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英梅

 

关键词：宗教统治 宗教力量 法基赫的监护
     
   
    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土崩瓦解，伊朗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取得政权，建立起一个独具特色的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由什叶派乌里玛阶层 直接掌权的国家里，无论是政权体制，还是处理事务的方式，无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理查德·布里特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看做世界历史的分水岭 ,因为它既是伊斯兰复兴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从这一年开始，西方世界开始真正认识政治伊斯兰的强大力量。伊朗这种神权高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的政体模式，对伊朗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新世纪里，凌驾于政府 权力之上的伊朗“宗教力量” 将何去何从？

    伊朗伊斯兰政治体系（宗教政治体系）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系统：法基赫系统和政府系统。前者倾向于传统主义，后者倾向 于现代主义，它从属于前者。传统主义集中体现为伊斯兰神权政治，其理论基础是“法基赫的监护”，是通过公民投票和立宪来合法化的，现代主义集中体现为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伊朗的政教关系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力量对比,它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在矛盾-斗争-协调-妥协-  新矛盾中曲折前进。

                                   宗教力量的发展前景

    现代化对于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使得宗教力量愈加极端和顽固，使得政府力量更加务实，并且对未来伊朗与西方的对话充满希望。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在伊朗的历史进程中能够看到这两条道路的轨迹。霍梅尼力图保持这两条道路的平衡，两伊战争使得人们以战争的名义为任何特别的趋势辩护。但是20世纪90年代，伊朗的内外形势都不同了。伊朗的现状，导致民众的不满，人民要求变革，要求发展经济。哈塔米蝉联总统之位和第6届议会选举改革派的成功，均说明了这个问题。但宗教力量绝不甘心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拱手相让，在多番较量之后，伊朗政权的前景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

    （一） 国家逐渐世俗化，即与中东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政教分离。随着双方

    权力失衡的发展，宗教力量势力渐衰，政府逐渐掌握军政大权，根本改变政权基础，建立世俗政权。希望出现这种局面的伊朗观察家认为，目前，伊朗国内上下出现一种改革之风：新闻媒体异常活跃，报刊杂志纷纷涌现，各种政党和政治组织不断成立，政府赢得了人民尤其是青年和妇女的拥护，法治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日常生活中的斗争形式包括休闲娱乐、言论、着装等都蕴含着政治意义。因此，他们相信一种新的政治现实已经出现：伊朗的变革不可扭转，政府的胜利不可避免。 

    （二） 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斗争的僵局将导致民众暴动，甚至引发另一

    场人民革命，将宗教力量及其支持者扫地出门。民众暴动要么是自发的，要么就是政府力量经过深思熟虑后利用人民的力量——政府能够保存到底的最后武器——抵挡宗教力量。民众暴动有可能出现哪种结果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如果政府及其支持力量能够像1979年伊斯兰革命那样：学生和其他激进的改革派勇敢地抵抗超政府势力控制的武装力量；普通民众加入到暴动的行列；军队被瓦解，不再忠诚于法基赫的统治而转向人民一边；哈塔米和其他重要人物立场坚定，神职人员中的温和派势力（例如拉夫桑贾尼等重要人物）采取中间立场，等等。那么民众暴动就会导致宗教力量的彻底垮台。

    （三）宗教政治体制继续强化，甚至仿效梵蒂冈模式。继续强化神权政治，伊朗必将回归封闭落后的老路。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必定使用手中的权力弱化改革运动，甚至禁止政府改革运动的继续发展；宗教力量会对激进的改革者施压，依靠国家暴力机器镇压街头示威行动；保守派领导人会进一步利用伊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恐外心理，增加伊朗对于“伊斯兰威胁”和“外国敌人”的恐惧，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和必须的；宗教力量还会禁止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变革。这一切都将导致国家生活绝对伊斯兰化，神权继续凌驾于三权之上。

    （四）伊拉克模式。美国-伊朗矛盾由来已久.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又将目标瞄准伊朗,策动伊朗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实施“银弹”政策。美国与伊朗的矛盾焦点集中在3个方面:核问题、反恐、伊拉克。美国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伊拉克事务，并认为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伊朗违反《核不扩散条约》。伊朗则态度强硬，总统哈塔米宣称伊朗不放弃核项目，并无意获得核武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在继1993年推出“双重遏制”政策之后，美国相继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透过《达马托法》，禁止第三国公司在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进行投资。美国甚至以军事相威胁，国会还拨款2000万美元试图颠覆伊朗政权。如果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颠覆伊朗现政权，实现所谓的民主政权，伊朗必将走伊拉克之路。

    （五）宗教政治体制逐步 “标签化”，“法基赫的统治”日趋形式化。伊朗仅保留宗教统治的外在形式，实际上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成分和世俗内容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力量必将逐渐加强对立法、行政、司法3权的控制，神权不再凌驾于3权之上。宗教领袖之于伊朗，就如同女王之于英国，而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可能出现一次真正的“马丁路德改革”，成为像基督教那样的、仅仅指导人民精神生活的、不干涉政治的宗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伊朗当前和未来几年的权力均势而言，伊朗不可能出现世俗政治体制。除非出现强有力的军队将领，在国内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并迅速控制局势。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伊朗武装力量被牢牢掌握在宗教力量手中，宗教力量利用自己对司法部门的控制权、对国家暴力机器，以及其他权力机构的垄断阻挠政府的改革运动，压制政府中的改革派人物。领袖哈梅内伊和确定利益委员会掌握的权力凌驾于民选机构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哈梅内伊和其他宗教力量势必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改革进一步发展。虽然改革派利用广泛的群众基础取得了行政权、地方议会和伊斯兰议会的控制权。但是，通过选举，他们不再可能获得其他机构的权力。而且，与宗教势力相比，世俗势力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面对这些阻碍，很难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政府改革派能够获胜，战胜宗教势力。

    毫无疑问，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暴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大多数伊朗人还是力图避免冲突，而宁愿接受一种协议政治。而且，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的领导人都清楚，民众暴动可能导致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这使得双方在局势紧张时，往往会做出妥协以避免冲突升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过去几年里伊朗出现的政治危机，大都在发生民众暴动之前被妥善处理。1999年7月的危机是一个例外，但是，暴动发生后双方领导人都采取果断措施，尽量平息伊朗的紧张局势，而危机的平息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这表明任何一方都没有做好暴动的准备。即使民众暴动确实发生了，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也是维持伊朗政局原状。

    就第3种前景来说，继续强化宗教统治，甚至仿效梵蒂冈模式可能性也很小。伊朗国情与梵蒂冈完全不同，是中东地区大国，人口众多，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都比较复杂。因此，伊朗根本不可能建立教权国家。进而言之，强化宗教政治、闭关自守，不仅会遭到伊朗人民的反对，也必将被世界所淘汰。就目前来讲，宗教力量的最高目标是在政治上中立、分化改革派，并加强自身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但是，只要宗教力量无法满足民众的改革要求，就有可能导致紧张和不安，伊朗政局就依然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引发民众暴动。

    至于伊拉克模式，尽管美国与伊朗之间矛盾重重，龃龉不断，中情局官员和伊朗反对派特工，近几周来已拋掷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在整个伊朗煽动动乱，并且已在首都德黑兰和诸多其他城市取得了一些成功。美国情报人员想如法炮制1953年推翻伊朗国王的一幕，一直将注意力主要聚焦于举行抗议的学生、警察和用于内务安全的军队上。2003年6月，德黑兰大学生、市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令美国“如获至宝” 布什宣称美国“公正地站在”学生们一边，并警告伊朗强硬派（宗教力量）要“以最大的敬意对待他们”。 但事实上，美国对这一“邪恶轴心”国家缺乏连贯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东问题专家弗林特·莱弗里特说：“我们的伊朗政策不伦不类，既非接触亦非改变其政权。” 美国并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对伊朗政策。一些美国官员已经提醒布什政府，如果美国对伊朗进行破坏，试图颠覆伊朗政权，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混乱，并将严重地挫伤伊朗正在兴起的改革派，美国政策不仅会使正在不断秩序化的、民主化的伊朗陷入新的混乱之中，而且会进一步破坏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很多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与稳定问题，而不是伊朗政权更叠问题，因为伊朗的安全与稳定必将对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的手段可能会与伊拉克大不相同，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伊朗内部混乱来达到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而不是凭借直接的军事手段。与此同时，伊朗的强硬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遏制国内外反政府势力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美国的决策。

    在前面4条路都走不通之后，就剩下第5种选择了，这也是比较现实的惟一选择。政治自由化和社会文化的解放一直是政府改革派的最高目标，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最渴望实现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伊朗就必须融入发展中的世界，吸收现代世俗民主政治内容和成分，接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伊朗已逐步摒弃当初的宗教狂热。伊朗宪法和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尽管是宗教统治）；在经济领域，革命后初期的伊斯兰经济，实际借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两伊战争后的经济调整则较多地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作法；在外交领域，从霍梅尼时期的“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发展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一外交政策已深得人心，而且必将持续下去。这种发展趋势决定了宗教政治体制将逐步“形式化”、“标签化”。而且，这也是伊朗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伊朗改革的动力与挑战

    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20多年了，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在逐渐平息宗教狂热之后，伊朗人民开始冷静地审视伊朗神权政治体制及未来发展方向。继1997年5月改革派领袖哈塔米当选总统后，2000年2月改革派在伊朗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2001年6月哈塔米又以绝对优势蝉联总统职位，并得到宗教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认可。至此，政府力量控制了伊朗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民选机构的选举结果和宗教力量的认可反映出伊朗人民的选择和社会政治发展趋势。

    当前，伊朗人心思变，举国上下面临改革的压力。改革的驱动力来自伊朗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改革派羽翼渐丰，改革思路合乎民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伊朗人民逐渐失去革命热情。8年两伊战争、窘困的经济、保守的社会文化，使得人民的革命热情消失殆尽，而代之以实用主义思想。第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并进入政治舞台的新生代，已经对宗教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改革是他们的心声。16～30岁的年轻人构成支持政府改革强大的选民基础。85％的年轻人支持哈塔米。 第三，相对于要求变革的新一代人，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辈革命者已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这些人是绝对忠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退位标志着伊朗革命意识形态让位于务实主义。当今活跃在伊朗政坛上的是要求变革的新生代。第四，伊朗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成熟，这主要体现在民众的参选热情和蓬勃发展的政党中。在经历了13年党禁后，1998年伊朗国内各个政党依据新出台的政党法竞相成立, 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纷纷登场亮相，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五，伊斯兰教从根本上已经落伍了，并日益成为社会变革的障碍。伊朗高层包括宗教势力，已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某些变化，逐步调整政府政策，至少在伊斯兰教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第六，政府高层中，神职人员的数量不断下降，人员结构比例的变化加之思想的变化，以及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宗教力量的未来发展只能是标签化、形式化。第七，伊朗妇女的坚定支持。为了维护自身权利，伊朗妇女，无论是否受过教育，无论哪个年龄段，都支持哈塔米提高妇女权益的改革运动。第八，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在当今世界民主化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向外输出“革命”，闭关自守求发展都不现实，也不可能。

    这些变化正是伊朗改革的强大动力，也是政府力量挑战宗教力量的力量源泉。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伊朗人民最希望进行经济改革，以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许多伊朗人要求放宽对社会生活的限制，尤其是妇女着装问题、男女平等问题，以及新闻自由等问题；甚至有些人赞成增进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旅游业、与国外的亲人进行联系等；最后，大部分伊朗人渴望政治自由，以提高政府的可信度，进而实现更广泛的自由。

    最近几年，伊朗的改革要求越来越明显。选举结果、知识分子的倾向以及形式多样的民众抗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97年5月的总统选举，共有91％的选民参加选举，大大超过1993年总统选举中55％的投票率。 哈塔米的支持者将这次胜利视为“第二次革命”，暗示伊朗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99年2月，全国地方议会选举，改革派再次获胜，控制了伊朗75％的大城市，而保守派只赢得了12％。 一年后，国民议会选举中，哈塔米的支持者获得74％的席位。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70％～75％的伊朗国民希望扩大改革，而只有15％～25％的国民反对。

    尽管改革的要求已深入民心，但政府的改革计划并非一帆风顺，面临诸多挑战：第一，霍梅尼的极端宗教思想在伊朗上层乃至整个社会中根深蒂固，长期严重禁锢领导人的思想和人民的行为准则。而伊朗又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80％以上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特别是贫困群体，对伊斯兰古老传统怀有浓厚的感情，他们曾经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基本力量。他们现在仍然支持以宗教力量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政府改革。第二，宗教力量势力依然强大，国家重要机构大多控制在保守的神职人员手里，哈梅内伊作为宗教保守势力的总代表，位居三权之上，他才是国家内政外交的最终决策者。而政府改革派只控制行政、立法机构和地方议会。第三，以哈塔米为代表的政府改革派，也是温和派神职人员，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伊斯兰革命制度，只要求在伊斯兰制度内进行改革。许多伊朗人民尽管反对毛拉当权，但并不希望政府采取激进措施，更赞成渐进的改革。因此，改革运动只是对宗教统治的变革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它。第四，改革派本身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左派要求彻底改变伊斯兰革命路线，温和派要求在伊斯兰革命体制内部进行变革。有的改革者倾向于政治改革，有的侧重于经济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第五，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哈塔米十分注重维护权力均衡，哈梅内伊扶植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第三势力。因此，哈塔米还必须处理好与前总统、现任确定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的关系。作为哈梅内伊的顾问，拉夫桑贾尼是宗教政治体系幕后很有权力的人物，或许是击败政府改革派最有影响的人。第六，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拥有不同的权力基础。政府的权力来源是大众的支持，70％～75％的伊朗人民支持政府改革进程。强大的群众基础促使改革派取得选举胜利，而且在改革派认为必要的情况下，能够组织规模庞大的群众示威队伍。宗教力量的权力在于他们控制大多数国家机器，如武装力量、司法部门、情报机构等。

     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的斗争自1979年革命以来就已有之。1992年议会选举使双方的紧张状态不断加剧，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双方之间的斗争更是达到白热化。当前，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处于一种微妙的均衡状态，改革派以强大的群众基础挑战保守派掌握的国家机器，从而在伊斯兰体系内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现代化。这种发展趋势决定伊朗宗教统治将逐步“形式化”、“标签化”。这一结果与西方和伊朗人民的希望相去甚远，但相对于血腥的战争——尽管有可能根本改变伊朗政权——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人们认为革命后的伊朗是伊斯兰的，这是因为伊朗在毛拉统治之下。但这种形式的伊斯兰不再是完美的整体，已经不能用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它现在的目的是确保毛拉统治的合法性。从立法的角度来说，共和国从一开始更多的是进行政教分离，而不是政教合一。神职人员从宗教职能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也可以说明这一现象。神职人员更加固执地身着长袍、头巾，但同时在政府中任职也越来越多，进而忽视他们的宗教职责。实际上，他们已经转变成政府官员，国家征服了神职人员及其宗教。伊斯兰立法机构的失败在宗教学院造成了一种危机气氛，最先要求对宗教学院和法基赫原则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意味着放弃伊斯兰法律（沙里亚法）、政府脱离法基赫的控制。因此，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原因，宗教学院都不会接受改革：内部意味着他们失去控制权；从外部来看，由于法基赫原则，他们的权力要求才得以合法化，而改革势必妨碍他们的权力要求。所以，在彻底的伊斯兰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政教分离，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法基赫的许多原则能够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得到同化，而不产生任何矛盾。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世俗化，即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伊朗学者认为东西方对世俗化有不同的概念，世俗化国家的宗教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世俗化是把宗教体制和政治分开，而不是把思想和政治分开。伊朗当今为之努力的伊斯兰现代化或许就是这个样子。

    伊朗将向何处去，不仅取决于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的利益之争，还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对比结果，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环境对伊朗的影响。伊朗正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尽管民主自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伊朗政局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本文原载《西亚非洲》2004年08期，转自“中文伊斯兰学术城网”（2005-4-29）。
         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2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