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三

 

 

 

    1931- 1945 年日本侵华时期, 日本国内宗教团体政治态度颇值得研究。我们知道, 世界主流宗教大都以追求普世价值和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 那么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宗教界人士将持何种立场和态度? 其内心是否有矛盾和冲突? 最终又如何抉择与调适? 他们的政治态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日本战时的宗教政策对其政治态度是否起决定性作用? 宗教在国家政治、尤其是战争中究竟起到加速还是阻止战争的作用? 笔者曾撰文对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问题做过初步探讨,但对日本教会的处境、日本教会内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方式等问题语焉不详, 故本文仍以基督新教为例, 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战时日本教会的政治处境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基督宗教传入日本后备受打击和迫害, 日本政府曾多次禁止天主教传播。明治维新以后, 天主教再度崛起, 基督新教也随着欧风东渐传到日本。虽然这一时期日本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基督教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但由于它与外国不可分割的联系, 教会一直就是统治者的监控对象, 不时遭到打击。日本全面侵华后, 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强烈, 日本政府对教会的监控也更为严厉。1937 年警察开始到牧师家里和信徒集会中造访; 印刷品受到严格审查, 基督教书籍被删改;大阪宪兵队发放基督教调查表, 警察和宪兵队开始视察教会的年度会议。“于是谣言四起, 虽然大部分都被证明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担忧和扩大的恐惧仍弥漫教会。结果是许多教会活动沉寂了, 如街头会议和特殊福音工作。在一些例子中, 传教士善意地劝告人们暂时不要访问教会。”

 

    1941 年日本政府修正了治安维持法, 将明治宪法中“天皇是神圣的”词句曲解为“天皇是神”, 将天皇当作神来崇拜, 违背天皇制国体即是犯罪, 该法成为迫害基督徒的主要借口。在此前的1939 年, 日本政府即以信仰不符合国体为由, 逮捕了灯台社信徒150 余人, 领袖明石顺三被判10 年徒刑。该派于1940 年被强令解散。1942 年6 月, 日本政府又以教义不符合天皇制为借口, 逮捕了圣洁会大批教牧人员, 100余人因违犯治安维持法受到审讯, 有41人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刑。1943 年4 月日本圣洁会下属的200 多个教会迫解散。其它教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殉教者数十人, 分别来自圣洁会、灯台社、自由教会、基督教兄弟团、复临安息日会等教派, 另有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基督徒遭逮捕、拘押和判刑。受打击的对象未必都是日本信徒, 英美传教士因间谍嫌疑也受到关注, 循道会和长老会的传教士多在1941年前回国, 未回国者在太平洋战争后大都被关进集中营。

    日本政府镇压教会的一个借口, 是部分基督徒拒绝参拜神社。日本神社的前身是招魂社, 为了纪念鸟羽、伏见战争的死难者, 1868 年日本在京都创建了招魂社, 次年又在东京设立招魂社。1879 年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日军历次战争的阵亡者都在这里祭祀。出于凝聚人心和加强天皇制的考虑, 神社参拜活动应运而生。但是明治中期宪法明确规定了信仰自由,这就使政府很难将神道教定为国教强制推行, 于是采取变相措施将神道教升格, 使其成为一种超宗教的祭祀性礼仪。早期日本政府推行神社参拜尚不严格,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不断加大。1911 年日本内务省训令全部在校小学生都要参拜神社, 否则予以退学处分。到了二三十年代神社参拜的要求更加普遍, 而日本侵华时期它已经成为日本国民应尽的义务。

 

    由于参拜神社涉及偶像崇拜问题, 基督徒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如著名教会领袖贺川丰彦终其一生为此抗争, 也成为他多次入狱的原因。1917 年8 月日本基督教会召开第31届大会, 会议认为当局强迫小学生参拜神社有违宪法。1930年5 月日本基督教联盟再次对小学生神社参拜问题表示反对, 也是联盟对政府在该问题上最后的抗争,此后便沉默下去。1930 年5 月和1932 年9月分别发生中国东北安东女校和日本上智大学学生反对参拜事件, 但很快被镇压下去。此后的反对参拜都是一些零星的行为, 日本教会主流已经屈服于政府, 默认了神社参拜的合法性。日本教会中的很多中产阶级满足于现状, 缺乏斗争精神, 他们接受了政府的声明, 即神社中的仪式并非膜拜, 而是对祖先的崇敬。

 

    立法也是日本控制宗教的重要方式。早在1899 年日本政府就曾提出宗教法案, 因佛教界反对未能通过。1927 年提出第二次宗教法案因其强烈的政府监督倾向, 遭到抵制而流产。1929 年, 宗教法案以“宗教团体法”的名称被提出, 内容并无太大变化, 同样因各界的反对未能通过。1939 年政府再次提出宗教团体法, 由于特殊的时局和政府的高压, 这一法案很快就顺利通过了。虽然1939 年的法案与前两者很相似, 但其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 正如其提案理由所说的, 它是为了预防“非常时局” 的混乱,是基于“教化”的“振奋国民精神”, 以及对中国宗教团体进行“文化工作”的期待, 其实际目的就是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政策。

 

    根据宗教团体法的要求, 只有具备教会数50 个、信徒数5000 人的教会才享有法人的资格, 否则不予以保护, 而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日本基督教会、组合教会、循道会以及另外一个教派, 其它小宗派都面临不被承认的危险, 这样就加速了日本教会的联合。1940年7月日本救世军领袖因间谍嫌疑遭逮捕审讯, 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意识。1940 年10 月在青山学院召开的“皇纪二千六百年奉祝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会”上, 新教各派在日本基督教联盟的联络协调下, 同意教派合并。1941年三十多个宗派组建日本基督教团, 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 圣公会等不加入的教派未能得到政府的承认。

    二、教会主流的战争迎合

 

    侵华时期日本基督教会的政治态度耐人寻味。由于日本政府的打压, 教会能否甘心与政府站在同一立场本身就是问题, 加之宗教本身的和平主义诉求, 很难想象日本教会会主动与日本政府站在一起,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实是, 日本基督教界最终与政府全面妥协, 战争迎合成为主流。

 

    日本基督教界支持战争的方式大致如下: 第一, 协助日本政府制造战争舆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教会的主流舆论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一方, 林三喜雄、古屋孙次郎、清水安三等日本牧师制造肯定战争的言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本基督教联盟即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 肯定日本侵华的正当性。其它教派也纷纷发表类似声明, 圣公会甚至称此次战争是“圣战”。 1937 年日本发起鼓噪战争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日本基督教联盟出版了大量宣传资料, 为推进此项运动不遗余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小崎道雄、八代斌助、海老泽亮等日本教会领袖成为“大东亚建设”和“日华提携”政策的宣传家。1944 年日本基督教团发出《日本基督教团寄送大东亚共荣圈内基督教徒之书函》, 极大地败坏了日本教会的名声。

 

    第二, 协助日军开展对外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本基督教联盟多次向侵华日军派出慰问团, 为日本士兵提供理发、洗浴、医疗等服务。在日本国内, 教会组织人力安抚和照顾伤兵家属, 如1938 年底日本教会与东京总动员部邀请伤亡士兵家属参加了市政厅举办的圣诞仪式。1939 年8月,日本兵库教会二百余名基督徒组建基督教报国会, 协助日本对外侵略。1943年,规模扩大的报国会组织信徒结成劳动报国队, 通过扩大生产支持战争。同时开展国民储蓄运动, 号召国民积累资金支援战场。该年报国会还为战死的日军将领山本五十六召开盛大的追悼会。同时, 日本基督教团多次号召日本基督徒为战争捐款, 1943 年曾捐献特别基金为日军购置飞机。

 

    第三, 参与日本占领区宗教控制。日本为了便于对占领区基督教的控制, 实行联合管理的方式。如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 华北成立中华基督教团, 华东建立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 西北建立蒙疆基督教团, 山东建立山东中华基督教会, 汉口成立华中基督教团, 台湾成立基督教台湾教团等等。这些团体的建立及运作过程大都有日本基督徒的参与, 且多为教团的真正控制者。比如当时影响最大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该团主理和执行委员虽然是中国教牧人员, 但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和日本政界要人河野静士、武田熙亦参与其事, 日本人是教团实际的领导者。á 教团从事的活动也多与战争协力有关。

 

    对于日本教会积极参战的原因, 笔者曾有所探讨。一方面, 日本基督徒受到日本政府的蛊惑性宣传, 无法了解事实真相, 故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言行。另一方面, 日本基督徒本身也是日本国民, 在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励下, 他们很难坚持和平主义主张, 很难不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参战是日本基督徒的自主行为, 民族主义的激励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日本政府描绘的宏伟蓝图面前, 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此想要补充一点的是, 日本教会也有发展自身的宗教方面的诉求。长期以来, 在亚洲的布教者皆为欧美传教士, 日本同样是基督教的接受者。因此, 当日本政府提出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理论后, 日本教会希望建立日本人为主导的东亚教会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本牧师山下永幸将1933 年成立的“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亚传道会”, 除管辖东北各教区外, 又开辟了蒙疆、北支、中支、南支4个新教区, 将传教触角从东北地区延伸到海南岛, 辐射范围涵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也在中国多地建立分支机构, 韩国、台湾等地也不乏日本人为主的教会组织。可见, 在民族主义语境下, 日本教会也在谋求自身的地位和新的增长点。

 

    日本信徒参与对中国教会体系的改造和联合, 除了迫于政治压力的因素外, 也有宗教本身的原因。实际上, 教会合一运动是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运动。20 世纪前期, 仅亚洲就有印度南联合教会(1908年) 、印度北联合教会(1924年)、中华基督教会(1927 年)、菲律宾联合福音会( 1929 年) 、暹罗基督教会(1934年) 等重要的联合教派出现。日本教会早在1872 年就曾提出教会合一计划, 1876年、1887年、1907年还分别在小范围内联合。1925 年日本基督教联盟号召日本各教会合一, 并设立教会合一的调查委员。1929 年通过教会合一草案，1935 推举教会合一委员会, 1937年提出教会联合协议和构想, 1938 年日本基督教联盟通过《日本基督教公会规约(试案)》。可见, 日本教会被迫联合的同时也顺应了基督教自身发展的逻辑。日本信徒积极参与中国教会体系的改造, 出发点仍是传播福音、扩大日本教会的影响力, 但在事实上却为日本侵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在占领区的行为颇为复杂, 从各种记录来看, 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较强的宗教热忱,也尽力与中国教会保持良好关系。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纯正的宗教事业, 并未意识到问题。中国教会对日本基督徒的态度同样十分复杂。中国基督徒普遍认为, 日本基督徒首先是日本人, 他必定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 故常常敬而远之。但是, 中国教会为求得安全保障有时也会与日本教会拉近关系。如东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请来日本的小仓牧师, 由他出面与日伪政府交涉, 才免遭“满洲基督教会本部”的直接控制。哈尔滨西门脸教会则拉来山下永幸和石川四郎做顾问。而对于在华西方传教士, 只要不影响其传教利益, 大都持中立甚至与日本人合作的立场, 这也可以解释日本教会何以能够迅速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体系。

 

    三、耐人寻味的和平呼声

 

    实事求是地讲, 并非所有日本基督徒都一味崇尚武力, 诸多教会组织和个人都曾为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不懈努力。这些组织和个人发出的和平呼声表面上大同小异, 但若经细致分析和推敲, 会发现其本质上的细微差异。

 

    日本教会最具代表性的和平组织是唯爱社, 该社一贯持有和平主义主张,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即发表强烈反对武力的声明, 号召日本外务部大臣、主要报纸的编辑和中国大臣共同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在1932 年唯爱社决议中有如下字句: “我们日本唯爱社的成员重申巴黎协定, 包括‘谴责’‘诉诸战争’ , 并‘拒绝将它作为国家政策’, 进一步讲,‘所有争端，无论什么特征,永远不能寻求战争以外的解决手段’； 此外,我们还号召中日基督徒去影响各自的政府, 促使政府遵守九国公约和巴黎协定庄严的惯例, 禁止使用暴力, 寻求用‘和平手段’解决满洲问题。”部分日本基督徒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如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吉野造作, 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发表大量言论, 严厉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呼吁和平解决危机。其言论气势凌厉, 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贺川丰彦也多次因反战遭到逮捕和审查。另一日本基督徒曾致信中国教会: “我无话可说, 但我对我们对你们所犯的巨大错误表示歉意。有许多日本人强烈反对这种错误, 并且努力改变公众的观点和促使我们政府撤军,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些人甚至敢于直斥日本暴行:“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啊, 如果我们不反省和悔悟, 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上述和平言论的确代表了日本基督教界一批有识之士的看法, 虽然具有这样清醒认识的基督徒只是少数。种种事实见证了和平与博爱在基督徒心中的价值和地位, 邪恶和高压并不能完全压抑人们内心深处理性与正义的光辉, 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而让人费解的是以日本基督教联盟为代表的组织和个人的态度, 他们体现出特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前文已述, 日本基督教联盟是战争协力的主要推手, 但另一面, 联盟又发表了诸多和平言论, 并在行动上做出积极姿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日本基督教联盟即表明对事变的立场: “就满洲事变而言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一种自我谴责, 我们经常倡导的基于兄弟般之爱的世界和平精神, 迄今不再遍及于世界。这次我们呼吁我们要为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而重新努力。”1932 年2月14日, 联盟又致电国际传教协会:“在远东世界的和平受到威胁的时候, 日本基督教联盟要求国际传教机构恳请各国政府关注克制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断绝使用武力。进一步讲, 各国基督徒群体应该敦促各自政府接受类似的请求。”即使在战争全面爆发后, 我们仍能看到日本基督教联盟渴望和平的影子, 1939 年联盟致信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称: “我们祈祷同文同种的两国人民能够用友谊紧密联系在一起, 实现东亚共同事业的持久和平。虽然距冲突爆发已有一年时间, 但仍无解决之道, 对此我们深表痛心。”

 

    在具体行动上, 联盟两度派代表来华与中国教会领袖交换意见。第一次是1932 年3月,日本派出由4个教会领袖和5个西方传教士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上海。此时正值“一·二八”事变期间, 中日关系高度紧张, 但代表团仍受到中国教会的热情接待。该表团的确是抱着和解的使命来访的, 他们认为导致灾难的原因是两国“在彼此不信任方面鼓动仇恨和敌意以及缺乏尊敬和理解”,“我们应该以基督为中心同心协力建立伙伴关系, 因为我们是被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什么能够打破。”这些日本基督教领袖呼吁废止战争、重建和平。在其影响下, 1933 年日本基督教联盟发表声明: “我们渴望我国能够不断增加对国联、九国公约和巴黎协定精神的尊敬, 我们保证我们要为这一目标重新努力。”在日本政府企图摧毁巴黎协定的和平精神的紧要关头, 日本教会声明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第二次是1937年5月, 成员包括千叶勇五郎、海老泽亮、河进道子、小崎道雄等5 位日本教会领袖, 他们参加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11 届年会, 并赴南京、北平和东北等地考察。中日基督教领导人就某些棘手的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通过7 点决议, 强调要加强双方联络, 努力实现和平。

 

    日本基督教联盟一方面积极支持日本政府, 另一方面却又大打和平牌, 其真实意图何在? 可否认为其和平言行为混淆视听的欺人之举呢? 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联盟既支持日本政府又希望和平解决中日危机, 两者或许并不矛盾, 这与日本政府一味地穷兵黩武是不同的。作为民族情感激励日本国民, 他们下意识地会偏向乃至支持本国政府, 而作为宗教信徒, 他们追求和平和解也是正常的心态, 他们试图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寻找一个调和的点。故此联盟在支持侵略的同时, 也带有追求和平的因素; 重点谈及和平时候, 往往又夹杂着侵略的因子。比如1932 年访华代表团指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并不打算吞并中国东北,日军在东北的行动是正当防卫；上海事件是日本侨民引起的, 抵制日货只能引起仇恨。1937年来华代表团则避而不谈日本所谓“生命线”的含义和范围等问题, 或顾左右而言他, 言辞含混。类似言论大有为侵略者辩护和张目的色彩, 但是当时的情形是日本举国上下皆为日本军方的宣传所欺骗,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日本基督徒自然也难以清醒地跳出其网罗, 其言论亦为其真实表达, 这些访问者也坦然承认对中国很多情形的细节并不了解。日本基督教联盟谈和平, 往往是在坚信本国政府正确的前提下谈的, 是在政治冲突的现实层面上的考量, 并未去思考道义层面上的对错问题, 并没有想到自身与侵略的罪犯站在一起, 因此这样的和平并未触及事实的本质, 只是一种解决国际危机的方式和手段。

 

    回顾整个20 世纪30 年代, 中日基督教界的交流比较频繁, 且不仅限于日本基督教联盟, 还包括日本基督徒非正式的访问。在日本国内社会控制日益严苛的情况下, 这种交流成为日本教会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中国教会人士也多次访问日本教会, 如1933 年和1937 年中国基督教领袖曾两次赴日交流, 同样也增进了中国教会对日本基督教界的了解。但是, 由于真正追求和平、主持正义的力量处于弱势, 众多和平话语中又不够纯粹和坚定, 总体上看在制止战争方面作为不

大。

 

    四、结论: 世俗与宗教的纠结

 

    侵华时期日本基督教会的政治处境和经历, 在日本各类宗教团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日本政府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神道教, 与日本侵略者站在一起既正常又容易理解, 也是日本对外实施精神控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所不同者, 因其固有的宗教观念和政治倾向, 神道组织以强势的一方出现, 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击。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宗教等诸教派, 则几无例外地受到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打压, 却大都走上支持战争的道路, 颇有悖于常理；然正如前文分析的种种因素, 这种情形的出现又在情理之中。

 

    除了政府施压和政治裹挟等外因外, 宗教信徒主观上倾向于本国政府是其支持侵略的根本原因。日本宗教信徒兼具日本国民和宗教信仰者双重身份, 两种身份在平时并无很大矛盾, 然而一旦世俗利益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 在某些外力的影响和诱导下、尤其是这种外力具有较大威慑力或蛊惑性时, 他们往往会忽略宗教观念, 倒向世俗利益。对于战时日本宗教界作出的和平姿态, 有必要进行辩证分析。正如前述, 日本宗教界确有一批明善恶、辩是非、以宗教理念为根本标尺和典范的信徒, 他们具有较高的道德诉求、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超凡脱俗的宗教情怀, 他们是纯正的和平主义者和正义的维护者。而更多发出和平言论的信徒, 虽然也有较强的宗教使命感, 希望避免中日冲突, 但其言论包含了以维护日本利益为前提的、更为复杂的因素。他们谈到的和平只是和平本身, 而无涉是非对错, 或者说他们本质上认为导致战争的责任在中方, 因此一旦形势有变, 他们立刻转向支持日本军方就不足为奇了。既然根本的政治立场已经鲜明, 思维已成定势, 那么日本信徒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圣战的名义支持侵略, 用修正过的宗教理念去适应和指导世俗利益, 使其成为世俗利益的附庸。类似情形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 疯狂的十字军东征即为典型例证。同时期中国宗教界亦然, 如中国基督教界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 最终支持抗战的一方占据了上锋, 抗战救国成为中国基督教徒重要的社会和民族使命, 与日本宗教界不同之处只在于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侵华时期日本宗教界的表现引人深思, 宗教在国际冲突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近代主流宗教大都以追求普世价值和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 其道德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 对于整个世界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 宗教是可以在深层次缓解人群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争端的。但是, 宗教组织毕竟由个体的人构成, 作为人皆有其世俗身份, 也就存在其所属集团的世俗利益, 一旦集团之间发生冲突, 宗教往往并不能起到阻遏对抗的作用, 有时反而会被集团作为特殊资源加以利用, 通过宗教来进行精神整合和社会动员, 并为其自身的合法性提供宗教性解释。若涉及两种或多种宗教, 在利益冲突的同时往往又会伴生宗教对抗, 进一步激化矛盾。因此,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本身并不具有类似战争的杀伤力, 但若经人类有利于自身的诠释和理解, 则可能成为一种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人心动员方面其影响不可低估。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 在善人手中可以维护正义, 落入恶人手中, 则可能危害人类社会安全。相关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本文转载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