因此，教派门宦制度成为西北伊斯兰教的主要特征。

    中原地区(主要指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回族穆斯林的人口数量虽少于西北，但也是中国穆斯林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比较而言，这里的社会和自然生态大多优于西北，回族穆斯林依附程度小，独立生活的条件和环境与西北有明显差异。这一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于西北地区，回族穆斯林整体汉文化素质也优于西北。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外穆斯林的交往也随之断绝，特别是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汉语成为回族穆斯林的共同语言，原来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不仅不再通用，甚至许多穆斯林对《古兰经》等也缺乏学习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变得日益突出。由于中原地区大多数回族穆斯林实行的是形式松散、互不隶属的教坊制，因此，要使伊斯兰教保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阵地来培养宗教人才。于是，开创中国的伊斯兰教教育便成为燃眉之急，这便是“经堂教育”在中原得以倡兴的原因。

    东部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相对西北和中原要少得多，居住也更加分散，逐渐显现出“伊斯兰教都市化”的特征：一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因此，独立生活能力强，对回族群体与宗教依附性很小。二是回汉通婚、学儒为官、经商办企业者的数量与比例日益增多。以此相对应的是，回族聚居区日益缩小，回族精英外迁(指迁出回族聚居区)也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三是尽管绝大部分回族还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生活习俗也坚持伊斯兰教的教法原则，但常去清真寺礼拜，而且对伊斯兰教的经典、义理熟知的人却逐步减少，更不用说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了。另一方面，由于都市化的回族穆斯林传教意识淡薄，加之人数较少，影响不大，因此教外人对伊斯兰教普遍较为陌生，非但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义理和基本常识，而且常常发生因误解、误读而造成的“辱教”事件。正因为如此，东部沿海地区伊斯兰教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教内和教外的双重压力。这样一来，用人们普遍熟悉和掌握的汉文和传统儒家思想著述，向教内外宣传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和义理，成了回族穆斯林学者的重要选择，“以儒诠经”在江南形成热潮。

 

    近百年来，中国穆斯林人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流动，前两次，与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分别始建于1904年和1908年)的开通相伴，其中以中原地区回族穆斯林向江南地区的流动为主。由于当时工业和商业经济发展落后，加之社会动乱，真正能在城市扎根，成为当地居民的却是少数。第三次中国穆斯林人口大流动，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包括西北在内的高速便捷交通网络的建成，为善于经商、吃苦耐劳的回族穆斯林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机遇，西北贫困地区的穆斯林大量向东部地区流动，人数已达200万，可以说中国东部几乎所有县市都有流动的穆斯林。

    东南沿海是伊斯兰教传人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元明时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经济实力也较强。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一地区的穆斯林逐渐分散到其它地区，或与其它民族融合，人口比例逐年降低，伊斯兰教的繁荣成为历史。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东南沿海几乎每个城市的穆斯林人口都在急速增长。据2008年底国家宗教局在南京召开的“东南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工作调研会”提供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穆斯林只有6700多人，2000年达2.8万余人，至2008年，穆斯林总人数已超过17万人。其中外地和外籍穆斯林达15万之多，而本省户籍的穆斯林只有2万人左右。江苏省全省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约17万多人，其中南京市7万多人，扬州等城市约1万多人。近年来，外来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并以每年2万人的速度递增。仅南京市目前领取暂住证的外地穆斯林就达到5，3万人以上。上海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已达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穆斯林。一些年轻的移民城市，如深圳、东莞、义乌等，历史上几乎没有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但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深圳市现有穆斯林人数已达5万多人，东莞市也达到8000多人。此外，外籍穆斯林也不断增多。广州市目前有5万多穆斯林，其中本地户籍人口1万余人，外地穆斯林2万余人，外籍穆斯林约2万人。浙江义乌常住和流动穆斯林约1.5万人，其中，外籍穆斯林约占70％～80％，仅2006年到过义乌市的外籍穆斯林就达6万多人。

    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主要分三部分：本地穆斯林、外籍穆斯林和外地穆斯林，后两部分也称外来穆斯林。外籍穆斯林大多来自中东、东南亚等国家，以经商、求学者为多。外地穆斯林主要以回族为主，也有维吾尔、东乡、撒拉、哈萨克等族穆斯林。据南京理工大学季芳桐教授对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穆斯林人口中，回族占89.8％，维吾尔族占4.8％，撒拉族、东乡族、保安等族共占3，9％。从其户籍看，大部分来自西北，而西南的较少。若按流动人数多少及所占比例进行排序，为：甘肃(占54.9％)、青海(占17.2％)、新疆(占4.8％)、宁夏(占4.4％)、河南(占2.0％)、陕西(占0.1％)。依上述统计，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穆斯林占整个流动穆斯林的81.3％，其余省份仅占2％以下。

    由此可见，在流动穆斯林中人数最多的是回族。他们绝大部分来自西北农村和牧区，最初，主要从事资金量小，技术含量低，受众面大的拉面行业，并很快形成了西北穆斯林特有的拉面经济。拉面经济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阿什努乡、加合乡农民韩录、马乙卜拉、冶二买为代表的第一批穆斯林农民，带着亲戚朋友和青海的牛羊肉，率先来到厦门开办拉面馆。后来，以他们为依托，很多化隆穆斯林也先后来到厦门。到90年代末厦门的青海拉面馆达到100多家，从业人员700多人，年收入百万元。90年代以后，青海化隆拉面开始向全国更多的城市发展。短短的十几年间，他们在厦门、上海、广州、苏州、杭州、无锡、温州、宁波、北京、深圳等地100多个城市开办了1万多家拉面馆，年收入达到上亿元。化隆穆斯林经营拉面的成功，对西北农村穆斯林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加之后来西北许多县政府为鼓励和扶持更多的人走出去，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提供小额信贷、免费技能培训、办理外出所需的证明、在东南沿海大中城市设立专门为务工农民服务的办事处等。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拉面经济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个规模不大的拉面馆，年均收入都在1037元以上，有些善于经营的穆斯林老板，现在已经开起来了有一定规模的穆斯林餐馆，不仅填补了许多城市缺少清真餐馆的空白，而且自己也成了先富起来的穆斯林。实际上从西北来到繁华都市的穆斯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其世俗和宗教生活方式也由农村型逐渐向都市型转化，不仅表现在人际间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步削弱，以及业缘关系逐步强化上，而且其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宗教生活也会逐步趋近都市穆斯林。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伊斯兰教都市化的进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回族穆斯林过去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他们居住相对集中，除坚持严格的封斋、礼拜等功课和完整系统的宗教教育外，还严格保持着族内婚的形式。坊内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心。穆斯林聚寺而住，清真寺承担着穆斯林群体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各种功能，处在一种自成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生态中。

    与农村相比，生活在都市的穆斯林，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历史上形成的教坊在繁华城区改造的过程中渐渐消失，穆斯林居住更加分散，族内婚的选择余地进一步缩小，因各种条件制约，传统的宗教教育也慢慢淡出都市穆斯林的生活。丰富的都市世俗文化生活，各不相同的工作环境和谋生手段，使得人们对清真寺的依赖逐年减弱。特别是都市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逐年缩小或消失，使清真寺原有的宗教教育和社会功能进一步弱化或丧失，出现了有别于农村的都市伊斯兰文化生态。

    然而，近30年来，随着西部穆斯林向东南沿海城市的大量流动，这些城市的伊斯兰教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

    1.都市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情感被进一步唤醒。过去，尽管许多城市都有数千、甚至数万穆斯林，但能长期坚持封斋、聚礼、会礼的人数却很少，常去清真寺的也以老人和外籍穆斯林为多。随着外来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参加聚礼和会礼的人数大大增加。东南沿海各省市宗教活动场所严重不足状况较为普遍。深圳有流动穆斯林近10万，但只有一座简易工棚式大殿的清真寺，最多能供1000多人同时礼拜。另外还有两个没有经过批准的、穆斯林进行日常宗教活动的临时场所。江苏省现有穆斯林27万多人，清真寺51座；广东省现有穆斯林17万多人，主要清真寺8座；上海市有穆斯林16万人，清真寺7座；福建省有穆斯林1.8万，主要清真寺4座；浙江省有穆斯林5.8万，清真寺6座……过主麻和重要宗教节日时，不少清真寺和固定场所都人满为患，有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广州、深圳、杭州、扬州、南京、上海等地的清真寺，在开斋节、古尔邦节会礼时，一个寺往往要容纳几千甚至几万人，远远超出清真寺本身的承受能力。外地穆斯林大量涌入，一方面使得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协会变得繁忙和热闹起来，另一方面也唤醒了本地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情感，除离退休的老人外，许多中青年穆斯林也加入其中。

    2.对教职人员经训水平和清真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东南沿海各城市由于多种原因，清真寺的教职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本地老阿訇以师徒形式带出来的，没有经过系统、完整的阿拉伯语和经学教育，加之本地穆斯林绝大多数不懂阿语和经训，平时除参加殡礼外很少去清真寺，故对教职人员经训水平和清真寺的管理能力并没提出疑义。可是30年后的今天，东南沿海各城市参加礼拜的穆斯林中，外来穆斯林占大多数。他们宗教热情高于本地穆斯林，特别是一些外籍穆斯林和过去曾在老家阿语学校或到伊斯兰国家学习过、当过几年阿訇的西北穆斯林，对当地阿訇的阿语、经学水平以及清真寺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苏南有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由于当地穆斯林人数不多，过去只有一座清真寺和两位从苏北农村聘来的阿訇，随着外籍穆斯林的不断增加，对这两位阿訇阿语水平的不满日益增强，最后发展到提出另辟地方由外籍穆斯林自己领拜的要求。后该市伊协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引入一位优秀毕业生，此问题才获得满意的解决。

    3.穆斯林群体中出现观念分歧，隐藏着不和谐因素。追溯历史，东南沿海伊斯兰教既没有出现过教派，也没有出现过门宦，绝大部分穆斯林都遵循伊斯兰教哈乃非学派的传统，教坊之间基本上也能和谐相处。然而，随着外来穆斯林的介入，穆斯林群体中在清真寺管理及宗教观点上出现了分歧，少数外来穆斯林甚至希望按照自己教派或门宦的观点影响和改造当地穆斯林。除此之外，一些外籍穆斯林对涉及伊斯兰教的国际事件和争端非常敏感，对境外发生的穆斯林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时有积极响应，并鼓动中国穆斯林参与。上述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些不稳定因素就会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当地安定和谐的局面。

    4.城市管理部门与外来穆斯林存在弥合上的困难。流入东南沿海的外地穆斯林，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与当地市民相比，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其思想观念、经营方式和生活习俗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同时，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部门领导和执法人员，对伊斯兰教知识和穆斯林的生活习俗缺乏全面了解。因此，对大量涌入的外来穆斯林，如何做到既尊重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又依据法律法规加强城市管理的尺度拿捏不准，管理不当或放任不管的情况都有发生，有的还因处理失当，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穆斯林总人口2000多万，其中回族穆斯林占一半。近30年来，回族是流动穆斯林人口中比率最高的一个民族，仅以遍布全国的清真牛肉拉面馆就可见一斑。他们不仅向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流动，而且也向本省、本地区的各个城市流动，其中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大量生活在农村的回族穆斯林，向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流动。如兰州，有来自周围地区的近10万名穆斯林，人数与兰州市原有的以回族为主体的穆斯林人数几乎持平。而西安早在2001年已有近2万流动穆斯林，他们大多来自距离陕西较近的甘肃平凉、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还有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以及陕西省内镇安、西乡等地。由于西北五省区各城市穆斯林社区，比东南沿海各城市保存的好，加之人数多，宗教氛围浓厚，流动穆斯林也多选择穆斯林聚居区或附近经商和居住，他们遇到的矛盾与东南沿海流动穆斯林相比，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与农村相对较为固定的宗教生活相比，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每天都去清真寺的人数比例明显降低，做礼拜的次数也减少了，大部分人由原来的“每天五次礼拜”和“每周若干次”变为参加“每周的聚礼”和“每年的会礼”；封斋的天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没有条件完成天课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象都市穆斯林那样，投入宗教生活的时间逐步减少，而在增加经济收入、子女文化教育、个人兴趣爱好等世俗生活上花费的时间会变得更多。可以预计，只要几代人的时间，就会与东南沿海都市穆斯林所呈现的特征趋同。

    都市穆斯林与农村穆斯林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文化程度和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独立生活增强，对回族群体与宗教依附性变得越来越小。二是居住更加分散，与汉族群体融入程度更高，“回汉通婚”也变得由抵制，发展到无奈的容忍。三是尽管绝大部分回族还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生活习俗也坚持伊斯兰教规定的原则，但除两大节日和参加殡礼外，常去清真寺礼拜，并对伊斯兰教的经典、义理熟知的人却逐渐减少，除教职人员外通晓阿拉伯语的人也逐步减少。总之，从某种意义讲，都市化的回族穆斯林，重信仰和习俗，轻礼仪和功修，前者是回族和伊斯兰文化得以世代传承的基础，后者是清真寺礼拜人数减少的缘由。

    众所周知，穆斯林的群居和有效的宗教教育(包括清真寺教育和家庭宗教教育)是维系穆斯林浓烈宗教氛围的两个重要条件。由于西北、中原和东南沿海上述两个条件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都市化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在穆斯林居住高度分散的东南沿海都市，上述两个条件已近不复存在，加之生活节奏快，以及提高经济收入和生活品质的需求迫切，特别是环境的影响，即使是外来穆斯林大量流入，最终也难以改变这种伊斯兰教都市化的趋势。这不仅在东南沿海如此，即使在西北的银川、兰州、西安等地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由于这些地区穆斯林人口较多，且穆斯林聚居的社区消失的较慢，其都市化的进程与东南沿海有一定差异，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宗教生态的变化，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向都市化发展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