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成

 

    毛主席曾经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着，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周恩来说过：“中国一向是政教分开的。”这些论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在我国历史上，政教关系主要体现在朝廷、官府与佛教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以后，虽然从属于皇权，但是，由于佛教的鲜明的超越性、出世性特点，政府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认可、互相尊重与互相辅助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虽然历史上出现了像梁武帝、武则天、顺治等深度信佛、崇佛的帝王，甚至有的皇帝多次到寺里出家，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政教关系的主流；在历史上也出现了“三武一宗”排佛灭佛事件，但这些极端事件毕竟是个别的，也不代表历史上政教关系的主流。经过历史的长期发展，佛教与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文化经过互相冲突、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从而正确确立了佛教与中国皇权之间的互相认可、互相尊重、相德益彰的政教关系。
 
    1. 佛教传入我国初期的政教关系。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是东汉时期，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派使臣去西方请来的，著名的白马驮经和朝廷设立白马寺翻译佛经,表明佛教初来中国时受到朝廷的重视、尊重和扶持。由于当时皇帝和官员们把佛教视为神，当时除了对佛教尊重之外，还多了一层敬畏的心态。所以，佛教传入我国初期,政府对佛教是支持、扶助和提供服务的关系，对于佛经的翻译、印刷和传播，提供了物质、资金、人力的全力支持，官方的扶持政策对佛教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政教关系处于官方重视和尊重佛教,佛教尊重和敬重官方,互相之间各自按照自身的职权行事的状态。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2. 由于汉代开始推行"废罢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随着儒家思想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儒家礼教和皇权思想被逐步推向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面对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与皇权的关系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与重视：是佛家朝拜皇帝还是皇帝朝拜佛教，出现了两难的境地。

    （1）“沙门不敬王者论”，奠定了我国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古印度是一个对宗教非常尊崇的国度，不论是平民或者国王，见到沙门都礼敬有加。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超越世俗，不问俗事，专门以修行、译经、弘扬佛法为本份，面对赫赫皇权的专制体制，自然不会趋炎附势。东晋成帝咸康6年（340），当时的车骑将军庾冰提出沙门应该礼拜王者，这个提议遭到了尚书令何充等人的反对。

    到了安帝元兴二年（403），当时的太尉桓玄再度提出了命令沙门礼敬王者，并且征询中书令桓谦、王谧，以及庐山慧远法师的意见。慧远法师本着佛教的出世特点和佛教徒的立场，致书给桓玄，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并且论述沙门不必礼敬王者的理由，后来桓玄在篡夺到帝位后，下诏准许沙门不加致礼。慧远法师致书桓玄的信件，后来被整理成册，也就是现存的《沙门不敬王者论》。

   《沙门不敬王者论》，充分表明了中国汉族地区自古以来，实行政教分离、圣俗分离的原则，表明圣俗两道，互不干预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信仰上互相尊重，对于保障中国佛教的出世性和保障封建政权的世俗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国避免了走向西方哪样政教合一的历史之途。

    沙门不敬王者论，体现了佛教的出世性特征，不敬王者不是不接受皇权的领导，也不是超越皇权，更不是不爱国，而是在皇权的统治之下，在热爱国家的前提下，保留了佛教本身超越世俗礼仪的出世特性，对于中国政教分离的传统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2）北朝时期，皇权专制社会的不断完善，社会发展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国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一元化结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面这一现实，对僧人要不要参拜帝王的问题，遵照佛教圆融、应机、善巧、方便的理念，对机应机，法果法师提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拜皇帝即拜佛也”的思想，摒弃了世俗社会那种拜皇帝就是拥政媚俗的世俗观念，把参拜皇帝与拜佛统一到超越世俗的出世范畴与境界，圆满化解了佛教既尊重皇权，又保持佛教出世性的特点，是慧远法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灵活运用与实践。

    （3）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的出世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不但众知识分子把信佛做为时尚,而且许多普通民众也加入信仰佛教的行列。在官方,也有许多王公大臣，甚至帝王也信奉佛教，有的皇帝如梁武帝，不但经常入寺上香，而且还延请志公禅师进入内廷礼请为国师等。但是，信奉佛教的皇帝拜不拜佛、如何拜佛，既涉及皇权的尊严，又涉及帝王个人信仰佛教的重要问题。有待有智慧佛教高僧予以化解。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前烧香，问当拜与不当拜，僧赞宁奏曰：‘不拜’。问其原因，答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上微笑而颔之，遂以定制。”从此以后，皇帝去寺院上香不拜佛成为国朝礼仪的定制。如此做法，既维护了皇权的权威，又保持了佛教的出世性和清净庄严的特性。

    （4）另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之十二记载，南宋乾道三年（1167），宋孝宗幸上天竺寺，礼观音菩萨，问主持若讷禅师：“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讷曰：“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帝欣然致拜。（引自《人海灯》2008年第4期存德法师文）

    这种世俗政权与出世佛教之间各自为尊，递相恭敬的定制，是政教分离原则的体现，是沙门不敬王者论在瓣形势下的变通执行与贯彻，在中国古代具有一定代表性,是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并在国家对佛教事务管理方面也有所体现。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的僧官制度，就是这一原则的实际运用。朝廷做为世俗政府，朝廷命官做为管理世俗事务的官员，不能直接管理佛教事务，而是选拔有威望、有学问的佛教僧人担僧官，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这一制度为以后各朝各代所沿袭。其任务是：编制僧尼户籍，制定寺院建制、僧尼定额，发放度牒，任命下属僧官以及寺庙住持，主持重要的建寺、塑像与译经活动，管理僧尼日常生活及处理违法事件。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年间礼征赵郡沙门法果赴京师，后以为“监福曹道人统”，令绾摄全国僧徒。后秦秦主姚兴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主（即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掌管秦地僧尼事务。当时佛教虽然在皇帝权威的统治之下，但是，由于帝王与佛教各自为尊的定制，实行僧官制度管理佛教事务，体现了政教职能分离和圣俗分离的根本原则，为后世中国政教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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