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初识黄教授保罗兄，应该是几年前在兰州大学的一次宗教对话研讨会上，从此结下了学术之缘。紧接着，我们就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得以经常谋面，交流互动，渐渐地成为同行知友。

    保罗兄虽然就职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但近年来，保罗兄却经常往来于中国与芬兰之际，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其熟悉的身影常常见诸于中国各大学之讲坛，而其著述也常为不辍，相关的论著也非常丰富。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保罗兄渐渐突出了他经常讲论的若干主题，这就是“大国学”、以及“汉语学术对话神学”等概念。

    在保罗兄看来，所谓“大国学”，就是一个反映中国形象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概念；与此同时，保罗兄在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有关“文明社会”概念的影响之下，试图以“大国学”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神学对话的基本单位，同时将中国的宗教、信仰、文化或文明视为独特的中国大国学等研究内容，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这在国内有关宗教对话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地之中，无疑为中国学术界宗教对话的深入与拓展，提供了一中新型的对话路径和对话方法。既有话语社会、文化的背景，亦有宗教学乃至神学研究的固有内容，尤其是能够为中国社会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可能发生的变迁与重构，赋予了国学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双重互动意义。

    为此，宗教间乃至不同信仰共同体之间的对话方式，就能够在中国社会文化良性互动的大语境之中，同时从固有的宗教对话领域，不断建构中国大国学的对话模式及其建构。尽管保罗兄有关“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活龙大国学图腾的比喻，学界朋友已有 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比喻却是极其形 象地反映了保罗兄致力于把握中国文化内在本质的最大努力。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并且期待着，保罗兄的大国学研究及其对话形式的建构，会使中国文化、中国宗教以及中国信仰的重建与复兴，展现出一幅全新的亮丽的风景线。

   与大国学概念之建构紧密相应的是，黄教授有关“汉语学术对话神学”的概念的提出与讨论。黄教授所说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 (Sino-Christian Academic Diaological Theology)，乃是“汉语神学”(Sino-Christian Theology)分支之一的“汉语学术神学”(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的组成部分。对此概念之内涵与意义，保罗兄曾经在其《汉语学术神学》一书中，有所界定与讨论笔者曾界定，试图说明了“汉语学术神学”，引起学界部分学者的讨论。

    用卓新平教授的话来说，这里所用的“神学”概念，其意属于泛指而非基督教传统神学的专指。它超越了基督教及其信仰学说的传统，冲破了传统教会神学的樊篱，从而发展出一种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即具有历史追溯之宗教史学和对多宗教参考、对照之比较宗教学特色的、学术性的“神学”，即“学术神学”。

    如果说，“神学”在西方基督宗教传统中，早已发展成为一套信仰学说和教会理论，铸就了其“教会神学”的形体及特征，那么，在中国社会汉语神学的建构与发展之中，极有可能的是，从中衍生出诸如“自然神学”、“神话神学”、“公民神学”、“戏剧神学”、“城市神学”等领域或范畴，它们是不同的学术领域，同时也希望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和信仰特征，能够与基督教神学互动，却又不是局限于教会神学的固有天地，而没有想到要把“神学”作为其对话理论的唯一专称。
  

    因为，中国的教会神学一直就无法是教会在进行的独立思考，当代中国神学，即使具有一定的发展，那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之文化学术不同领域的互动与对话的结果而已。它们能够在其对话过程之中，逐步去推动教会神学的建构，同时也会影响到教会神学的发展。

    也许，其中很难如传统神学那样，再次划分出历史神学、实用神学和哲学神学的三大板块，但是，这种学术神学所处的领域，主要乃是一个公共性的“社会场所”，能够充分体现出其公共空间。而进行对话的“神学家”，在此的研究并不专以个人的信仰为前提；因为在此“学界”之中，学术性乃首要和必须。此处之“神学”亦不再局限于“教会的思考”，唯有致力于其公共性、开放性。

    很明显，这是一种对话神学，是一种建构性的神学（Constructive Theology）。它不仅仅满足于认识其他宗教或与自身相比较，而是通过其资源和进路寻求“形式相似的等价物”（homeomorphism）来进行比较之后，以他者为借鉴来改变原来的传统，建构一套新的神学思维，重新表述自身的信仰。这种神学之对话，其本质是“宗教内对话”（intrareligiousdialogue）的性质，符合“信仰寻求理解”的神学定义。

    黄教授提出的“汉语学术神学”，与传统的教会神学以及学术性的宗教学都密切相关，而又不完全相同。其主要内容包括有：研究基督教的学术，汉语文化的研究，以及学术性而非教会性的，从而不会受到教会神学的限制，但也不可以排斥它，而是努力对之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黄教授区别了“汉语神学”、“汉语学术神学”、“信徒的信仰实践”、“理性的教会神学”、“学术神学”、“认信的学术神学”、“非认信的学术神学”等概念之间的异同，以及既相区别又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这就与特雷西（David Tracy）将神学之活动领域，分别为教会、社会和学界的三分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毫无疑问，这些讨论充分体现了黄教授保罗兄相关研究的学术意义。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大陆以宗教学统摄基督教研究的学科体系设置，而是为了从知识型结构上为学者提供一个参考，或者是是一个汉语世界的社会文化基础。

    诚然，我最关注和期待的却是保罗兄基于“大国学”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对话，最后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之信仰与文化的对话与重建。不过，如同我不太看好简单的宗教对话那样，我曾经研究的，则是基于宗教对话的宗教互动及其信仰交往。人们应当警醒的是，宗教对话，既能够构成公共话语，同时也会构成新的冲突。实际上，当我们与某些人共享一个特定的世界或意义体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确认了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如果我们分享了一个存在神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他同时知道了无神论将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人们创造了不少意义共同体，包括了多重的价值观、合理性与实践模式，但是，这些意义共同体或价值复合体，极有可能交叉或构成冲突。

    正如已有的研究早已说明的事实那样，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所组成的宗教团体活或信仰共同体，它们会对其他群体的人构成一定的威胁。当我们达成了共识并且认同某种价值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革命心理学》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够欣然接受宽容。在古代社会，只有多神论者才会保持宽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实行宽容的更加正是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多神论的国家，比如英国与美国，它们已经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他们实际上信奉着相去甚远的神祗。”所以，“信仰的多样性既导致了这种宽容，但同时也削弱了信仰”。 

    保罗兄建构的汉语神学对话理论，通过学术互动而构成了以大国学为基础中国社会文化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良性互动，依此，我们就完全有可能会由此进入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公共话语空间，从中既能感受到个人的身份，理解是非的标准与人生的目标，特别是那种人们以此而建立起的相互信赖、相互珍视、彼此扶持的利益关系、宗教关系与信仰关系。

   是所望焉，谨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