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前 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基督教历史新的一页。崭新的政治形势，对近代西方来华传教运动及藉此建立的基督教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无可避免的制约了基督教的生存空间。不同背景的教会人士对中国教会应如何自我变革，并寻索其在新社会的角色，呈现了歧义的意见。由于中国共产党认定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故中国教会的变革从来就不是教会内部的事情，政治力量的干预，与基督教内不同的意见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1950年底，有基督教民主人士吴耀宗发起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格局。1其中<革新宣言>的出现，更是整个革新运动的重要标志。<革新宣言>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般简称为<基督教宣言>、<三自宣言>、<革新宣言>等，本文统称<革新宣言>。吴耀宗在致全国同道的公开信里指出：“这篇宣言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和它的发展，也有异常重要的关系。”2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领域中，关于<革新宣言>的前因后果，迄今仍缺乏深入的考究与分析。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出现，特别是其如何取代其他教会改革的方案及力量，以及在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的大环境下对中国基督教的挑战，也未有深入的探讨。

 

    本文旨在以<革新运动>为切入点，探讨中共如何以“反帝爱国”的名义，在建国初期开展基督教的革新工作。著者特别关注的是，中共、吴耀宗及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代表的建制组织三者间的互动，在<革新宣言>及革新运动中所呈现的微妙及复杂的关系。全文包括四部分：首先从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入手，重构基督教<革新宣言>的产生过程；其次探讨<革新宣言>演变为爱国签名运动的经过，以及中国基督教界的回应；接着分析中共在镇反与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如何借助反文化侵略的论述来深化基督教的革新工作；最后探讨吴耀宗在革新运动中扮演的角色。

 

    <革新宣言>及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开展，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如何入侵及控制宗教领域的历程。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中共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标志。

 

    二、<革新宣言>的由来

    （一）中共革新基督教的政策

    自中共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轻视宗教革新工作的重要性。1920年代，中共积极介入非基督教运动，并高举“文化侵略”的口号，把基督教视作政治斗争的对手。长征及抗日战争时期，宗教信徒又成为其致力争取的团结对象。3建国后，中共施政的主要重点是巩固新政权，并重建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宗教事务相对于政治、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等领域，不算是优先处理的课题。不过，中共所标榜的反帝国主义及反封建主义思想，却无可避免地触及宗教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的宗教包括民族宗教及与政治有联系的宗教，前者是伊斯兰教及喇嘛教，后者则是基督教及天主教等跟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宗教。4由于涉及帝国主义背景，中共中央高度关注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工作。

 

    1950年3月，第一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了建国后对天主教及基督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却要避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5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宗教界内部必须开展革新运动，肃清帝国主义的势力影响。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指出“要到里面去进行工作，逐步的改变其政治面貌”。他按政治背景把教会人士分成三大类：（一）进步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二）中间分子后落后群众；（三）帝国主义分子；并提出要依赖前者，争取团结中者，孤立后者的政策，以实现“自治”、“自给”、“自传”的目标。6

 

    6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及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7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新中国在保护信教自由的同时，必须警惕天主教及基督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工具”的事实，并要在基督教及天主教内部，向教徒群众进行“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的爱国主义宣传。指示特别重视“有爱国心的教徒”的角色，必须“领导和支持”这些爱国分子，去“团结”大多数虔信教徒，“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8

 

    总的来说，中共中央期望借着教会的进步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宗教界的“民族民主醒觉运动”。早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已跟若干具基督教背景民主人士建立联系，吴耀宗是其中的重要代表。9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接触吴，邀请他北上商讨基督教的问题。3月19日，吴抵达北平。10  22日，李维汉与吴耀宗面谈，解释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吴表示完全同意。11在北京期间，吴与当局商讨基督教的具体问题。12  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吴氏是基督教五位代表之首。随着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共于1950年间逐步支持吴耀宗领导基督教的革新，而<革新宣言>更是中共领导人与基督教民主人士合作的产物。

 

   （二）基督教访问团与全国会议

 

    <革新宣言>酝酿于基督教人士到北京造访周恩来。而基督教访问团的产生，又与全国基督教会议的筹备有关。可以说，两者都是中国教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思索前路及变革的回应，同时又反映出教内两派不同人士从合到分的曲折历程。下文先从基督教访问团谈起。

 

    1949年6月，吴耀宗向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下文简称协进会）执委会报告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特别传达了新政权对基督教的期望。13  10月25至26日，协进会召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执委会。吴耀宗在会上报告中央政府将在内务部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执委代表认为基督教方面应成立“一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执委会议决由协进会在最短时期内召开全国性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下文简称全国会议），联系全国大小宗派，并成立全国性行政总机构。14执委决议组织访问团，联系各地教会，以便筹组全国会议。15吴耀宗也希望藉此把人民政协会议的意义与决议传达到各地。16于是协进会、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下文简称青年会全国协会）及人民政协基督徒代表遂共同发起组织访问团，计划访问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华南五区共18个城市。主要团员为是次参加政协会议的基督徒代表及各负责机构选派代表参与。17访问团首先与11月18日至12月25日访问华中。18未几华东访问团亦与11月30日出发。19

 

    不过，协进会与吴耀宗对筹组全国会议的意见日趋分歧。1950年1月底，协进会执委会决议于8月19日至27日假燕京大学举行全国会议，总题为“基督教与新时代”。全国会议筹委会由朱友渔任主席，涂羽卿（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鲍哲庆（浙沪浸礼会总干事）、崔宪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江长川（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督）为副主席，另吴高梓（协进会总干事）任总干事，各人悉为全国主要宗派及机构组织的负责人。20吴耀宗虽名列筹委成员，并负责宣言组工作，但却未被授以重任，而最重要的革新计划组，则由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及江长川负责。赵、江两人对中国教会的革新方向，显然与吴耀宗迥异。21可以说，全国会议的统筹工作由协进会主导，吴耀宗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

 

    打从全国会议筹备之始，上海天风出版社的《天风》便把矛头指向协进会。《天风》早于1945年由吴耀宗创办，以敢言批评时局及教会见称。1948年5月，吴耀宗受部分传教士压力，辞去名誉编辑主任，直至1949年底始重掌社务，并起用上海青年会的郑建业，取代从全国协进会调至天风社任主编的林永俣。22《天风》成为吴耀宗等批评协进会，并表达其革新教会思想的舆论平台。全国会议的筹备充分反映出吴耀宗与协进会间的张力，为方便讨论，笔者在下文分别以“天风派”及“协进会派”来概括支持吴耀宗立场的革新人士，及拥护协进会的教会人士，前者的意见基本上刊于《天风》上，而后者泛指与协进会有关系的主要中西干事及其成员宗派的领导人物。23

 

    针对协进会操掌全国会议的企图，《天风》编者指出：“这样重要的全国性会议，并不是属于哪一个机关，或哪一个公会，或哪一个人的事”，而是属于“大众”的。24全国会议的出席代表，特别应注意平信徒及“少数在思想上领导的人物”的地位。25未几，《天风》再发表评论，担心全国会议可能成为“一个例行公事应景的聚会”。26张雪岩（政协基督徒代表）更指出，会议必须掌握在“真正民主革命者的手中”，他建议会议应在北京召开，以期与中央政府、统战部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取得密切联系，并且与这些部门“取得谅解”。27

 

    3月28日，全国会议统筹会决定延期举行全会。28这个决定把协进会派与天风派的矛盾公开。《天风》编者批评有人不主张革新，“假革新之名以保顽固之实”。29有革新同志甚至呼吁把保守派“丢在一边”，另筹组全国革新教会同志委员会，与政府直接联系。30相反地，重返协进会的林永俣认为协进会虽不代表所有宗派，但仍可邀请他们加入，“协进会是责无旁贷地领导发起这次全国会议”。31

 

    在上述争论的背景下，华北访问团宣布组成，成员包括吴耀宗、刘良模（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吴高梓、涂羽卿、催宁祥、王梓仲（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郑裕志（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等7人。32访问团与4月15至18日访问济南后，即转到北京。30日，吴、刘、郑、涂、崔、王连同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赵复三（北京青年会副总干事）等与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座谈宗教问题，期间吴耀宗希望能与周恩来见面。33

 

   （三）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5月2日，周恩来在政务院接见吴耀宗、刘良模、郑裕志、崔宁祥、王梓仲、徐羽卿及江长川等7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陈其瑗副部长在座。5月6日，应周恩来之约，吴耀宗等再次到政务院参加第二次座谈。出席者增加了艾年三（上海中华信义会）、杨肖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凌俞秀蔼（北京女青年会董事会主席）、凌贤扬（中华圣公会北京教区）、赵复三等。陈其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十余人也在席上，谈话历时三小时余。13日晚上11时，周第三次约见吴耀宗等19人，除前两次的教会人士外，又增加了赵紫宸、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江长川、高凤山（北京汇文中学校长）、庞辉亭（又名庞之焜，北京公理会）、陈文润（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刘维诚（上海基督教公谊会、霍培修（天津市基督教公理会）及郑锡三（天津循道公会兼华北教区主席）。这次谈话长达四个半小时，到次日凌晨3时半才结束。34

 

    基督教人士对于与周恩来见面怀着很大的期望。吴耀宗受众人委托起草<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全文包括五个重点：（一）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二）关于基督教团体之登记；（三）关于占用教会房产之处理办法；（四）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之各种规定；（五）关于设立中央宗教机构问题。吴指出，当时各人最开心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相应的管理宗教措施等问题。他们期望中央政府下达通令，要各地方人民政府严格执行共同纲领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以助解决基督教当前的问题。35

 

    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回应教会领袖关心的切身问题，特别是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及海外捐款的政策。周指出，由于“外国传教士很容易不自觉的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教会团体不应再予增聘，但政府并不要求现时留在中国的传教士马上离开。周也就海外捐款问题表态，认为原则上“不应该再向外国募捐”，但也不“盲目排外”，只要没有附带条件，也可接受。不过，他同时指出，当前基督教在中国面对的障碍，主要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周恩来开宗明义说，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的原因，跟百年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重申“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因此，政府要求宗教团体必须清算及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吴耀宗会后与教会同道讨论修改<初步意见>，后易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打印后送呈周恩来。36从<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易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反映出基督教人士的构想如何被中共的意志所改变。前者的重点是要求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后者则是把基督教变成“问题”，其能否在新中国生存的关键，在于是否愿意革新。这重改变，相信是众基督教人士在会前始料不及的。当然，客观政治环境是促成转变的关键所在。

 

    周恩来清楚知道，大部分教会领袖难以接受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的指控。于是他在第三次四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好不讳言政府是否接受基督教，端在于双方在政治上能否合作。他明确提出：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之间，也可以在政治上合作：

 

    “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并不是说宗教界的每一个人都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各人来说自己感觉没有被利用，但是帝国主义主观上有所要求，它们利用宗教团体，乃是事实。广大教徒有时不免也被利用。这一点，我们非说清楚不可。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对教会只有好处。”

 

    周恩来重申政府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走狗、犹大，清除出去。”针对与会的部分教会领袖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的问题，仍有保留。周氏逐做出解释：

   

    “分清主观与客观，客观上是存在了的；分清少数与多数，事实上反动分子是极少数。宗教界要通过自我批评，把自己的工作与组织进行检讨和整理。这是个原则性的工作。我们搞清楚这些原则，把这件工作做好了，帝国主义就不能再利用宗教团体了。这也就是宗教界的自卫。”

 

    既然政府只针对极少数的反动分子，那么，基督教中间派人士的选择便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与爱国及进步人士站在一起，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周氏毫不隐藏政府的底线：

 

   “我们的统一战线要扩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割断了联系”。“诸位在政治上站稳了阵脚，便毫不会受到歧视，只有这样才是出路。”

 

    吴耀宗后来这样总结与周恩来的三次谈话：

 

    “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形势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这个题目，在参加谈话的基督教人士当中，并不是完全新鲜的。然而，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37

 

    其实，吴耀宗早有肃清基督教的帝国主义影响的想法，他所强调的“启示”，相信是从其他基督教人士的角度来阐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原来只是吴个人的意向，也广为其他基督教人士熟悉。但经过周恩来的谈话后，吴的立场被赋予政治的正统性，成为中共的基本政策。

 

    值得留意的是，周恩来三次接见的基督教领袖名单中，均没有华北访问团的正式代表吴高梓，吴氏后来表示，这是周恩来有意将他从名单里剔除的。38当时吴氏身兼协进会总干事及全国会议筹委会总干事，周氏对吴高梓的排斥，显然是要表明中共亲吴耀宗贬协进会的立场，藉此打击全国会议的筹备。

 

   （四）<革新宣言>定稿

 

   5月15日，吴、刘、涂、艾四人离开北京，继续到西安访问。吴在火车上修改<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39再把这个修订稿传到北京。20日，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讨论宣言第五修正稿。周恩来表示，这次修正“比过去多了一个序言，把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的很偶然，就让他那样吧。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宣言里的话和我们的话不一样，我们也不要宣言和我们说的一样。这样便于团结群众。”40从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其修订内容，说明中共中央也已授意吴耀宗以此为本，发表对外宣言，并藉此争取更多教会领袖联署，统一教会人士的革新立场。

 

    吴耀宗在西安访问时，收到周恩来对第五修订稿的回复，开始邀请国内数十位同道联署。41  6月3日，吴耀宗与刘良模在上海教会团体举办的欢迎华北基督教访问团晚会上，报告了此次在京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与内容。42北京会谈后，基督教政协的角色，显然已有超越协进会之势。

 

    周恩来的介入，对协进会派构成极大压力。43  5月中旬，协进会宣布与8月举行筹备会扩大会议（即全国会议的预备会）。44  6月，筹委会又把扩大会议的日期延至秋天举行，地点亦由北京改为上海。45这说明协进会派意图更有效的控制全国会议的操作。

 

    另一方面，吴耀宗为了争取更多教会领袖联署做发起人，对部分意见做出让步。例如，他接纳上海基督教领袖的意见，把“基督教团体应以不用外籍人员为原则”，修改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立即拟定具体计划，在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后来，他再删除第五修正稿序言内提及与周总理谈话经过的文字，改为强调宣言本身的意义的引论。同时，北京教会领袖也把引言中“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国家，主要的都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改为“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46据悉，吴曾跟上海教会领袖表示，所有的修改，都必须得到周恩来的同意。47

 

    不过，就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根本观点，吴耀宗却丝毫不妥协。江文汉指出，有关反帝的基本方针，引起了教会人士极大的反感。6月6日，青年会举行宣言讨论会，遭参与者激烈反对。7月26日，二十多位协进会行政人员要求吴把宣言内指摘帝国主义的条文删除。48吴指出，有牧师把删除宣言中关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内容改为签名的附带条件，但为他所拒绝，结果这位牧师撤回签名。49

 

    <革新宣言>包括前言、总的任务、基本方针及具体办法四部分。前言主要承认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百多年历史中，同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仍然企图利用基督教来进行破坏。中国教会今后的总任务，就是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基本方针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教会必须承认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二是要在短期内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作为基督教革新的目标。至于具体办法，则要拟定具体计划，探讨如何在短期内实现自力更新，并且在宗教及一般工作上，改进教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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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为<革新抑改造——新中国的基督教控诉运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获香港中文大学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2004-2005资助。在此特别感谢三位评审人及初阅人提供的宝贵意见。

 

1. 关于基督教三自运动的研究，可参见Philip L. Wickeri,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Movement & china’s United Front (New York; Orbis, 1988), Ch. 5; Richard C. Bush,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Ch. VI; Helen Ferris,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to 1952 (Texas: Air Force Personnel and Training Research Centre, 1956); 另赵天恩，《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北：中国福音会，1997），第1章；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页7-84.

2. <文件发起人致全国同道的信>，《天风》，期233-234（1950年9月30日），页3.

3. 陶飞亚，<“文化侵略”源流考>，《交史哲》，2003年第5期，页31-39；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页114-136.另陈金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3章。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950年6月25日，卷上，页49-50.

5. 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编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册1，页186.

6. 李维汉，<人们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1950年3月21日）>，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1，页15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所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0年6月6-9日，卷上，页46.

8. <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1，页408-412.

9. 梁家麟，<中共建国前后吴耀宗的教会改造思想>，收入氏著，《吴耀宗三论》（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页24-27.

10、吴耀宗，<人们民主专政下的基督教>，《天风》，期176（1949年8月20日），页3.

11、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页553.

12、吴耀宗，<人们民主专政下的基督教>，《天风》，期176，页3.

13、“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of the N.C.C(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23 June 1949,” China bulletin 62 (24 Aug, 1949),pp. 1-2.

14、<教会应改组全国机构实证耶稣福音>，《协进月刊》，卷8期3（1949年11月），页2.另“English Minutes, Meeting of Executive Committee, N.C.C,25-27 Oct. 1949,” China Bulletin 71 (8 Dec, 1949),pp. 3-6.

<协进会执委会重要决议>，《天风》，期186（1949年10月29日），页12.“English Minutes, Meeting of Executive Committee, N.C.C, 25-27 Oct, 1949,” China Bulletin 71, p. 4.

15、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天风》，期204（1950年3月11日），页5.

<基督教团体组织访问团>，《天风》，期188（1949年11月12日），页12.

16、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天风》，期204，页5。

17、<基督教团体组织访问团>，《天风》，期188（1949年11月12日），页12。

18、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天风》，期204，页5。

19、<华东访问团已定期成行>，《天风》，期190（1949年11月26日），页12。

20、“历次筹委会常务会议重要决议”，<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号1（1950年6月），页7，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3】。

21、有关赵紫宸在建国后的教会改革观，特别是他与吴耀宗的歧意，参见邢福增，<赵紫宸的教会论——兼论其在中共建国后的教会改革观>，收入氏著，《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页156以后。

22、郑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收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页133。

23、关于“天风派”及“协进派”的分歧，是张贤勇首先提出的。参见张贤勇，<无为之用——关于梁家麟文中的赵紫宸先生及其他>，《建道学刊》，期11（1999年1月），页188.但张氏并没有详细作探讨。

24、编者，<再论基督教协商会议>，《天风》，期192（1949年12月19日），页1.

25、编者，<中国基督教协商会议>，《天风》，期185（1949年10月22日），页2.

26、<全国基督教会议>，《天风》，期200（1950年2月11日），页2.

27、张雪岩，<我对基督教全国会议的意见>，《天风》，期200，页4.

28、<全国基督教会议延开>，《天风》，期209（1950年4月15日），页12.

29、<全国基督教会议延期召开>，《天风》，期210（1950年4月22日），页1.

30、沈亚伦，<“天国好像面酵”>，《天风》，期210，页4.

31、编辑室，“筹备全国会议机构是怎样产生的？”，<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号1（1950年6月），页5，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3】。

32、<基督教访问团专访华北>，《天风》，期208（1950年4月8日），页12.

33、沈德溶，《吴耀宗小传》（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9），页53-54.

34、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1950年9月30日），页13.下文引述周讲话内容，参见<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1950年5月2日-20日）>，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1，页220-227.

35、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5.

36、沈德溶，《吴耀宗小传》，页55.

37、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3.

38、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加州蒙特利公园市：长青文化，1999），页155.这是吴高梓接受顾长声访谈时透露的。

39、沈德溶，《吴耀宗小传》，页55.

40、<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收入《建国以来重要交献选编》，册1，页227.

41、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6.

42、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2000），页159。

43、1950年6月19日的China Bulletin,已提及基督教领袖与周恩来见面的情况，并把<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译成英文全文刊出。编者特别在报告前著名“机密”。“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Leaders with Premier Chou En Lai In Peking, May 1950,”“A manifesto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k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From Now On,”China Bulletin 90 (19 June 1950),pp. 1-2. 笔者初步考证，此份英文版为宣言的第四修订版。因为吴及周恩来均指出，宣言的第五修订版增加了一个讨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引言，但这个英文版则没有这个引言。

44、<全国基督教会议的近讯>，《天风》，期214（1950年5月19日），页12.

45、<全国基督教会议的消息>，《天风》，期219（1950年6月24日），页12.

46、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6.

47、Rowland M. Cross,“ Comment on the Manifesto,” China Bulletin 92 (20 June 1950), pp. 1-2, 本文注明“极度机密”。

48、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收入《回忆吴耀宗先生》，页53.

49、李储文记，<吴耀宗先生在北京各教会联合礼拜的传达>，《同工》，新卷5期5（1951年5月1日），页54.

50、<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天风》，期233-234，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