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颖

 

    美国最早的宗教学者冯德尔·Ｔ·布什(Ｗｅｎｄｅｌｌ·Ｔ·Ｂｕｓｈ)说过:“……宗教是具有社会功能的想象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词语表达形式仅仅代表了它的很小的一部分。”[1]现代宗教学家蒂利希(ＰａｕｌＴｉｌｌｉｃｈ,1886-1965)也坚信“宗教是人的终极度关切”。[2]由此可见,宗教是一个充满永恒魅力的名词。然而随着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宗教似乎退出了政治舞台,它的作用日益私人化,只局限在家庭和性道德等方面,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无用武之地或者说作用不大。丹尼斯·贝尔虽然力主在现代社会中加强宗教的作用,但那也只不过是用于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而非政治。所以当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掀起一场伊斯兰革命,并公然宣称“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国籍,是一种精神,是一把剑”[3]建立起了复古的政教完全合一的新政权时,这不能不引起全球的极大震惊,西方世界极度恐慌,称其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人们对之谈虎色变。而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在一个证明宗教非理性的时代,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将政治宗教化,其原因应与伊斯兰教的历史有关,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负面有关,也与宗教的恒久意义有关。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这世界三大宗教各有特色。相比较而言伊斯兰教诞生的最晚,而且产生的社会背景也与其他两教大不相同。佛教、基督教分别创立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和公元一世纪的欧洲,当时这两个社会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它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并不包括建立一个国家。而伊斯兰教诞生时的阿拉伯半岛,到处是灸热的浩瀚沙漠,人们要么散居在零星的绿洲或其它有水的地方,要么就过着四处劫掠的游牧生活。政治上,阿拉伯半岛从来就没有统一过。穆罕默德创教之前,半岛上虽曾掀起过一神教意义的哈尼夫运动,但他们仅仅关心自身灵魂的拯救,而无意于为阿拉伯民族的整合倡导一种广泛的运动。因此,与佛陀和基督不同,穆罕默德一方面要创立一个一神的新宗教,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一个统一全岛的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宗教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都是浑然一体的,因为社会还没有复杂到需要它们的相互分工。穆罕默德当时所处的社会正是具有这样的特殊性,他在传教的同时,将宗教运用于政治,使两者融合在一起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这就决定了伊斯兰教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结成了连体儿。

    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圣剑所指之处,皆成为穆斯林的版图,阿拉伯庞大的帝国开始建立起来。版图的扩大,居民的增加,种族和信仰的复杂,使阿拉伯社会也复杂成熟起来。《古兰经》是针对阿拉伯早期社会状况而著的,将其运用于这时的伊斯兰社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王朝的统治者对于穆罕默德时期“宗教即社会,政治 
   

    即宗教”还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变通,如倭玛亚王朝不但用世袭制代替了推举制,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卡迪”(教法官)们也不再局限于《古兰经》,而是依据当时的习惯法,独立判断案件、调解纠纷。封建君主在君权神授的名义下增强了政治合法性,但在法理上和道义上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这时期的君主并不像穆罕默德那样是政教合一的象征。

    由于人们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倭玛亚王朝开始,历代伊斯兰学者,就开始对四大哈里发时期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进行高度理想化,并且认定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也是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并将之上升为每个穆斯林的人格追求。(而我们知道穆罕默德采用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是有其特殊社会背景的,而且为了适应现实,穆罕默德在某些时候还是被迫同异教徒达成妥协)。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穆斯林的老对手西方基督教社会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将伊斯兰世界远远抛在身后。更可悲的是,伊斯兰还成了西方列强凌辱掠夺的对象。于是许多人都赞同凯末尔的看法和作法:即认为哈里发制度是奥斯曼帝国衰弱的一个根本原因,宣布废除这个延续一千多年的象征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成立政教彻底分离的土耳其共和国。二战后,全球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大多数国家,世俗民族主义者既是独立前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又是独立后世俗民族主义政府的领导者,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蓬勃发展。所以在近代至二十世纪前半期,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呼声弱了下去。

    政治上的世俗化即某种程度的西方化,虽然解决了一部分旧的矛盾,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现代化的政策,损害了伊斯兰的根本精神,造成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在政治、经济、科学、军事、道德等领域发生了全方位的异化即面向西方的异化。于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学者力主坚持伊斯兰传统,反对世俗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霍梅尼更是认为西方世俗政府根本不关心人类的幸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大量干涉伊斯兰国家的内政,在中东摄取特权和财富。怀着深切的民族忧虑感,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提出“宗教兴,则民族兴”的口号,反对政教分离,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以教治国,企图以此解决现实的困扰。

    1979年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霍梅尼在伊朗领导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在他的政府理论指导下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新政权的宪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民主、刑法、财政、经济、行政、文化、防务和政治等所有法律和规章都必须依据伊斯兰的准则。所以新成立的政府机构中法基赫(宗教领袖)拥有实际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总统在伊朗的地位是极其尴尬的,他负责行政事务,然而在行政过程中,常常受到法基赫的干涉。对此,霍梅尼认为“干涉政治事务是神职人员的职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发布司法命令以批准国家计划的工作应托付给宗教学者,他们是神权的托管人,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3]第一任总结尼萨德就是在这种干涉下失去了其总统的职位。总之,新政权建立之初,一切看来似乎真的恢复到了先知时代。然而现代社会何其复杂,真要回到穆罕默德时期坚持原教旨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如现代总统一职的设置,三权分立,在先知时代毕竟是没有的,是一种创新,真正要做到象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且完全按照一千多年前先知时代的模式去作,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伊斯兰教已经从根本上落伍了,并日益成了社会变革的障碍。我们看到,霍梅尼去世以后,伊朗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回味的变化———伊朗政府已逐步在调整内部的政策,至少,力图在伊斯兰教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美国时代周刊1991年5月6日评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偶像已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革命的刀锋最终已变钝,变革的迹象已到处可见。”英国的《中东经济文摘》也认为“伊朗社会正日益世俗化,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日益明显。”事实上霍梅尼在世时,统治者内部就存在着实务派和激进派之争,只不过在霍梅尼的高压和清洗政策下,务实派势力相对脆弱。但理想毕竟不能违背现实,霍梅尼去世后,原总统———温和的哈梅内伊被推选为精神领袖,拉夫桑贾尼继承总统职位。而拉夫桑贾尼正是务实派代表人物,我们看一下他们以后在议会中神职和非神人员的比例情况(参见下页),就会明白“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日益明显”这句话了。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伊期兰教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历代伊斯兰学者坚持《古兰经》和圣训,对四大哈里发统治时期高度理想化的延续;但它又是建立在人们对西方文化有重新的、更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的。在穆斯林国家掀起的这场革命和运动,对于涤荡社会阴暗,拯救人们普遍的精神失落,坚持个性文化,重兴民族认同起了很大作用,使现代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伊朗社会重新焕发了青春。宗教作为一种精神追求,能平衡社会的贪婪和无序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凝结剂能凝聚人心,伊斯兰教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正是如此。复兴伊斯兰,并非是为了回到古代,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所以现代伊斯兰主义及其运动,最后还是由宗教理想回到现实,在政治结合上逐渐向世俗主义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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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豪拉斯·Ｌ·法莱斯(ＨｏｒａｃｅＬ·Ｆｒｉｅｓｓ) 1924-1954年伦比亚大学宗教研究的发展[Ｊ] 宗教评论,1954
[2]蒂利希(ＰａｕｌＴｉｌｌｉｃｈ,1886-1965):美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原籍德国。信奉路德宗传统,结合时代形势宣讲神学,著作有《系统神学》、《教会与文化》、《新教时代》等。
[3]刘靖华、东方晓 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