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政制度在有关人权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重大差异甚至根本冲突，但由于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对我国人权的宪政制度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制约。两个人权公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与我国人权宪政制度兼容，但也存在着诸多冲突，具体表现为：两个人权公约有许多与我国宪法相对应的权利，但表述上有一定的差异（如宗教信仰自由），即便是相同的表述，对其理解和解释也不尽相同（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政权利内容存在着诸多不一致的内容，表现为，“两个人权公约”有规定而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的，如申诉并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目前我国宪政体制建设面临的最现实也是最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修正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制度。我国现行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是1982年宪法确立的，该权利体系借鉴国外的制宪经验并结合国内的具体实际，显示了宪政权利的中国特色。然而，此后的近20年间，国内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宪法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原则，民主与法治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公民的权利意识显著提高。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人们不断地提出对公民权利的新的需求，如安宁权、环境权、隐私权、采光权等。而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内容不能适应或满足公民现实的权利需求，具体表现为：第一，我国公民权利内容过于原则化，规范表述过于笼统和概括，以至于在对某些公民权利的理解上产生分歧，由于我国宪法解释制度不能与其相配套，必然导致宪法实施的阻滞。在世界范围内，公民权利的立法有细密化的趋势，有些国家公民权利作为宪法的重要内容占据宪法的主要篇幅。在我国，宪法过度的原则性有使公民权利变成抽象的权利符号的危险。相比之下，两个人权公约对公民权利的表述较为明确具体，一些权利经常分解为权利内容、权利范围、权利保障、权利限制来分别说明。尽管缔约国的国情千差万别，但公约仍最大限度地使公民权利不停留于纸面。第二，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体系的某些内容缺乏科学性、严密性，这表现为宪法没能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成果如生存权、发展权等权利内容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载明；国际法与国内根本法的效力关系问题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宪法对该问题以及公民权利的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关系问题却只字未提 [1]，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依次规定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以及特定人的权利。然而，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及宗教信仰自由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是自成一类的公民权，还是隶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如果属于单独一类公民权，能与公民其他基本权利范畴（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相并列吗？相比之下，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体系较为严整和规范，将人权分两个文件按社会基本范畴分为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而将公民其他一般权利称为公民权列于文件篇首及政治权利之前。我国未来修宪可以借鉴这一作法重新调整公民基本权利的结构体系。第三，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内容缺乏明确性。如我国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范围，由于宪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人们对其理解很不一致，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第一种观点范围基础上，政治权利还包括平等权；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权利还应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这不但造成了宪法实施的困难，也导致一般法律与宪法规定的不一致。{5}（P165—166）第四，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内容缺乏完整性。某些权利内容有所残缺，如人身权利中缺少隐私权的内容，经济权利中缺少个人生活最低保障的内容。此外，我国宪法对某些权利的规定也存在着片面性，如公民的住宅权，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其实，侵犯公民住宅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非法侵入，另一方面是指拒不退出，即被允许进入住宅后被告知退出时而拒不退出，近年来这一类侵犯住宅权的案件逐渐增加（如入室推销）。外国如日本通常将要求退出权视为公民住宅权的一部分。第五，我国现行宪法缺乏现实适应性，如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由于我国目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非公有制形式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不断壮大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公民的个人财产的种类在扩大，个人财产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而我国宪法中公民个人财产的范围及保障制度明显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此外，现行宪法对现实所需的新的权利要求没有规定，如安宁权、环境权及罢工权。特别是罢工权在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很多争议，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我国宪法应当增加公民罢工权的内容。公民的罢工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宪法却始终不予承认。其原因主要是，过去一般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与企业及国家之间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互助协作的关系，虽然矛盾不可避免，但矛盾可以通过较为缓和的方式如协商、调解加以解决，而罢工这一激烈对抗的方式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及社会的剧烈动荡，不仅企业或国家的利益会因此受到损害，而且会最终殃及劳动者自身的利益。应该承认我国原有宪法没有赋予公民罢工权是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在传统的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一元化的经济模式中，国家、集体及个人的利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或者说个人利益淹没在国家和集体利益当中，无论从权利主体还是从利益关系来看，都不具备公民罢工权的社会现实基础。然而，从1982年至今，国内大一统的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已被多元化的经济格局所取代，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企业数量激增，相应地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由于生产的私人占有以及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案件与日俱增，劳动者与企业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由于我国对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管理薄弱及工会组织职能的瘫痪，劳动者通过缓和方式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却助长了企业主对劳动者权益的漠视和侵害。通过宪法确立公民的罢工权不失为我国目前的现实选择，这不仅会更有效地捍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与“两个人权公约”相衔接。当然，为了防止罢工权危害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对该项权利的行使可进行必要的限制。

　　由于国际法效力优先以及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在内容上还存在着诸多差异，我国在加入两个人权公约及其后的履行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来实现我国宪政体制对两个人权公约的认同：首先，签署或批准条约时声明保留，以此排除人权公约中不适用本国的条款对本国的约束力。对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中半数以上的国家在签署和批准时做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如法国、比利时等国宣布，公约关于言论、结社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方面的规定在本国适用时，将以《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应规定为准。英国、荷兰、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公约中关于迁徙和择居自由的规定提出保留。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以公约第20条（1）款禁止鼓吹战争的宣传限制了言论自由为由，对该条款提出保留。对发展中国家大都集中在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下的一系列原则上，如无罪推定，被告享有的最低保障。印度对公约的第1、9、12、13、19（3）、21、22条提出了保留，其内容大致包括：民族自决权，人身自由与安全，迁徙与择居自由，对外侨驱逐出境的限制，对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附加特别义务和责任的限制，和平集会的权利，结社自由。可以看出，印度对公约提出的保留条款较多，这主要是基于印度当时的国内形势作出的慎重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自决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成果，并在各发展中国家宪法中加以确认，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却予以保留，这反映了印度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此外，印度的保留的其他条款大都是与印度国内法有冲突或协调的规定。冈比亚、圭亚那等国声明支持公约中的原则规定，但对公约中的某些条款由于实施上的困难提出暂时保留。我国在签署和批准“两个人权公约”时也可以对根本不应适用于我国的权利条款如《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关于公民的迁徙与择居自由予以保留。同时对与我国国内法规定冲突的条款如第6条第5款加以保留。其次，运用“两个人权公约”克减条款的规定，当国内发生紧急状态威胁国家安全时，经正式的法定程序，对我国承担的“两个人权公约”的国际义务进行克减。当然，克减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在程度上，与紧急状态相适应，而且，克减措施不得与我国负有的其他国际法义务相矛盾；在范围上，下列公民权利不得克减：生命权，不得施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任何人不得成为奴隶，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等。再次，当“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公民权利的内容发生认识上的分歧时，发挥国内的宪法解释机制的作用。我国虽在现行宪法确立了宪法解释制度，但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宪法解释制度配套的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导致宪法解释制度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发挥实际作用。因此，要通过宪法解释来协调宪政权利与人权公约的关系，首先必须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并使其发挥实际功效。最后，我国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有关公民权利司法审判的依据。至今，还没有过中国国内直接引用国际人权条约的法院判决，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十多个国际人权公约 [2]。但西方国家却将这项内容作为宪法制度予以确认，如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本宪法与本国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欧共体国家也将《欧洲人权公约》作为本国法的一部分，司法机关处理国内人权问题可自动援引有关条款。我国加入“两个人权公约”后，“两个人权公约”也可以作为我国司法机关审判的直接依据。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要解决认识上和制度上的难题。在认识上，打破宪法不能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认识上的误区，实现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在司法个案的审判过程中，宪法条款可以在庭审和判决时被直接援引。在制度上，改革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我国宪法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宪法判例制度，在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在两个人权公约的制度框架内，由高级和最高法院对包括人权方面的典型个案进行审理，据此抽象出的宪政原则可以作为此后本级或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