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月明

 

    美国是当代西方国家中宗教最兴盛、最活跃、势力最强大、教派最多，也是影响最广泛的国家。在美国，宗教与政治联系密切，“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国家政治的基本依托。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宗教对政治影响重大，奥巴马曾说过，“如果你回避宗教问题，你就会错过当今政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宗教与政治挂钩自然会触及到外交领域，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宗教走向了又一个兴盛时期，宗教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研究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未来走向，宗教问题应该要纳入我们的视野半径。

　　

　　宗教因素究竟是如何渗透、介入、沉淀到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宗教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界定了决策者们的行为选择?美国宗教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路径有两个：一是宗教以信仰去吸引民众、整合民众，孵化出民众的共同宗教价值观，当这种宗教价值观所形成的政治诉求融入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社会的意识与行为方式之中时，就成为深刻影响其决策的思想根源和某种一般性原则。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即观念和思想层面的影响。二是宗教团体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以集团身份运用各种手段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进而深刻影响美国的国家偏好与选择，这是一种形而下的影响或称之为宗教的世俗参与。总之，宗教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诸因素中唯一具备无形(宗教价值观)和有形(宗教团体)两种力量的因素，这两种宗教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特殊、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形而上的影响——宗教价值观及其建构的外交认知框架

　　汉斯·摩根索告诉我们：“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二战结束以后，几乎所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都认为国际体系和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遭遇了某些危机。比如，应如何理解美国的人权外交：别的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与美国的利益有什么直接关系?美国为什么要介入一些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地区事务(索马里和苏丹)，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要体现国家利益，还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深受美国宗教信仰所确立的价值观的影响。就像美国著名学者凯姆皮尔曼指出的那样：“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实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最初是由一群欧洲基督教新教移民共同组建的民族国家，早在北美殖民地开拓之初，早期清教徒就在北美大陆撒下了清教思想的种子。19世纪末的美国学者戴维·斯塔尔·乔丹认为：“清教是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清教思想已经融入到美利坚民族的血脉之中”。虽然美国宗教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基督新教为主导，新教一天主教一犹太教三位一体的局面。但是，“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则是同化于这一文化之中，又对它有所贡献和修订。但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可以说，美国主流宗教基督新教尤其是清教徒的价值观形成了美国的国家身份，铸就了美国的民族特性，规范了美国国民的行为方式，是美国公民的共同信仰、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是维系美国存在的根基。

     当美国人以他们的宗教价值观为指导去探讨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思考美国在全世界的作用时，就主观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外交认知框架，形成了一种惯有的外交理念。这个认知框架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美国肩负着一个“使命”或受(上帝的)“感召”去改造世界；为了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美国代表着铲除邪恶的正义力量。在这样的认知框架和外交理念下诞生与繁衍出来的外交政策，无疑纂写上了宗教的语言、打上了宗教的标签。总之，宗教价值观及其构建的外交认知框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因子和文化原点，它建构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话语，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资源、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也只有用它才能合理解释一些从利益论角度看来并不明智的美国外交政策。

　　

　　二、形而下的影响——宗教团体及其政治活动

    宗教价值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来体现的。美国宗教团体(组织)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利益，经常以集团身份运用各种手段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换句话说，宗教团体(组织)的政治化和利益化倾向是美国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特征，他们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点得以采纳，往往会采取选民动员、营造舆论或者精英游说等各种形式向行政当局和议员施压，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国内日益崛起的宗教右翼势力，他们已不满足于通过间接的舆论和国会游说活动来参与政治，而更多地强调直接参与：他们与共和党缔结政治同盟，通过共和党的基层组织、基层活动，在美国一些地方选举和地方立法中控制着一定的局面；在联邦选举和立法机构的活动中，他们与美国国内其他保守势力共同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右派集团，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

 

　　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历届总统都曾无一例外地借助宗教概念来阐释其外交政策，其中宗教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最为显著。克林顿在评述布什总统时说：“政治不是宗教，我们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领导(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在神学的基础上。”法国《世界报》主编约安·玛丽科隆巴尼在2004年11月4日社论中说，欧洲和美国被一个相信他的本能“由上帝驱使的”总统而变得有了天壤之别。

　　

　
   　小布什上任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信仰为基础(faith-based)的外交”。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大致上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解释是传统外交要认真看待宗教，强调宗教价值观的非传统外交可与传统外交相互补充；狭义的解释是指与世俗外交不同的以宗教价值观为核心，或以宗教团体为主体的外交。这就比较接近所谓宗教外交，即由不同宗教传统信奉者所进行的以促进宗教理解为核心内容的外交。布什的这种基督教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形成于“9·11”之前，成熟于“9·11”之后。在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布什政府表述了一种具有“道德清晰性”的国家政策：美国肩负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繁荣的福音，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谁反对美国谁就是邪恶；谁不做美国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敌人(“you Nre eitherwithme oragainst me”)；美国有权利和义务摧毁邪恶国家(如“邪恶轴心”)，在敌视美国的地方搞“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如伊拉克)，和“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如阿富汗)。显然，这是一种以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为名的进攻性外交政策，它极大地冲击、动摇甚至瓦解了传统的国际法框架、国家主权概念和正义战争的基本准则。

　　

　　引人注目的是，宗教信仰除了影响布什政府外交决策的大政方针外，还直接成为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一部分——在全球推进所谓宗教自由。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这个法案虽然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得到批准的，但真正开始运作和执行却是在布什任内，它的通过和实施均较充分地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2002年9月，布什首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宗教自由。可见，布什是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自由的，将宗教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提并论。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不惜动用武力推广美国式自由、民主和正义，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模式。

    显然，宗教在布什政府外交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不争的事实。“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昔日“传教士外交”及当今“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宗教自由问题已与人权问题脱钩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倡导所谓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圈子的标准话语。这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复兴，美国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并与政治右翼合流，“9·11事件”后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凸显，以及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非地缘政治化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奥巴马本人宗教信仰并不强烈，更不是宗教保守派，再加之如何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困境才是本届政府的主要议题，因此奥巴马政府外交上的宗教个人色彩并不浓厚。在与宗教相关的社会问题上民主党也会持相对自由、开放的态度，但是，由于目前美国宗教的基本面以及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现行机制未发生重大变化，“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所遵循的理念、参与的主体都还有市场，宗教对总统大选仍有重大影响，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关注国际宗教自由是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两党在外交政策上新的“意见一致”，在对华政策上尤其如此。

　　

　

   　民主党在2008年的大选中获胜得益于宗教与两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首先，宗教选民淡化了以党派划线的倾向。这次大选中有宗教背景的选民抛弃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作为选择政治领袖标准的方式。福音派向全社会公开表明了其信仰与目标，阐明了其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态度，表明了福音派不参与党派斗争、不站在任何党派一边的宗教立场。

　　其次，民主党主动拥抱宗教，改善与基督教的关系。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对其在宗教与信仰问题上的立场做了很大渊整，他们从一开始就大打宗教牌，成功缩小了在宗教方面与共和党争取选民的差距。民主党拥抱宗教恰恰是基督教福音派政治影响力的显示。

　　再次，福音派一共和党政治联盟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伊拉克战争困境和金融危机等导致布什政府住美国人心尽失，而共和党内最后胜出的候选人麦凯恩则与宗教素无关系，这使共和党失去了福音派的青睐。

　　鉴于美国人笃信宗教的传统及宗教对总统选举的重大影响，奥巴马在白宫的施政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宗教因素，特别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时不断地呼吁“宗教自由”。这样做，不仅是坚持所谓美国外交苇视宗教自由的传统原则，也是由民主党的特点(极力推崇西方的人权理念)所决定的，同时这也在广义上符合符种宗教团体的利益。

　　

　　中美关系这几年，在多个方面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唯有在宗教问题上，越绷越紧。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支持和推进宗教自由是美国对华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无论谁入主白宫这一原则都不可能改变，国会中的亲宗教议员也不会放松在这一问题上的警惕。但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目前美国把美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宗教自由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主流，但它作为影响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一种不确定的负面因素始终存在。一定条件下，宗教自由问题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有可能会更为凸显，甚至特殊情况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且在某些方面产生有效和实质性的影响。

 

                              （本文转载自：《当代世界》2010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