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祝平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实现民间信仰的现代意义。

　
 　Z村村民的信仰中心——马氏天仙殿的变迁

　　Z村是一个自然村落，位于浙江西南部，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交通便捷，距市区仅20余公里，省道和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临村而过，瓯江上游犹如一条玉带将村落环绕。

　　Z村民间信仰浓厚，村民日常祭拜的庙宇有两座，一是原坐落于村口小巷中的马氏天仙殿，一是座落于村落对岸山谷中的土地庙。马氏天仙殿是村中主庙，村民日常主要以此为中心开展信仰活动，已成为Z村村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场所。

　　问村里的老人此庙建于何时，无人能作出具体回答，也无据可考。但村里的老人总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关于马氏天仙的故事：

　　马氏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女，家中排行第七，又称马七娘。自从嫁入夫家后，婆婆处处刁难她，而她却不在意，处处孝顺婆婆。后来终于感动了神仙，赐予她仙丹，教她法术，并在一次抵御外寇时立下大功，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被皇帝敕封为“护国马氏天仙”。马氏成仙后曾腾云驾雾于各地，拯救苍生、护佑黎民。

　　在此，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广大信众对马氏天仙为国为民、大孝大德之高尚品格的认同和赞赏，村民因感念马氏天仙的德泽和祈望世世代代得到护佑而建庙供奉祭拜，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据村里老人回忆，马氏天仙殿原来仅是一间只有十余平方米的泥瓦土房，虽是小庙但也历经波折。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信仰的力量异常强大，无论神像是否存在，也无论庙宇是否存在，广大乡民内心对神灵的景仰和祈求却是一直存在的。正是这种群体性的强烈的心灵诉求，成为了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基础。

　　1979年起，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以落实，全国范围内的宗教活动也逐步恢复。但村民们似乎还没有从“文革”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对国家政策怀迟疑的态度。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家忙于种地干活，几乎没有人谈及村庙的事情。到1983年下半年，Z村马氏天仙殿开启了它新的一页。

　　据村民回忆，1983年前后，村里有一位L姓妇女（现已过逝）逢人便说，某天夜里，马氏天仙托梦给她，让她号召村民把殿修起来，不然村里会有不幸。起初大家想起“文革”时的境况，都不敢过多的与她搭话。“之后，村里果然出了一些怪事，有一K姓家庭16岁的孩子一觉醒来，便开始说胡话，终日疯疯颠颠；一L姓青年夜里去走亲戚，路过村口桥头就觉腿软，恍恍惚惚从桥上坠下，落成终身残疾。”经过这些事，隐藏于广大村民内心的关于马氏天仙的群体性记忆似乎刹那间被唤醒和激活。随后，在L姓妇女和保藏神牌的C某及其他几位虔诚信徒的组织谋划下，开始重建天仙庙。“广大村民积极响应，家家户户准备建庙材料，四处化缘捐款，有钱出钱、没钱出力，都乐意来帮忙”，有村民说，“原本想建两间的，但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只是在原址上建了土墙，盖了青瓦，请外乡的泥塑师塑好了神像。但大家确实都尽力了。”这次修建后，由L姓妇女、C某、老支书J等牵头请来了法师，在天仙殿举行了乡民们久违的法事活动。从此，小庙又恢复了香火，重新回归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第二次大修是1994年。这次大修增建了主庙，殿的规模扩大了3倍。“这次修殿主要是由村里几个跑五金生意赚了钱的老板提议的，他们见多识广，觉得村里的庙太小了，影响村庄形象。”就这样，还是上次修殿那批人牵头理事，五金老板积极谋划、踊跃出资，村民们出工出物，在旧庙边上建起了砖混木结构、黑瓦白墙的新庙，重新请师傅雕塑了马氏天仙像，同时建造了天井、香火炉和庙门，还请人书写了殿名。经过这次修建，旧庙换新颜，“村里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佛事活动、游神活动和聚餐活动。让外村人都感到羡慕。”

　　第三次是以建立老人活动中心为契机对马氏天仙殿进行了全面修缮。2006年前后，Z村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谋划推进新农村建设，并为争取获得市级试点村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建立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村里的老年人认为平常他们大多时候都在天仙殿里及周边杂货店活动，主张征用紧挨天仙殿西侧的村民自留地建老年人活动中心，这样“方便照看天仙殿，也能与上香的村民聊聊天，会更有伴”。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了村里经营五金生意的多位老板的支持并同意捐资建设，在外办皮鞋厂的Y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赶回村里表示支持老年人的主张。于是，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紧埃着天仙殿建了起来。

　　在Z村的村民们看来，村庙是村落凝聚力、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的象征。时至2010年，Z村已发展成为所在区域的工业强村和经济强村，并被批准确定为市级首批中心村培育对象。而此时马氏天仙殿虽经几次修建，但仍还是一座位于村口小巷中不足百平米的小庙。“同样是中心村，H村的Z殿那真是气势恢宏，香火旺盛，连市里的领导都会到那儿去”，“我们村的庙显得太不起眼了，与中心村不配。”村民们在为自己的村庄地位获得提升而兴奋之余，也在心里规划着自己未来的村庄，规划着气势恢宏的马氏天仙殿。

　　2011年，正逢村两委换届，重建天仙殿自然就成了村民们热议的话题。候选人K在参选过程中就直接提出要把重建与中心村地位相称的天仙殿作为竞选成功后的首件大事来办，羸得了不少信众的支持。不过结果还是Y再次当选。之后，在村两委的“中立表态”下，重建Z村马氏天仙殿理事会迅速组建了起来。仅月余时间，就请来了阴阳先生并在村委会的协调下择取了村里的“风水宝地”；筹资80余万元，请来了能工巧匠和塑佛师傅。村长Y说，“重建期间，镇里和市里的领导几次要求‘适当干预，不要动静太大’。”但村民的热情似乎无可阻挡，理事C说：“上梁那天，外村都来了不少人，收到了10多万的捐款；开光的时候，来的人更多，镇里、市里也有领导代表个人来参加了仪式，这天收到的捐款就有20多万。”

　　“这一次才是真正的重建。”这次重建，Z村马氏天仙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建筑用料讲究，精致大方，画栋雕梁，气势恢宏，炫彩夺目。新殿建成后，信徒的人数一天天在增加，而且影响还在不断地向周边村庄扩大。

　　Z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马氏天仙殿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小庙，其历次重建其实也只是当代中国村落文化变迁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复兴是诸多复杂过程交织的结果，其中既有学者们强调的地方神和民间宗教的再造和地方性的扩张，也有社会环境、经济制度、乡间习俗、阶层结构、社会关系资源与人际网络以及乡村民众群体意识的创造。

　           　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唤醒与激活：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逻辑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以微观管理、全面取缔的姿态严密控制了村庙信仰，“四旧”、“封建迷信”、“反社会主义”等话语将民间信仰仪式活动挤出了乡民的日常生活。在如此急剧的社会变迁中，Z村民众关于马氏天仙殿的“集体记忆”已沦为“隐藏的集体记忆”，只有被适当的唤醒和激活才有重塑和再造的可能。通过考察，可以发现L姓妇女关于马氏天仙托梦建殿之说以及之后村内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的“验证”，对于这种“隐藏的集体记忆”的唤醒和激活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村民对于马氏天仙这一“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与共识，经由L姓妇女的游说及村落民间权威C某等的积极参与，关于马氏天仙的记忆由个体的行为很快地转变成为Z村村民的集体性实践。由此，马氏天仙殿也由历史重新成为现实，回归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上个世纪下半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由于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政府运用自己的象征符号摧毁、替代村庙及其信仰仪式；同时，由于战略重点的转移和文化环境的变迁，政府又转而利用村庙及其象征符号服务于地方建设或社会管理，从而给予了村庙信仰适当的发展空间。无疑，Z村马氏天仙殿在当代的变迁与国家宗教政策的波动起伏是相一致的，马氏天仙殿及其信仰也相应地呈现出了由衰落到复苏再到复兴的景象。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那些过去被打上“封建迷信”标签的庙宇和信仰仪式得到重新定位，有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成为文物保护对象。这实际上已经为乡村再造传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空间，自然也是马氏天仙殿重建的重要驱动力。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普遍提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旅游部门把再造包括村庙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吸引游客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实施“寻根问祖”策略以吸引华侨资本则为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所普遍采用，等等。这些实际上给广大传统村落及其民众传递了一个信号，即在村民看来，“现在政府是支持并参与民间信仰发展的。”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恢复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营方式，使广大农村民众从以前的“大队社员”这一“集体人”转变为“个体人”或“自由人”，这为村庙信仰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土壤。特别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乡村经济精英，他们长期搏击于残酷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寻求神佑和精神慰藉的愿望更加强烈。从马氏天仙殿重建的实践过程来看，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唤醒与激活只是天仙殿重建的逻辑起点，没有信众的捐助就没有天仙殿的恢复，没有村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没有天仙殿旺盛的香火，而没有乡村新兴经济精英群体的组织、协调和推动就没有天仙殿今天的气势恢宏。

　　如果我们充分顾及并客观分析马氏天仙殿重建中各类人群的参与动机的话，不难发现对于他们而言，天仙殿本身似乎又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们真正关切的是如何利用天仙殿及其信仰仪式实现各自原初不同的目标。在Z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候选人K便试图以重建天仙殿为由赢得信众的选票；而更富政治经验的村长Y显然更懂得村长角色的政治意义，在天仙殿重建中以其圆融的政治智慧和权力技术周旋于政府监管部门、官员、天仙殿重建理事会及广大信众之间，最终实现了天仙殿的重建，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村民中及周边村际中的威望。新兴的经济精英们则通过具体的组织操作和巨额的捐助善举进一步彰显了“隐性权力”，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可能存在的“原罪”困扰。村民则通过天仙殿的重建及其过程参与进一步满足了精神慰藉需求，或许也透过精致辉煌、气势非凡的天仙殿及外地信众在此虔诚敬拜的身影感受到了满足和自豪。

　　透过Z村个案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给传统村庙带来了深刻的冲击，村庙及其信仰始终随国家宗教政策起伏波动。不过，两者之间又相互作用。一方面，国家宗教政策在乡村文化变迁中居于主导地位，村庙及传统信仰习俗只能在国家政策给予的有限空间里生存发展，并无太多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村庙信仰历经数千年传承，自身具有很强的文化惯性和自适应性，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非但没有消褪之势，反而得以复苏和延续，并在多方面对现代社会产生影响。以马氏天仙殿在当代演变和发展的实践来看，村庙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村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其意义也是多重的。

　　首先，马氏天仙殿的重建为乡村社会拓展了关系网络，深化了村际联系和乡民社会的人际沟通，增强了社区认同和村落资源整合。透过马氏天仙殿在当代兴衰变迁背后村落内各类人群之间的交往及互动关系，我们还可以发现村庙信仰因没有血缘的先天排斥性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对村落的整合效力已明显超越了宗族的血缘整合。今天，马氏天仙殿已成为Z村宗族、村落之间联合的纽带。

　　其次，以天仙殿为中心的信仰仪式活动的举行，几乎家家参与，吹拉弹唱，热闹非凡，这对于残缺不全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是一种弥补和丰富，娱神更兼娱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乡民的精神生活需求，普遍地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第三，马氏天仙神话传说及其忠勇孝义精神的广泛传播，使马氏天仙殿不仅是村落社区的一个信仰中心，也成为了村落社区的一个道德教育中心，对于村民的道德教化和村落秩序的整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在“城市化”、“工业化”成为主题词的时代，茂盛的风水树、清澈的小溪、恬静的池塘、广褒的田野……这些乡村符号似已离我们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乡村的记忆。在一定意义上，传统村庙的重建是“城市化”、“工业化”语境下现代与传统的“文化博弈心理”使然，即人们渴望现代又迷恋传统。或者说，村庙重建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在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自我调适和保护的一项重要宗教文化实践。重建后的马氏天仙殿坐落于“风和水回，山如金盘，水若玉带”之地，“真乃重现千年凤池古韵”，事实上，它正成为乡土村落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物质—精神纽带。

　　此外，在乡土社会中，村庙和信仰仪式具有展示村庄力量和形象的作用，马氏天仙殿的全新重建对于凸显与提升Z村在周边村落中的影响力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现阶段国家宗教工作的目标，这同样适用于民间信仰管理工作。我们应该看到，以村庙为中心的传统信仰和仪式活动在现时期的中国乡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它正和国家各类制度化的规范并行不悖地影响着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培育乡风文明新农村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尊重村庙信仰文化自身的传承和演化规律，尊重乡村民众的多元文化需求和多元价值选择，尊重传统村落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我们不仅要让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而且还应更多的关注村庙信仰这一非主流文化，把传统村落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活动与迷信活动区别开来，积极扬弃，引导村庙文化成为新农村和谐文化的重要构成，实现村庄建设与地方传统的良性互动。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