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

    中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历史悠久的国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同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历史相差不过数十年。中国穆斯林群众绝对人口数量较大，仅10个全民基本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就达2000余万，几乎相当于也门或沙特阿拉伯的总人口。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现实观察，伊斯兰教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都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而且关系到中国同亚非地区众多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族的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发生了诸多变化。深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的主要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于政府制定适当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开展互惠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维护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地区稳定、提高中国政府的国际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上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现实非常陌生，从而产生诸多猜测和误解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了解迄今仍停留在19世纪以来国外传教士的游记和报告中。近年来虽然有研究中国伊斯兰教问题的国外学者，但由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悠久，派别复杂，民族众多，且有深厚的中国儒、释、道文化元素，尤其是他们不在中国本土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不熟悉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维吾尔文等资料，所以很难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历史和现实做到准确把握。这一点我国学术界已经对西方学者的误读和臆测有过批评，但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的确也有所滞后，所以西方学者因缺乏可资参考的资料而形成误读则成必然，他们甚至不管中国的国情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实际，借此攻击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从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新疆“7·5”事件发生后国外媒体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批评就是典型的例子。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的格局和实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教派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国内外学术界还是我国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对中国伊斯兰教现状和格局的认识仍停留在“三大教派四大门宦”、“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框架下，而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同众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诸多穆斯林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受到国外伊斯兰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开始出现新派别、无派别、混合派别等多种现象，教派内部和教派之间出现了改宗现象，传统派别中也出现“老派不老，新派不新”的现象，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构成和功能也出现很大变化等。其次，中国穆斯林的分布、人口和民族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以西北、西南、北方中部地区分布集中，发展为今日沿海城市、大城市、传统上穆斯林人口很少或鲜有穆斯林生活的城市有各族穆斯林人口流动生活的情况；从过去穆斯林人口的民族结构单一，主要以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信仰为主，发展为这些民族中出现世俗化、不信教的状况，以及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外籍穆斯林长期居住中国的情况；随着我国9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普及，中国的各族穆斯林从过去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发展到信教群众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且出现高学历、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情况等。第三，宗教的教化功能减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突出。中国传统的清真寺经堂教育功能减弱，导致传统上宗教社区对信教成员的教化功能减退，违犯教法以至于违犯国法的情况屡有发生，个别地方出现的违法犯罪现象同信教群众对伊斯兰教法的无知和松懈有直接的关系。第四，阿拉伯世界、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社会变革、伊斯兰思潮与运动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加大。如泰卜里厄运动、教法改革思潮、塔利班（学生）运动、苏菲思想等对中国穆斯林影响较大，而中国穆斯林在应对中出现盲从或无所适从的状况。

　　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变化牵扯面宽，影响范围广，对之加强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中国穆斯林生活集中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多元，文化多样，伊斯兰教在某些地方甚至处于主流文化地位，成为信仰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关系影响力较强。其次，我国中原地区多回汉杂居之地，近年来发生的零星民族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往往同文化之间的陌生和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偏见有关，消解冲突就需要从深层次的文化方面着手。第三，城市伊斯兰教问题突出。中国穆斯林因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活动，喜欢选择城市交通要津、商业发达和人口集中之地生活，在中国各级规模的城市中，都有传统或新兴的、以回族人口为主的穆斯林宗教社区。这些地方往往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为集中、城市化问题较为突出的地方，是城市管理中较为棘手的问题。第四，国内外穆斯林流动人口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学术关照。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转载自：论坛-宗教周刊-中国电子版（201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