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研究发现，台湾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可明显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49至1963年，天主教徒人数的年成长率均超过10%，是为快速成长期。自1964年以后，此项成长率大幅度下降，且多低于一般人口之成长率，故称之为成长停滞期。此两阶段的其它有关教会发展的指标，如受洗人数、教堂数目等亦显示相同的趋势。本文根据教会官方统计、历史资料及访谈所得，试图厘清天主教教势成长及停滞的原因。大致上，造成第一阶段快速成长的原因是:有利的政治因素、大陆教徒之移入、社会经济状况不稳定、山胞之大量皈依，以及神职人员的快速自大陆转来台湾。至于导致发展停滞的原因约有四种: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导致宗教需求之下降、中国文化持续性对西方宗教之抵制、根深柢固的民间信仰之抵制，以及迁徙上的损失。最后，作者强调反世俗化及世俗化乃是导致台湾地区宗教变迁的潜在和动态的因素。

    一、 前言

    天主教在十七世纪就已经传入台湾，但当时并无稳固的基础，与目前台湾地区的天主教并无实质性的关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的再度传入乃奠定了二十世纪宣教事业的基础。在随后的五十年间，教势乃有了初步的发展。1895年间，根据纪录约有教徒1，300人左右，到了1938年增至9，000人(Swanson，1970:79)。这个数目比起1934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人数少了35，000人左右 (郑连明，1965:491)。根据1945年的统计，全省天主教教堂连布道所共52处，传教士20人，教友人数约10，900人。依照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我们约略可以发现，若就年成长率而言，虽然在光复前天主教的发展并不差，但是比起光复后的成长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同时，若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相比，  天主教在光复前的成长也显得相当缓慢。在1895至1938年间，天主教信徒人数的成长率为14%，而在大战期间更降为3%。在日据时代，尤其是二次大战期间，天主教成长缓慢的原因，据《台湾省通志》的说法是 「因限制教士来台」的缘故。

    在教会的归属方面，台湾地区天主教在体制上于1883年至1913年是属厦门宗座代牧区，自1913年至1948年才独立为台湾宗座监牧区。

    大战后，台湾地区重归中国版图，天主教的发展也随之有了惊人的突破。1948年时，信徒增至13，000人。到1949年，台湾宗座监牧区分为台北及高雄两个监牧区。前者教区范围包括台北、基隆二省辖市，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宜兰、花莲六县及草山管理局。高雄监牧区则包括高雄、台南、台中三省辖市，高雄、屏东、台东、台南、澎湖、嘉义、云林、彰化、南投、台中十县。过了两年，又增台中监牧区，推展台中市及台中、彰化、南投三县的教务。其余除草山易名为阳明山外均照旧。1952年，全台信徒人数增加到两万多人，而教区又再度重新分配，增至五个区。台北监牧区改为台北总教区，管辖台北、基隆两市及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五县与阳明山管理局;台中监牧区末变更。此外增设嘉义及花莲两监牧区，前者管辖嘉义、云林两县，而后者掌理花莲及台东两县的教务。高雄监牧区除嘉、云、东三县分别划交嘉义、花莲两教区外，其余依旧。到1953年，全台教徒收班25，075人，1952至1953的年成长率高达25%，超过了  1938到1954年间的总成长率，是天主教教势突飞猛进的前兆。随着天主教有着十年的快速成长，其间于1956年，到达成长的 颠峰，年成长率高达65%，信徒人口有八万余。直到1963年，该 教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成长率。由于教势的迅速发展，教廷于1961年又再增设新竹及台南两个教区。新竹教区辖新竹、桃园、苗栗三县。台北总教区除划出以上三县外，其余照旧。台中监牧区范围不变，但于1962年升至为教区。嘉义监牧区与台中相同。台南教区辖台南市及台南、澎湖两县。高雄教区则只管辖高、屏两县及高雄市。花莲监牧区辖区依旧，于1963年升格为教区。天主教的教友人数至1969年到达最高峰，即305，793人。在1968年天主教叉成立了金马署理区，1970年增设澎湖署理区。

     二、 台湾地区天主教的发展趋势 (1945~1980)

     综观台湾地区各个天主教教区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大约可以发现1963年是一个转戾点。在这一年以前，每年信徒人数的成长率都很高，大都超过10%。在1953到1963年间的全部总成长率，高达876%，而同一时期之人口成长率才不过36%，由此可见天主教在这十年间的惊人成长。不过，1963年以后，这种成长就停顿了下来。在1963到1979年之间，天主教信徒增加了32%，但全台湾区的人口却增加了39%。亦即信徒人数的增加还低于一般人口的成长速度。因此，其发展的大致趋势和一般基督教十分相似(Swanson，1970，1981)。为了了解天主教在这不同时期发展 的详细状况，本研究特就各教区的变迁趋势做进一步的比较，审视其间的异同而为下一步的分析预做准备。

    就图2-1来看，各教区在五O年代成长都十分迅速，而到六O年代中期前后，教友人数的增加却逐渐缓慢。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嘉义教区成长较为缓慢;台中教区、高雄教区、新竹教区在1965年左右成长速度降低，甚至有停滞的趋势;台北总教区在1972年以前仍旧持续增加;花莲、新竹两教区发展到七O年代成为教友最多约两个教区。冉就成长率而论，各个教区之间在教势成长上的异同更为明显。如果我们把台北、新竹、台南、高雄这两教教区合并视同原先之台北及高雄两教区 (如此合并主要为便于比较1953至1963年之状况)，可以发现起初在11年中的成长率依序为花莲 (49．83%)、台北 （18.78%）、台中 (6．35%)、 高雄 (5．26%)、嘉义 (4．57%)。就年成长率最高的年份来观察，1954年，台北及花莲进入最高峰，1955年，高雄教区成长率达到30年间的最高点;其余两个教区，即台中及嘉义则在1956年到达成长的颠峰。五个教区中只有台北教区出现了两个高峰，第二个高峰是在1956年。另外，也只有1954年的台北及1954到1956年的花莲教区在年成长率方面都有倍增的现象 (即均超过100%)。从以上的情形来看，我们大约可以推知台湾地区天主教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在五O年代中叶，即1953至1956年间，其中  又以台北及花莲的发展最为突出。但是，各教区的成长到六O年代中期后逐渐下降，甚至于低过了人口的增加率。我们粗略地以全人口的增加率作为参考点。大致上即可发现各教区均在1966到1969年间即进入停滞成长的状态。其间，台南自1966年起就变成负或零成长的局面，台中、高雄、花莲则直到1967年开始不景气。到1968午时，台北、新竹也开始停止成长。起初成长率最低的嘉义教区到1969年才有停滞情形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正如，快速成长的情形一样，各个教区的衰势大约也在同一个时期，其间即使有先后之别，但是却相差不大。

                            图2-1天主教个教区信徒人数的变迁

  
 
    为了对天主教教势的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除了对信徒人数的变化做分析外，还应就其它可能获得的时间序列数据做更深入的讨论。前面我们已清晰地看出台湾地区的天主教在光复后应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成长期，大约1949到1963年。此一时期年成长率多高过10%。其中各教区平均各有五年，这23年成长率都超过20%。1963年之后，虽亦有相当成长，但成长率却偏低甚多，同时也只再维持了三至五年。如果以1963年以后为另一期，则我们可称之为停滞期。此期的成长率很少有超过10%的。平均每教区只有半年曾有10%以上的成长率。此外，在1970年以后，大都成了负成长，亦即衰退的局面。七个教区平均有六年左右的成长率小于或等于零。

    以下，我们将根据受洗人数、迁移人数与教堂数，就这两个时期做比较分析，以验证根据信徒人数变化所做的推测。首先就受洗人数而论，由于我们得自主教团秘书处的数据在这方面只有1963年以后的。我们只能就这些有资料的部份做分析，不过恰巧1963年是成长期与停滞期的划分点。根据以上的推论，受洗人数应该自1963年以后逐渐减少。从表2-1及图2-2这种推测得到了证实。

                           表2-1 天主教各教区受洗、迁移，及死亡状况

    从图2-2可看出，除新竹、台北，及花莲教区有一些与其它教区不同的特征外，大致上，各教区的受洗人数在1963或1964年以后都有急遽下降的情形。到了1969至1970年间，每年受洗人数都只能用百计了，往昔数以千计的受洗人已不复再现。1968年以后，全台湾区天主教每年受洗成人的总数口低于1963年以后单一教区 (即新竹)最高的纪录，而大约在1970年以后，这项每年受洗成人的总数就已低过七个教区在1965年的平均受洗成人数了 (2，643人)。最后，在1979年时，这项数目已低于1963年的最低纪录了，即嘉义的1，509人。同时，在1979年，中南部三个教区的受洗人数口落到两位数字以内。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很清楚地看到，1963年以后，各教区经过教会正式认可的教徒愈来愈少。因为受洗对教徒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在纪录上比较慎重而精确，所以受洗人数的指标应比信徒人数更能显示天主教实际发展的状况。换言之，天主教在1963年以后由非信徒真正皈依为天主教徒的人数逐渐减少。影响教友人数增减的因素已不再以传福音吸收新教徒为主，而是以教区间天主教人口的迁移以及堂区内自然死亡人数为重。根据可觅得的资料 (见表2-1)，自1968年起，各教区在教友迁移方面开始面临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很可能在早几年已发生。因为在168年时，因迁移 (即迁入216217 减去迁出者)而造成的损失就高达5，559人，同年受洗人数，包括成人及小儿，却也只有1，524人。虽仍旧有成长，但已为数甚少。到了1971年时，净得人口约只1，900人，再过一年，单单迁移人口的损失就已超过了成人及小儿受洗的总数。更重要的是至少自1968年起，人口的流动成为各教区信徒增加的重大阻碍。其中除了1979年台北总教区的数据有错误而显示迁移性的大量增加外，迁移对每一个教区在每一年都造成很大的损失。若没有小儿受洗人数在其间略加弥补，至少在教友人数上，各教区就更显露出衰落的疲态了。

                图2-2 天主教各教区受洗人数统计（1963～1976）

 
 
    在比较各个教区的数据后，我们可以发现受迁移的负面影响最大的是新竹、嘉义、台南三个教区。这三个区域在1970年以后，均至少有四年的迁移赤字超过了受洗的总人数 (包括成人与小儿受洗数)。如果我们将死亡人数和迁移净额合并而与受洗人数比较，则除了台北总教区以外，各教区都受到迁移的不良影响。其中以新竹、嘉义、台南最严重，台中、高雄、花莲则较轻微。这样的情形说明了教徒正如一般人口一样，是由乡村流入都市。尤其是向台北这个大都会区流入。高雄的损失较其它教区少而此台北总教区大，也是同一个原因所造成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代表迁移性的损失并不存在。因为，一般而论，由都市移入乡村的人口少而反向流入者多，这南北两大都市虽没有因迁移而造成严重的赤字，但大量自乡村流出者有许多并未与都市教会联络上。换言之，当人口流向都市时，信徒往往迁出乡村教会而未迁入都市教会，使得都市应该拥有的教友人数打了很大的折抑。根据前述资料，七个教区合计在1969至1976年间因迁移而损失了33，000多人。这其中有一大部份可能就是该流向都市却未能流入的。其次，在台北及高雄两个教区受洗的总人数不论在绝对频率上以及相对于教区教友人数的比例上均高过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四个教区 (详见表2-2)。因此，虽然在迁移上这两个都会区都有相当的损失，但情况并不像其它教区那么严重。冉加上在受洗人数上也较多。于是，就整个成长的状况而言，比其它教区稍微好些。

                   表2-3 教各教区成人与儿童受洗比例（1963～1976）

  
 
    除了两个大都会区以外，花莲教区是唯一在受洗及迁移人口的相对损失较少的。在1968年以后，只有两年是迁移所造成的赤字超过了受洗人数。不过这并不表示迁移的影响不大。就实际的变迁来看，花莲教区自1968年起到1979年止，由于迁出迁入的不平衡，造成的流出人口是全台湾七个教区中最多的，人数高达10，161人 (见表2-1)。为什么在迁移损失这么大的状况下，其成长还稍胜其它教区?主要原因就在于花莲教区1968年以后受洗的人数仍很多。从1968到1979年，花莲教区受洗人数占教友数的年平均百分比仅次于台北总教区而居第二位。这说明了，花莲教区虽然遭遇到教友外流的局面，但由于新教友的吸收较为成  功，最终并未面临台北、高雄以外各教区的困境。

    不过，在受洗人数的统计上，可分为成人与儿童两种。花莲教区的儿童受洗人数吐其它教区多。在表2-3中，每一教区历年成人与儿童受洗的比例都算了出来。这个比例愈高，表示相对于  儿童而言，成人受洗者愈多;比例愈低，则指比起儿童受洗人数来说，成人受洗者少。除了1979年以外，花莲教区每一年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见表2-3)。这表示在花莲教区内儿童受洗的人数不只在绝对频率上高过其它教区，同时在相对于成人的比例上也显得多出其它教区甚多。由于儿童受洗并不能真正肯定在成人期 仍旧会是忠诚的信徒，所以加入儿童受洗的数目而来估计各教区的教势是会有所偏差的。换言之，花莲教徒以众多的受洗人数来弥补因迁移而造成的赤字，并不表示其教势没有衰颓的倾向，因为儿童受洗人数的偏高，使得我们不得不重估前述的说法。高雄教区也有类似的现象 (详见表2-3)。于是，在这里，我们大约可  说，除了台北教区以外，迁移确实对众多教区及教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台北总教区之内，因迁移而蒙受损失最小的地方极可能是台北市都会区以及邻近台北市约台北县市镇区。这个推测尚有待搜集进一步的资料加以验证。

    迁移为什么会造成各教区人口的损失，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在下一节有关天主教教势发展原因分析中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尽可能厘清事实的真相。不过，由于缺少1968年以前的数据，对于天主教成长期的迁移状况，我们没有办法予以直接的探讨。大致上，我们可推测当时的迁移量并不太大，同时，受洗人数也会远超过迁移所造成的损失。本研究做如此推测的原因乃在于台湾地区乡村人口大量移向都市是六O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另外，天主教在1963年之前教势发展迅速，而这快速成长的原因是新教友的大量吸收，而不是移入性的增加。由于每个教区的教友均在大量增加，若是以移入性的增加为主，则有两种可能性。其  一，在某教区受洗后，迁入另一教区，同时教区之间迁移频繁，这种可能性很小。其二，由各教区之外，也就是台湾地区之外流入受洗的教徒。在四O年代末期及五O年代初期可能会由于大陆天主教徒的来台而增加了各教区移入性的教友，但到五O年代初 期以后，因为来台的大陆人士逐渐减少，天主教各教区会因此而获得移入性教友的机会也就很少了。基于此，我们相信1963年以前的快速成长不是由迁移而来。

                       表2-2各教区受洗人数占教友总数之比例

 
 
    天主教的教堂以大类区分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堂区，另一种是兼管堂区。前者是由神职人员专任及主持教会事务，后者则没有专任的神职人员负责，而由正式堂区的神职人员兼管业务，有点类似于基督教的布道所。细察这两种教堂在历年来的变化，大致上，我们可以发现，堂区的成长及起伏比较平稳，而兼管堂区的增减起伏非常大。但这两种教堂的发展趋势都相当程度地支持前文所指称的教势发展的分期。根据图2-3的资料，1965年以前堂区数目有明显但缓慢增加的现象。这大致支持了以信徒人数作为发展指标的说法，因为1965年以后，教堂数目的增加几乎完全停止，到1973年还有削减的现象，这又加强了自1965年以后系天主教发展停滞期的论证。在另一方面，兼管堂区在五O年末及六O年初增加极为迅速，在1960到1963年间达到最高峰，随着就急遽下降。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值天主教快速成长期，全省各地，尤其是山地及都市区，皈依天主教的人数激增，教会方面为了因应紧急的需要，而开设了许多没有专任神职人员的兼管堂区。这和运用大批速成训练的传道员的情形是相关联的。但是，当快速成长期结束后，这许多兼管堂区就变成了累赘，再加上教会内部面临众多因成长而来的困境，许多兼管堂区无法再维持下去，教堂就急速的减少了。虽然后来又略有起伏，但大致的趋势却是衰落的景象。因此，根据堂区及兼管堂区的状况，可以断言在1963年左右是天主教发展的颠峰，1964年，尤其是1965年以后成长停止了，而进入了停滞期。这些有关教会数目的变化，在基本上支持了以1963年分期的说法。

    从以上的讨论，不论就信徒人数、受洗人数、迁移状况、教堂兴建情形而言，天主教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自1949到1963年止，是为教会成长期，各方面的成长均十分迅速，自1964年起，是为教会发展停滞期，成长变得十分缓慢，且需低于一般人口的成长率。以下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就是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将根据访问所得资料、天主教教会领袖们的论著，以及其它相关材料做初步的分析。为便于讨论，以下分为两大部份。第一个部份探索成长迅速的原因，第二部份则解析成长停滞的原因。

 
 
    三、 早期快速成长原因之分析

    台湾光复以后，政府在基本政策与态度上充份地维护了宗教自由的原则。这种状况使得在清代及日据时期政府加诸于天主教的限制得以解除。更由于天主教与政府官员间无论在政治立场上成一般价值取向上有相当的类似性，同时又在相对关系土十分和谐，因此在传教事业上也获得很多方便。例如，根据费声远主教研究天主教花莲教区初创时，当时的花莲县长就帮过很大的忙，不只将座车派去接送费声远主教，同时在土地方面也予以慷慨的协助，这在 《费声远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他(县长)看我毫无头绪的找不到合意的房子，便对我说:「我看这样下去，你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如果我是你，我会在市区边沿找一块既称心又有发展的土地。如果你赞成我的意见，我可以让给你一块县有土地，这是国家财产，早晚要卖掉的，现在你就可以免费使用。」按着他又慎重的说:「将来政府出售这块土地时，你一定要把它买下，若是你先有了建筑，我保证你可以用低于普通的售价把它买下。」  (费声远，1980:78~79)

    虽然，我们无法搜集更多这一类的证据，但是一般而言，各级政府对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发展是有相当帮助的。这不只是宗教自由的表现，更是政府与大部份天主教和谐关系的反映。在这个地利的状况下，天主教才比较可能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大陆沦陷，中央政府迁来台湾，大陆各地的教士纷纷来台，许多天主教徒亦随政府撤退到台湾。教士之大量移入，增强了天主教会扩展教势的力量。在1962年时，天主教司铎人数为588人，而基督教各宗派合起来也有605人。如果计算神职人员的总数，则天主教 (计3，000人左右)也超过基督教 (计2，100人)甚多。根据推测，在台湾光复初期，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数目亦可能超过基督教很多。例如在1949年1月5日，郭若石主教就率领沈阳80余名修女抵达台中，吴振铎亦带来沈阳修生数十人，这还只是迁台的一小部份神职人员。于是神职人员之迅速移转至台湾地区是天主教早期快速成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大陆各地教徒之转来台湾，使得天主教又获得了一些迁移性的信徒。譬如，天主教遣使会在台南成立教义询问中心时，就有75位大陆籍教友参与圣祭 (《台南教区传教指南》)。另外在花莲教区，费声远曾生动地叙述由大陆来台教友回到教会的情形。他说:
 
    我们先谈大陆人吧﹗在这个圈子里，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困难。由于语言相同，我们很容易融在一起。在他们之间有些老教友，虽然由老家被赶了出来，却仍旧保持着信德。其中更有些不仅是忠诚的教友，也是我们热心的好帮手。他们机警的去侦察、去寻觅、召集其它的教友。(费声远，1980:81)
 除了这旧有的教友回到教会而促成了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大陆省籍同胞来台初期，生活不稳定，又值时局不安，遂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进而对宗教的需求也就提高了，因而使得天主教在传教上有了较大的收获。1955到1958年，外省籍受洗为天主教徒者共有35,000人左右，而本省籍约19,000人，山地籍约15,000人(Swanson，1970:83)。若再考虑大陆籍者在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仅及1/10左右，则天主教在成长期吸收了较多的外省信徒就更突出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教士们多为外省籍，或是会说国语的外国修会人士，这样也就比较利于向外省籍的传教，而不利于吸收本省同胞。这一点也是造成后来天主教教势衰颓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大陆籍同胞因环境的变动而倾向于接受宗教一事，或者会有人怀疑为什么他们不去信别的宗教却倾向于接受天主教。大致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大陆籍同胞由于离乡背井、迁徙频繁，传统民间信仰的力量因而脱离了可以落实的聚落，再加上迁徙频繁，这种扩散式的宗教又无标准化的经典仪式，终于使得大陆籍同胞对传统民间信仰愈来愈疏远。至于其它的宗教，如佛教与道教，则又偏于出世的精神，并不能在危机状况中帮助大多数人来适应变局。于是入世性的基督教再加上救济物资的发放就有了发挥的机会。其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圣教会，以及真耶稣教会又以本省籍同胞为绝大部份的传教对象。因此，有相当高宗教需要的外省籍同胞就成了天主教及其它基督教派所争取的主要目标。由于天主教又较先投入为数甚多的神职人员，他们的收获也就比较丰富。山地同胞皈依天主教的为数甚多，这也是促成天主教快速成长的主因之一。若以山地同胞占全人口的比例而言，山地天主教的相对比例是最高的。据估计，自1955年至1958年，受洗之山胞占全部受洗人数的22%，但山地同胞占总人口却不过2%而已。于此，即可得知山地同胞皈依天主教的突出现象了。山地同胞之所以变成为天主教归主运动的重要主流之一，根据初步的探讨，大约有下面几个原因:一、山地生态环境及生产型态的改变，使得山地原有的传统宗教无法有效地遂行其应有的功能。例如，稻米耕作、非传统经济作物的介入已无法与原有的宗教体系切合并存。冉加上，山地经济又逐渐地纳入到全国性的经济体系里，在社会文化上因之而产生巨变，使传统的山地宗教乏力予以克服及适应(黄应贵，1975:，在这种传统宗教无法遂行其应有的功能时，天主教的传入就比较容易有收获。二、山胞的传统宗教较为简单，较不严谨，又缺乏深厚的基础，因此天主教乃能以其进取的传教精神、严谨的组织，和有着深厚神学基础的教义，取代了山地传统的宗教信仰。三、历经清朝及日据的各种「理蕃」政策之实施，山地传统宗教势力可能已被削弱了很多。譬如日本统治末期，企图以神道教作为山地主要的宗教，不只对传统信仰有 所压抑，同时对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入山地也有严格的禁令。在 战后，神道教迅速被消弭，同时传统的山地宗教却难以振兴。四、另外佛、道教又不重视传教的工作，天主教乃得乘势而入。在天主教教会中专门从事山地教务的费声远就曾说过:「他们 (山胞)天性朴实、脾气柔顺，这些优点足以解释一切。往昔他们顺从自然宗教、热衷于猎人头的恶习----那确是他们信仰的一部份现在这种宗教热已被剥夺，被压抑，再也没发泄的机会。如  今他们知道救主以牺牲完成了救世的大业，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我们的信仰，一心皈主，再无旁惊。」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的传教人员可能对居于少数  民族地位的高山族采取了较为同情的立场，或者至少表示了别人未曾有的关心。因此而怯除了山胞可能受到的歧视。这也使得山胞较易于接受天主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引费声远主教的话来说明:

    他们 (指山地同胞)自卑出自天性，常带着一种低首下心的态度。不但不以此为苦，反而为乐。征服者，不论来自何方，都是他们的主人。主奴之间，距离甚大，前者给予后者的待遇，简直是虐待。传教士们不是征服者，至少不是原有词义的征服者。他们对这些朴实的人，情意诚挚，爱护有加，这种忘我的精神走山地人从未看到，从未体验到的。比起他们从前所遭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别，于是他们安心地接近传教士。此外，在过去他们屡遭轻视，势单力薄，需要参加一个强大稳固的团体，以求心安。天主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团体，他们也想藉此跻身于文明社会。与传教士来 往，更受到从未尝试过的礼遇----爱的礼遇，这更使他们热心参加教会了。(费声远，1980:158)
 
    在山地传教的团体不只是大主教而已，到目前为止较成功而其相当规模的还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耶稣教会。此外，循埋会、神召会、万国浸信会及安息日会也有些发展。但其中大约还是以天主教及长老教会势力最大。究其原因，大致上应归功于天主教起步较早，而且有花莲教区专司山地教务。在讨论了促成天主教光复后到1963年快速发展的实质性因素后，我们势必检讨一下数据的正确性。因为很可能由于早期数据的不够完善而夸张了成长的速率。也可能由于后期数据较为可靠，才真正代表了教势的实际状况。本研究所得数据，系由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处直接提供。在来源上应该问题较少。但是细察各项统计资料，确实有一些问题。例如，1968至1970年新竹教区的教友人数有混淆不清的倩形。根据1967及1968年的纪录， 该教区1967年均为63,176人，1968年则为63,536人，但是1969年的数据却记载1968年的人数为63,176人，而1969年为63,536  人。这显然有误。大致推测，应该是1969年的数据有问题。另外关于台北、新竹两教区的人数1972及1972两年的资料都有很大的差距。根据1972年的纪录，台北应为52,602人，新竹为61，189人，但依照1972年的资料，台北为42,068人，新竹为58,862人。两批材料出入很大，原因何在尚不得而知。另外这两批材料有关台南教区亦稍有出入，但只有七人的差距，倒没太大影响。此外，根据一般教会人士的意见，迁出、迁入的纪录往往比较难以准确，其所代表的意义他值得我们加以谨慎解释。不过，即使是肯定目前这一批统计资料有一些缺失，但大概还不足以影响本研究到此为止所做的推论与结论。因为即便是认为早期教友人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但有关当时教势成长的叙述性报告却可以作为当时确有增加的旁证。例如，在花莲教区，由于山地同胞大量皈依天主教，造成宣教人手的不足，教区方面就临时训练许多传道员去工作，训练时间常常只有半天。冉从教堂兴建的情形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把握宣称，数据的误差并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论证。因为人数的统计可能较易受人为因素影响而不够正确，但是教堂数目却不易有大的出入市影响到统计的准确性。在澄清天主教成长趋势时，我们已尽可能地从简单的人数统计之外，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指标，例如受洗、迁移、死亡以及教堂增减的情形。简言之，以数据的不精确作为怀疑教势盛衰的理由应该是不充份的。

     四、 后期成长迟滞原因之分析

    按着，我们要讨论天主教在1963年以后所面临成长停滞的困境。天主教在台湾的快速成长大约在七个教区设立及中国主教团成立后不久即告终止。成长期所显现的是一种热烈的宗教运动的景象，之后就如一般的社会运动一样，进入了正常化的状况。各种制度化及正规化的现象陆续发生，所以潜在的皈依者为数愈来愈少，并且因为大多数可能成为教徒的也已受洗。针对这成长缓慢甚至是负成长的情形，大致上可以从全盘社会文化变迁及天主教本身的状况来加以解释。

    从全盘社会文化变迁的情势来看，至少有四个因素不利于天主教的持续增长。首先，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生活的稳定，可能使得一般民众花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寻或享受富裕的现实生活，在精神上也从现实生活中的娱乐及文化活动得到相当约满足。再加上政治局势方面所造成的稳定感，促成了人们对宗教需求的降低(Swanson，1970;陈镭，1980)这也对天主教的持续成长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阻力。从几位天主教主教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经济繁荣及政治稳定对宗教发展的不利:
 
    从台湾教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心理的变迁。当大战终止、共党祸国时，大陆逃难到台湾的同胞和台湾本省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感到非常空虚，尤其政局不定，大家心神不安。有什么可以满足心中的需要，而使自己具有信心呢?宗教信仰有镇定人心的力量……

    当时又有多数的难胞，感于教会的博爱，由物质需要升到精神需要，也领洗信主… 近十年来，台湾的社会由农业进入了工业，由贫穷的生活转到了富裕的生活;尤其是政府坚强的政策，稳定了政治局面，人心乃安定而趋于享受了……因着这种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心理也变了。大家心理感到自足，每人满具信心。同时工业商业的竞争，占住了大家的思虑。整个社会成了以现世生活为唯一生活的社会，现世生活又唯以物质生活为主....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下，台湾天主教的教务似乎陷于停滞。因为社会人士所追求的生活乃是现世生活的享受，谁还想追求超于现世生活的精神生活呢?社会心理既变，思想也随之而变，教会的布道方法和内部组织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布道的工作也因此缺乏了整体计划，失去了能有的成效。(罗光，1974:2)

    时至今日，目睹台湾经济繁荣，物质进步，人心趋向世俗享乐而忘记天主，致使慕道者日渐减少，似此情况，难免不为热心于传教工作者，时时寄以莫大隐忧。(郑天祥，1976:2)

    凡是同我们生活于斯，亲眼目睹近年来一切快速的变迁，更体察到物质、工业、经济、文化及教育的进步，就能预料这式微是不可避免。(费声远，1976:161）

    在理论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透过社会心理的转变，应该会影响到对宗教需求的改变。但是，若就证据而言，主教们的说词是间接的，也可能是猜测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确切地掌握住社会心理层面的数据。但是将经济变迁直接和宗教状况连接起来，可能因末考虑重要的中介变项，即社会心理状况，而得出很 奇怪而难以解释的结果。这方面的验证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就天主教的情形而论，可能做国际性的比较会有相当的帮助。

    就全盘社会文化因素而言，第二个重大的阻力可能在于中国  文化及中国人拒斥西方宗教的持续性表现。在知识程度较高的人口里，一方面信奉天主教者比例较高 (根据顾浩定1970年的调查，中学以上程度的男女信奉天主教者各占5.4%及11.4%，而小学程度以下者仅各占0．2%)，但在另一方面，无宗教信仰者的比  例也很高，而且高出天主教者许多 (顾浩定的调查指出，中学以上男女性各有31%及27%声称无宗教信仰)。这样的状况多少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就一直有相当强烈的反对倾向，虽说有相当数目的人扳依了基督教，但反基督教倾向的人可能更多。至少可以说不信仰宗教的可能仍为多数。当社会状况不安定，经济政治局势不稳时，促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皈依宗教的机会，但在平时，他们就恢复了对宗教的冷漠。

    其次，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一直有着很强的持续力，到目前为止，仍旧为台湾地区大部份国民所信奉。更由于这一类宗教在目前变迁的社会中有它适应变通的办法，常常能满足中下层国民的心理需要(Kleinman,1978;李亦园，1977)。尤其在乡村地区，民间信仰的势力十分庞大，同时，在光复以后，民间信仰如其它宗教一样，享受了相当充份的自由，有不少寺庙及宗教团体发展十分迅速，也由于民间信仰在本质上侧重 「报」的观念，使得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不少 「灵验」的庙宇神坛特别地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又助长了人们封信仰的热诚。相对于此，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发展就多少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第四个影响发展的可能因素是人口流动。由于工业化、都市化的进行，使不少乡村人口移到都市区。也由于农业的困境，迫使更多的人离开乡村。原本就不易发展的乡村教区就更因教友人口的大量外移而难以维持。移出乡村的教友往往又不能与都市教会取得联系，于是流失的教会人口为数甚多，这类信徒人口的损失一方面固然是城乡迁徙的方向所造成。另一方面似乎也显示教友们在信仰上不够坚定。这就涉及到天主教本身的问题了。
 
    论及天主教教会本身因素如何影响到教势的发展，我们特别强调，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主流教会在变迁趋势土十分相似。这说明至少在台湾地区有着更重大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因素左右了天主教的发展。这类因素的影响力应远超过教会本身的问题。不过，我们相信教会本身在神职人员、教友，以及组织方面仍旧有显著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在这些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改进，对教势的主张应有实质的帮助，也有可能冲破社会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困局。现仅就教友、神职人员，及组织方面来分析天主教先盛后衰的原因。

    在基本上，天主教一般封信徒的牧养多半采取较权威式的方法;例如仍旧秉持由神职人员为主而信徒扮演被动角色的教牧关系。教友们多半依仪式行礼，较少主动研读 《圣经》、追求宗教修养，以及主动参与教区活动。有一位神父曾说:「在今日约台湾，尤其是在都市中，教友多站在一边，超然度外，教会好像寺庙与和尚，有事才出来，无事不出来。」  (刘鸿恺，1973)这可以从教友与神父双方对教务振兴及教友的责任方面的不同意见看得出来。教友们觉得神父包办一切，不给教友权利 (中国主教团牧灵委员会，1973:128)。但是神父却指出:「……不过因为真正肯负责而有深度信仰的教友不容易找到，故迟迟未能发动，其次并非堂区司铎不信任教友，而是教友们多不愿负起重任，真正肯牺牲苦干的不多，再加上司铎过去常常受骗，心理上多少亦有些顾忌。」  (中国主教团秘书处，1972:43)在讨论这类问题时，天主教人士认为教友并未感到他是教会的一员，其感到自己 「在教会内之被动性」，祈祷亦不够，不能刻苦地在宗教精神上有所进步 (中国主教团牧灵委员会，1973:128)。总括来说，彼此的指责谁对谁错很难弄得清楚，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却是为各方所承认的。那就是，天主教教友的被动性以及神父的权威性。由于性属被动，就无法有效地动员起来为教会的发展而主动参与和努力。更由于信徒对传教及信仰很少做积极的工作，易使得整个教会气氛变成消极而有害于教会的发展。
  
    此外，天主教的教友由于较被动，而教会方面又比较不积极地动员教友们，在信仰方面很可能相当不坚定。早期天主教又比较长时间地用救济物资作为传教手段之一，可能吸引了为数甚多信仰不纯的教友。当生活状况好转，救济物资停止发放后，这些「教友」就可能利用各种机会脱离教会。根据人类学家乔健于1960及1970年在台东卑南吕家社所做的调查，发现在1960年，天主教和基督长老教会都在吕家社有很多信徒，影响力很大。天主教的教友共196人，全村有30%的住户均信奉天主教，参加长老会的有92人，占住户的15%。但到1970年，天主教不仅教堂被废弃不用，杂草丛生，并且只有四户人家仍旧信奉天主;但是基督长老教会衰落的现象就没有那么严重，原先21户中还有15户参加聚会。教友和村民都认为是:「因为救济品的停发，失去了物质的引诱，很多人便停止去教堂了。甚至两个教堂的负责人也都坦白承认这是主要原因。」  (乔健，1973:17)乔健教授又进一步指出，救济品之有无似乎并非主因，而是在:

    在这些受过天主教或长老会的洗礼后来都中止去教堂的居民中，有很多诉说他们在受洗后，不久便患重病，请医服药无效，只好去找tamaramas(萨满)或mulalta(竹占师)，经断定是因为背弃了Karumahan，祖先在发怒，遭到muteha(神罚)，所以生病。于是他们恢复了祭祀Karuma．han，停止去教堂，病便好了。这种现象在长老会中比较少，在天主教中却非常普遍。(乔健，1973:17)

    虽然乔健不太赞同用救济物资发放与否来解释教会的衰落，但是我们很可以看出信徒在信仰上的冲突，乃是对新信奉的宗教无法持续地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信仰虚弱的表示。同时，更重要的是，天主教状况比基督教要 「严重」得多。似乎也表示天主教 在吸收新教友时可能较浮滥，入会后又不能保守住这批新的羊群。从吕家社这个例子来做如此推测固然有问题，不过在山地及乡村教会方面，天主教最先露出颓势大约也是真的。当然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天主教玛利诺修会的王泽民神父(Rev.James A. Col-lignan)最近曾经坦率的指出(Swanson,1981):「不可讳言的，今天教会停止成长的原因，就是10年前用了这个方法 (发放救济物资)。到现在它还阴魂不散，那些接受救济品而不进教堂的人会觉得至少没有受外国人的骗。而且有些地方好多人在有救济品时，厚着脸皮接受救济;但是在救济工作停止后，离开教会，毫无内疚。」简言之，早期吸收的教徒在质上面就有问题。由此看来，救济品的发放仍旧不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理由。

    此外，由于传道员本身素质不齐，传教士又别无良法，于是在吸收教友及牧养工作人员上都易发生浮滥不实的缺失，种下日后衰落的种子 (王泽民1981:362)。

    再就神职人员的状况来看，天主教在1963年以后衰落的趋势多少与神职人员的工作精神、工作能力，及其它特质有相当的关联。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材料，至少有下列几个状况对教势的发展有很大的害处:

    第一，小修生及大修生的人数日益减少，修道院太多而无联合计划。于是神职人员，尤其是神父的养成就很不理想，无法符合教区的需要。根据主教团的统计，1958午时小修生有52名，大修生三名，逐年增加，到1967年小修生的数目到达最高峰，即274人，但随后就急速下降，到1967年时只有132人，而到1979年就只剩下85名了。大修生在1972年以后也逐渐下降。这种趋势对天主教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威胁。1972年天主教中国主教团常年大会中就有两个议案与此相关。但所谓圣召问题并未解决，1973年以后大、小修生的数目连续下降。为什么会有圣召减少的困难，也就是修生人数的减少?主要可能在于世俗化过程中愿意献身去做神父的人日益减少，各教区小修院各自为政，效率亦有问题。大修院又因学籍、兵役、升学等问题，不易吸收人才。
 
    紧接着大、小修生的问题，就是神父、修女人数日减，而平均年龄却逐年增加。这样也就直接影响教势的发展及维持。根据历年统计资料 (图2-4)，不论神父或修士的数目都似乎增加缓慢。神父方面六O年代以前是一个快速增加的局面，1953至1960年的增长率为295%，这正是教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主要增长的来源是由大陆转进的各修会神父。但从1961至1968年增长速度减缓，其增加了28%。这时天主教教势已开始往下降。神父增加的来源可能一部份是外来，一部份是自己陶成的。到I968年以后，神父的人数开始缓缓下降，11年间变成负增长的局面。修士的状况则一直没有太大变化。至于修女的人数似乎一直在增加，  但增加的速率也逐渐降低。于是神职人员的停滞成长，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教势的衰落，但也可以看做是进一步造成教势不振的原因。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人员的年龄时，就更可以发现对教势发展的不利影响了。

    根据中国天主教男修会会长联合会执行秘书处1978年有关男修会人力的报告，我们发现，包括神父、修士、学生及初学在内的679位神职人员的平均年龄高达53.64岁 (见表2-4)。其中有568位神父，平均年龄为55岁。如果假定这一批神父就是天主教成长期的功臣，那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接近40岁而已，正当盛年。虽然50岁不能算老，但是多多少少比较缺乏盛年时的冲劲。修女方面的情形亦相类似。这种状况对以后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此外，神父与修女在工作的分配上似乎并没有很理想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修女们，有时有点搭配不上的感觉。粗略来看，许多基督教宗派并没有类似修女的专业人才，牧师娘的性质虽然相似，但终究不是有名份的神职人员，更不是专业的。天主教在这方面似占优势，但其潜力因制度及传统的因素并未能发挥。

    其次，神职人员，尤其是堂区的核心人物----神父----有许多不曾讲闽南话的。在山地传教也有不会说山地话的。在这一方面，本国籍神父比外籍神父表现要差得很多。本研究在访问台中教区蔡主教时，只能用英文访谈，因为他只会说闽南话而不会说国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有不少外籍神父山地话说得很流利。在台湾地区，闽南人口占绝大多数，尤其在乡村地区，不会讲闽南话而去传教，往往会事倍功半。有些本国籍神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因为年龄已经不小了，现在要 学也来不及，也不易学好 (刘鸿恺，1973;张国珽，1973)。另外，本省籍的神父人数很少，王泽民神父说北部只有两个本省籍神父，而且不负责堂区工作 (王泽民，1981:362)。高雄教区里在1976年时，59位神父与修士中，只有9位是本省籍。这九人中也只有三人曾在堂区工作。台南教区在1966年时35个堂区也只有一位本省籍的神父 (《台南教区传教指南:附录》)。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省籍问题，并不在强调地域观念，而是指出天主教在台湾地区传教工作上的弱点。这个弱点在大陆同胞及山地同胞归主热烈时并未成为问题，但是当这两种人群中的受洗人数接近饱和时，这个弱点就显露了出来。天主教当局似乎也已注意及此，但苦无对策。虽然已有本省籍神父位居主教团副秘书长，也有主教主张向闽南人传教，但并无突破困境的迹象。在这个情况下，天主教修女中很多系本省籍的，似乎可予以有效运用。最后，在组织方面，天主教比较不能灵活运作而又比较注重权威。有些神父不只一次呼吁主教们常去实地了解堂区状况，也有不少单位，例如修会、修道院和主教公署间有不易配合的情形，但在表面及形式上却又表示服从主教的。最重要的，乃是组织之过于制度化、  官僚化，使得在大的归主运动后就缺乏活力。

    五、 讨论与结论
 
    现代社会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世俗化（Fenn,1978)，但是台湾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士数年间在宗教上，尤其是天主教方面，有着快速成长的现象。这种情形在美国及西欧也曾发生过(Carroll等人，1979)。若单就台湾地区的情形来分析，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各项造成天主教兴衰的其体原因似多与世俗化的状况有关。换言之，台湾地区天主教的发展与台湾社会往过去三十余年中世俗化的倾向有紧密的关联。当世俗化转弱时就  正是教势兴盛之际，然而当世俗化逐渐增强的时候，天主教就遭遇到极明显的发展困难。
 在光复之初，由于中央政府在内战的逐渐失利，中共日益坐大，不数年大陆沦陷，于是大批的神职人员转进到台湾地区，而这些神职人员又多半正值盛年，在积极扩展教务上发挥很大的力量。这种传教的力量一方面削弱了台湾社会的世俗化倾向，另一方面却也为其它反世俗化(desecularizing)情境提供了重要的助力。在战后，台湾地区又面对赤祸之威胁，局势十分危殆，不论在政治局面、经济状况，乃至于社会秩序都相当不稳定。在加上 数以百万的大陆同胞继续迁来台湾，他们大部份离乡背井，生活清苦，且由于局势的动荡而对前途都多少有茫然的感觉。除了其中少部份原来就是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外，由于数年的流徙，多已对传统信仰的依赖减弱不少。这种状况加上社会经济及政治状况的不稳定乃形成了反世俗化的良好条件。更由于天主教神职人员及大陆籍教徒的移入，使这个反世俗化的状况被导入了战后的归主运动中，因此信徒人数激增。此外，台湾山地同胞在光复之前多不能有信仰的自由，不只原来的宗教信仰逐渐被日本政府有意地削弱，同时也被禁绝信奉基督教。但由于其居于少数民族的地位，当他们面对现代化的优势文化时，在适应上难免产生极大的困难，尤其在认同、自尊等社会心理的层面上受到了有形无形的伤害。到了战争末期多已显出了两种重要趋势的形成:一个乃是传统神圣化的宗教逐渐解体，也就是说有一种世俗化趋势在形成中，但更由于少数民族地位的适应问题却又酝酿出反世俗化的倾向。因为传统宗教及其它制度的解体，造成了生存上有形及无形的危机，这种危机已无法由世俗的方法加以妥善的解决，所以乃倾向于以宗教，亦即反世俗或非世俗的力量来应付。再加上本来的传统宗教并无法担负起这种要求，且中国本土宗教由于其性质较不倾向积极地传教，战后尽全力在发展的天主教乃得以迅速传入山地社会，而与基督教在传教成果上平分秋色。除了大陆及山地籍同胞在这种较为复杂而特殊的状况下，由于反世俗化与非世俗化倾向的增强而皈依天主教之人数骤增外，闽南籍同胞在这方面虽亦有显著增加，但一般而论，成长状况并不及大陆及山地籍同胞快速。此一状况主要乃由于:神职人员自大陆移来，因语言上之隔阂而无法促成闽南社会之归主热潮;闽籍同胞在传统民间信仰上的强韧基础促成了战后传统宗教的振兴，乃间接阻碍了天主教的发展。换言之，除了社会政治及经济等不安状况造成的反世俗化趋势外，在闽南籍同胞中少有其它促成皈依天主教的力量，其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圣教会，及真耶稣教会在闽南小区中之长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力量，使得天主教在这方面的发展较为乏力。

    在教会快速成长的过程里，由于原有的设施机构及神职人员 常不足以应付实际所需，再加上救济物质的发放以及天主教本身不能十分鼓动信徒主动积极的参与精神，所以当整个环境有了较强的世俗化倾向时，天主教教势的发展就面临了衰退的困局，因为一方面在成长期所吸收的信徒在素质上可能不整齐，很容易受世俗化的影响而脱离教会。另一方面，天主教本身的状况，世俗化趋势转强的时候，就无法积极地适应而有效地挽回衰势。大致上到1960年以后，由于台湾地区的状况日趋稳定，同时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日渐繁荣，更加上社会流动频繁，于是世俗化的趋势愈来愈强。这就是导致台湾地区天主教在教势上无法持续成长的主要理由。

    台湾地区局势的日渐稳定大约与韩战结束以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有关，再加上美援之及时介入，经济状况之日益改善，这个局面不仅使得天主教传教主要的对象之一的大陆籍同胞在心理上产生较大的稳定感，也开始融入到整个大社会里。另外，一般而言，大陆籍同胞在社会流动上较为频繁，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真正固定的 「家乡」。到了后来，经济上快速的成长更助长了追寻一般日常生活，尤其是物质方面约满足。在稳定而日趋繁荣的状况下，人们已不再需要宗教及其它类似的力量来抚慰及安定其飘泊的心灵。不但早先皈依的信徒因信心不坚而离开了教会，一般的大陆籍居民也不再有较强的归主倾向。这种情势再加上因流动而造成的损失，使得以大陆籍信徒为主的天主教逐渐面临到迟滞成长的困局。
 
    虽然，如前文所论述的促成山地同胞皈依天主教的因素仍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山地文化的危机促成了新的宗教，如天主教约有效引入。但是山地社会自六O年代起本身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迁，这些变迁乃促成了山地社会的世俗化倾向。这些变迁中，重要的有社会流动、大众传播的介入，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流动使得山地同胞从较孤立的山地乡区走向繁荣的都市乡镇，接受了更多的现代文明，尤其是世俗性的物质文明。都市中的教会又多半不是属于山地同胞的，同时在迁徙或移居的环境中，实际的生活问题可能比宗教上的需要更迫切。更由于早期归主运动中所大量吸收的信徒在素质上的缺陷，迁移或社会流动于是造成了教会流动性的损失。此外，大众传播工具，特别是电视的引入山地社会，一方面至少在心理上缩短了山地与平地社会的差距，使得特别利于传教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电视等 大众传播媒体所代表的是现代社会里的商品文化，也就是说电视不仅是众厂商推销其产品的地方，而且大部份的节目本身就是十  足的商品文化。这种商品文化侵入山地社会以后，乃促成了山地社会世俗化的加强。天主教与电视的竞争，其实就是非世俗化与世俗化之间的冲突。由于整个大环境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商品文化影响力愈来愈大，甚至成了今日社会文化变迁中主要的趋向，天主教的山地教会在面临这个变局时，多半并无积极而有效的解决办法。山地教堂被废弃的愈来愈多，但是在都市中山地教会却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

    就天主教全盘情形来看，由于台湾社会在经济发展主导下所形成的强大世俗化力量影响了神职人员的来源，使圣召成为日益难解的问题，以致神父、修士人数日减，平均年龄却日增，虽然修女人数的增加，却又不能成为教会发展的主力。同时，修女中本省籍约为数甚多，而神父、修士们却少有本省籍的，这使得天主教无法适应台湾地区的情形而在本省同胞中难有突破性的发展。最后，在热烈的归主运动高潮过了以后，由于天主教教会本身逐渐正规化，并且与侧重强调纵的官僚组织关系的传统精神相  结合，所以当面临世俗化的挑战时就愈来愈显得乏力。如果时局  并无特殊变化，天主教的发展困境将难以突破。 
 
*志谢:本文系「三十年台湾地区各类宗教变迁趋势之初步研究」计 划研究报告之一部份，该计划承蒙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资助，谨 此志谢。另承刘肖洵小姐提供宝贵意见并协助编辑，亦在此谨申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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