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及其反响

 

    （一）签名运动

 

     7月28日，吴耀宗把最后（第八修订）稿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连同取得的40位基督教发起人联署发表，并写信给全国一千多位基督教负责人士，征求其以个人名义签名支持。51基督教<革新宣言>签名运动于是展开。

 

    吴耀宗在<文件发起人致全国同道的信>中，强调这是一篇“对外的宣言”，目的是要表示基督教在新时代中的立场。52他在征求签名的“通知”中亦说明，宣言“表示了全国基督教开明领袖领导全国信徒彻底拥护共同纲领的政治立场，与促进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华教会的决心”，表明基督徒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53可见，吴氏把签名定性为基督徒的政治表态，旨在向政府说明基督教反帝的政治立场。

 

    吴氏指出，这40人主要包括大部分在北京与周恩来谈话的人士（名字黑体并划底线者）。54综观这40位发起人的背景如下：

 

 

    可见，青年会背景人士所占的比例最高（25%），若把青年会及其他教会附属机构（包括教会学校）一并计算，则教会附属事业的比例，更高达五成。

 

    吴耀宗对这40人的背景，虽然也不尽满意。“如果时间许可，我们是应当征求更多的同道做发起人的，但因为我们不愿意把宣言发表日期拖的过长，我们就只好不为这件事多花时间。”55 中共及吴均欲抢先在全国会议扩大会议召开前发表宣言，以期主导基督教界对革新的舆论方向。

 

    尽管吴耀宗对40人的背景有所不满，但他实际上已成功争取全国会议的主要筹备者任发起人，除主席朱友渔及副总干事蔡智傅、李岩魁外，筹委会其他成员担任<革新宣言>的发起人。56这些筹委不可能不明白协进会与吴耀宗革新基督教的方向，以及对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理解上的分歧，其愿意任发起人，相信更多是出于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回应。吴高梓于6月间，坚决辞去全国会议筹委会总干事一职，于此亦不无关系。57

 

    吴耀宗最初仅计划把宣言发表，并无打算将之变成广泛的签名运动。58其中的关键在于周恩来的部署与指示。6月1日，吴耀宗收到周的电文，称许<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的基本方针，“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周期望以此精神“劝导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响应这一主张，以利基督教会的革新”。59

 

    周恩来授意把宣言变成签名运动，目的是要用动员群众表态的手法，逼使教会领导层接受中共所期许的革新方向，并确立吴氏在基督教革新运动里的领导地位。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宣言及签名运动的发展，甚至毛泽东也在7月19日就宣言向周恩来批示，请周“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60另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也指出：

 

    “我们正鼓励基督教中有爱国心的分子吴耀宗等，签名发表宣言，号召以逐渐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与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为教会今后的目标。对于这个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61

 

    这里提及的“赞助”或“适当关系”，是指由各地党政直接出面游说教会人士表态支持，或是间接通过在基督教界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以及各地由中共领导的“青联”（青年联合会），策动及组织具爱国心的青年信徒支持签名运动。62此外，各地政府代表亦会出席宣传的座谈会，发表讲话，呼吁更多信徒热烈拥护签名。63

 

    9月6日，华东局统战部向毛泽东上呈关于吴耀宗、刘良模发起的<革新宣言>签名运动的各方反映报告，毛于9月8日再次就宣言向周恩来下批语，谓“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刘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64从批示可见，除了吴耀宗外，刘良模的角色不容忽视，起码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签名运动是吴、刘共同推动的。后来刘良模在教会控诉运动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深受中共信任。此其一。同时，吴、刘运动的步伐似乎有急进的倾向，令中央担心造成教会内部的对立，不利团结。这亦间接说明了吴、刘与协进会间的矛盾斗争，特别是协进会派对签名运动的抵制。此其二。华东局统战部与吴、刘之间，在宣言一事上已建立了密切的组织联系。此其三。

 

    尽管中共在背后部署，但事件性质仍属教会内部运动。第一批签名于8月底截止，共收到1527个名字。65从首批签名人士的背景可见，签名运动的主要支持来自基督教团体及组织：男女青年会（20%）、全国组织及区域组织（5%）、基督教附属事业，如教育、医疗、出版等（24%）。至于宗派方面，耶稣家庭成为签名运动的主要支持者（25%），66其次为中华基督教会（5%）。从地域分布背景观之，由于耶稣家庭的因素，山东省的支持者最众（27%），其次为上海（12%）及广东（10%）。如何让签名运动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强化宣言的代表性，因而成为吴、刘，甚至是中央密切关注的情况。

 

   （二）对抗宣言

 

    虽然吴耀宗成功争取到40位基督教人士担任宣言的发起人，但签名运动的推展，仍受不少教会人士的抵制。西安青年会的田景福总结针对宣言的三个问题：（一）许多教会早已自立、自养、自传，宣言与他们没有关系；（二）不认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三）高举政教分离，基督徒不应参加政治活动。67

 

    在各个主流宗派中，中华圣公会对宣言的抵制最为明显。朱友渔主教认为，宣言是由“人数不足一打的一小撮男女”，抑且“当中多数是和教会不接近的”，擅自代表基督徒发言。68  6月30日，中华圣公会总议会常务委员会及主教院于上海召开联席会议，议决若非得到常务委员会的授权，没有人能代表中华圣公会或教区签署任何宣言，特别是<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69  7月5日，联席会议正式发出<致中华圣公会同道书>，一方面表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不能妥协”，另方面又把“迎合权贵，剥削民众”视为违反基督精神。<同道书>肯定圣公会在三自方面的成就，并承诺在最短时期内，达到自力更新的目标。<同道书>最后承认教会有“害群之马”，但只是少数个人之行动，“不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会”。换言之，个别传教士或基督徒的过犯，不能整体的否定基督教的价值。70朱友渔指出，这封致全国同道书是针对<革新宣言>而产生的。71主教院的立场，解释了为何没有中华圣公会的代表担任联署发起人。

 

    另方面，上海一些信仰立场较保守的属灵派人士，也强烈反对宣言。例如，基督徒聚会领袖倪拆声于6月间出席四川中路青年会礼堂的讨论会，以“信仰”为理由反对<革新宣言>。72  9月，倪从“属灵”原则对<三自革新宣言>有所保留，并把<我们的立场>及<对三自革新宣言>两篇文章传达给各地聚会负责人，嘱咐其对签名运动采“不听、不信、不传”的态度。73上海另一所属灵派背景的教会——灵粮堂，于7月收到<革新宣言>征求签名的信后，经7月31日电长执会讨论，最后决定以灵粮堂已经完成三自，及教会不应该介入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为理由，不在宣言上签名。74

 

    即或全国会议各筹委均联署任发起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认同宣言的内容，75协进会派仍企图对签名运动部署抵制与反击。7月下旬，协进会宣布，把全国会议并入协进会十四届年会内。76这个决定说明<革新宣言>已架空会议的筹备，协进会乃调整斗争策略，转而在既定体制内继续抗衡宣言。

 

    针对吴耀宗宣言，原协进会副总干事海维德（Victor E. W. Hayward）要求年会发表一份<致全国信徒书>，从宗教立场谈三自革新。同时，吴耀宗也被排除在宣言委员会的名单外。为了确保年会的方向能符合协进会的构想，协进会派也希望按原有会章，保留传教士的出席资格。此外，缪秋笙亦同意由海维德担任年会的程序委员会执行干事，并接纳海氏的建议，在年会程序内讨论全国会议的“教会革新问题”资料，以取代吴耀宗的<革新宣言>。77

 

    （三）中共的领导与角色

 

    中共充分关注协进会派与吴耀宗间的斗争。在毛泽东9月8日的批示后，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基督教界对吴、刘运动的抵制，决定全面主导及介入签名运动。9月15日，周恩来指示华东局统战部潘汉年部长及宣传部夏衍副部长，并转告吴耀宗，“此项文件，拟予全部发表”，并将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78   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宣言全文，并把第一批签名名单全部登出。同时，又发表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为宣言造势。社论肯定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并高度评价签名运动。79中共中央欲藉宣言一统基督教界立场的企图，可谓昭然若揭。

 

    次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也刊载宣言。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基督教宣言和割断天主教、基督教同帝国主义联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及干部在各地采取适当步骤，通过基督教进步人士及青年会、女青年会、民教馆、报纸刊物等，扩大影响和宣传解释工作，“使教徒群众中造成广泛运动，并利用这个运动加强基督教中的进步力量，孤立和打击其中的反对力量。”为割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创造充分条件，指示又要求各地党委“定出具体执行计划，由各级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负责主持（青年会、女青年会工作由青年团主持），并与政府的民政、公安及外事部门密切联络。”80在中共部署下，宣言运动的性质，便从吴耀宗个人发起的签名事件，变成政府支持的爱国运动。教会内部不同路线的分歧，顿然成为是否爱国的政治选择。此举对于清除基督教界对宣言的抵制，无疑有极大作用。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必须整合在爱国的要求下。

 

    在这种情势下，年会的宣言委员会根本无法运作。缪秋笙指出，当时没有同工愿意担任年会宣言委员会的干事，更不愿意负责起草，宣言一事无形中就“搁浅”了。81江文汉忆述，起草委员鉴于签名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因而有了“戒心”，每次开会都推说有事不来。82

 

    中共在瓦解反革新宣言后，直接干预十四届年会的操作。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基督教方面应邀出席者包括：吴耀宗、缪秋笙、江长川、吴高梓、涂羽卿、江文汉、艾年三、刘良模、陈见真、邵镜三、郑建业等；而政府代表方面则有舒同（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长）、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周而复（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梅达君（统战部干部）、周力行（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等。党政代表阵容分量不轻，可见其“君临”之势。座谈会最后对年会作出两点规定：一、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中的外籍委员不应出席会议；二、年会应贯彻基督教<革新宣言>宗旨。83

    在中共积极干预下，10月18日至25日召开的协进会年会，变成了全面拥护<革新宣言>的会议。年会又针对教会革新作了五点决议：（一）促进全国各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以最大决心，于五年内完成三自运动；（二）发起青年信徒运动，希望在各教会及团体内实现三分之一的教徒青年担负领袖；（三）约请全国神学院负责人，举行神学教育协商会议，拟定今后神学教育方针；（四）请全国同工努力追求了解新知识；（五）号召全国教会根据群众需要，深入检讨现实工作。84年会召开期间，潘汉年向全体代表讲话，重申基督教与爱国主义问题。85

    事实证明，中共在<革新宣言>的草拟及发表，以至瓦解协进会派的反对力量方面，均扮演着关键角色。后来（1951年3月），中央在<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文件中，高度评价“政府积极出面推动”的手法。文件强调“去年7月基督教徒发出的<革新宣言>，是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去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会，通过拥护革新宣言的决议，是在华东局的积极领导下产生的”。政府的领导包括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不怕麻烦与教会上层中国领导人“谈判”；第二是在下层教徒中进行爱国教育，“发动他们逼使上层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第三是对教会各单位（教堂及团体）要切实与中国负责人商量，协助其解决经济上的自养问题。文件要求各大行政区及重要省、市应迅速按照上述办法，由文教委员或文教（厅）局出面，邀集当地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上层分子及进步分子，举行差会或座谈会，使发动下层与这种上层的推动工作相配合。我们甚至看到，中央对各地政府负责人员在会上的讲话内容亦作了具体指示，并要求地方宗教事务处于教会人士建立经常的联系，对自立革新运动给予经常的推动和领导。文件又指出：

    这些经验以及其他一切经验说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并且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政策，主动的找他们的负责人士来谈话，说明政府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就一定能够发动他们中间的多数起来实行革新，而一般教徒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利益，也不能不革新。86

    这份文件具体的说明中共在宗教革新运动中的角色，明确的界定了革新运动的性质，特别是回答其是否由宗教界人士自发产生的关键问题。

 

    （四）吴耀宗与协进会的分歧

    虽然协进会派在政治压力下拥护<革新宣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愿意接受吴耀宗的领导。除拥护宣言外，年会各项决议均没有触及发帝国主义的立场。所谓五年内完成三自运动，基本上是朝着五年自养的目标，这与吴耀宗的革新方向，仍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部分协进会背景的教会领袖，即或担任宣言的发起人，也刻意淡化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例如，江长川在《天风》发表书面谈话时，只把重点集中于实现自立自养方面，并强调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中国化的教会”。87他在协进会十四届年会上的发言，也不是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谈革新。88卫理公会的孙彦理指出，江氏对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说法，是有所保留的。89值得留意的是，江长川选择以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主席而非卫理公会华北区会督的身分，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反映他不欲以宗派领袖的身分来支持宣言的态度。他同意任发起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公开的政治表态。不少签名的教会领袖，都顾虑到客观的政治实现。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革新，大抵仍是自立、自养式的变革，而不涉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这种全称性的关系。

 

    从协进会派的角度观之，中国教会早于二十世纪初，便已在不同程度上就自立、自养、自传及本色教会等议题作出探讨。90而协进会更是其中的专业机构，先后推动了中华归主、本色教会及五年奋进运动。中华基督教会的崔宁祥跟周恩来见面时，便强调中国教会一直主张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91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促成三自，是协进会派的重要关注所在。对此，吴耀宗就其三自革新的主张，赋予特别的时代意义：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在意义上虽然和过去的几个运动（笔者按：指由协进会号召的中华归主、本色教会、五年奋进运动和自治、自养、自传口号）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是和它们不同的。解放以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过去基督教的几个运动，都是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下发动的，也没有超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范围。解放后的中国，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新意识下提出来的口号。它的目标不只是清算过去基督教个别的弱点，而也是要把这个的基督教基本的、全盘的改造，使它脱离了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92

在吴耀宗眼中，协进会的三自努力，仍是受到旧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局限，唯有他的革新运动，才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获得新生的唯一可能。

    针对协进会既合作又抵抗的作法，吴耀宗在年会的演讲中，批评仍有人“对帝国主义的真相，没看得清楚”，“认为基督教可以同政治完全分开”。93年会期间，吴氏又在《光明日报》发表<怎样推进基督教的革新运动>一文，进一步凸显他与协进会的分歧。他认为，如果把革新运动的目标等同是实现自治、自养、自传，那么，国内实际上有“不少教会已完全走上自治及自养的道路”。至于其他教会及其事业，以至全国性或区域性的行政机构，虽然现时仍全部或部分的依靠外国的经济援助，但有关问题在短时期内，相信也可以获得满意的解决。

    显然，吴耀宗关心的革新，是能否肃清帝国主义在基督教里面的力量与影响。他认为，中国教会不管实现自治自养与否，都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不少教会人士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教会内部“进行一个长期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94从吴耀宗的标准看来，协进会年会议决所反映的革新方向，肯定仍未达目标。

 

    <怎样推进基督教的革新运动>一文，获毛泽东高度评价，《光明日报》刊登后翌日（10月21日），毛立即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安排广播全文，并交《人民日报》转载。95  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海《新闻日报》均予全文转载，反映中共对吴耀宗的革新方向的重视与支持。

 

    1950年9月底，《天风》公布了第二批名单，签名总人数增至3268人，较第一批多了1741人。由于《人民日报》于9月23日始刊登社论支持宣言，故其效应并未及时反映在这批签名人数上。自《人民日报》高调支持宣言后，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聚会或座谈会，拥护三自运动及《革新宣言》。签名人数到12月初，已增至26727人，及至12月底，更多达78596人。96   1951年1月底，<革新宣言>已有近9万人签名。97政治力量的介入与支持，对<革新宣言>签名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1951年4月，已增至20万个签名，甚至连原先反对宣言的倪拆声，也因为形势变化，带领基督徒聚会处高调的拥护革新，单是基督徒聚会处，便上呈了3万多个签名。98周恩来对签名运动的期许，特别是用群众表态的压力来逼使更多教会领袖参与，起码在动员人数上取得极大的效果。

 

    不过，中共或吴耀宗并不满足于签名人数的增加。政府方面亦承认，基督教有上层分子在三自运动中“搞假签名”。“企图藉三自运动来统一其内部以对抗三自运动”，他们成立基督教联合会，企图把各种教会团结在内，“利用一切机会，争取提高其政治地位，发展其组织，并企图分化我们内部。”99吴耀宗也说：“有人以为文件发表后，就没有别的事了，事实上文件发表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100如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势力，成为基督教革新运动能否推展的重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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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51、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6.

52、<文件发起人致全国同道的信>，《天风》，期233-234，页3.

53、宣言征求签名的通知及说明全文，参加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续完）>，《现代佛学》，卷1期2（1950年10月），页24.

54、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6。19位与周恩来谈话的京津教会人士中，除了郑锡三、霍培修、庞辉亭3人之外，均担任宣言发起人。

55、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6.

56、签名的筹委包括赵紫宸（革新计划组）、江长川（副主席，革新计书组）、鲍哲庆（副主席，事工纲领组）、涂羽卿（副主席，事工纲领组）、邵镜三（合作机构组）、崔宁详（副主席，宣言组）、吴高梓（总干事）、林永俣（副总干事）、王梓仲（驻京干事）、筹委会的名单参加<基督教会议的筹备近况>，《天风》，期205（1950年3月18日），页12.

57、“历次筹委会常务会议主要决议补充报告”，<全国基督教会议筹备情况报告>，号2（1950年7月），页4，上海市档案馆藏，U123-0-145-【3】。吴氏早于3月坚决辞去协进会总干事一职，执委会接纳其辞呈，但却请其继续留任主持会务，至聘任新总干事止。<协进会吴总干事辞职讯>，《,天风》，期205，页12.

58、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15-16.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1年6月1日，卷上，页45.

60、<对吴耀宗等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的批语（1950年7月19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册1，页438.

61、<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1，页410.

62、参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纲，

http://www.qinglian.org/about/qinglian_gyql_in.jsp#lsyg3 .

63、陆定一，<争取团结广大群众，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影响>，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页48.

64、<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签名运动的批语（1950年9月8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1，页497.

65、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6.

66、关于耶稣家庭对三自革新的拥护，参见陶飞亚，《中国基督教的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页220-226.

67、田景福，<有关宣言签名档三个问题>，《天风》，期242（1950年12月2日），页2-3.

68、朱友渔，陈锡麟译，《朱友渔自传》（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2），页226-227.

69、“Minutes of Joint Meeting of the House of Bishops a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HSKH, June 30, 1950,”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CHg OI, CSCA Chung Hua Sheng Kung Hui Source Documents, http://anglicanhistory.org/asia/skh/.

70、<致中华圣公会同道书>，《圣公会报》，卷39期8-9（1950年9月），页2.

71、朱友渔，《朱友渔自传》，页227.

72、戚庆才，<怀念爱国爱教的好榜样吴耀宗先生>，收入《回忆吴耀宗先生》，页189.

73、黑龙江地方志编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宗教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270.

74、周福庆，<控诉美国侵略工具赵世光>，《天风》，期270（1951年6月30日），页11；陆传芳，<在学习中认识三自，在工作中理解三自>，收入上海市基督教两会编，《上海基督教纪念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专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0），页15-16.

75、刘良模说：“有极少数教会人士抱了‘两面派’态度，他们在宣言上签了名，对外国传教士他们却表示签名实在是‘出于无奈’。有些教会领袖，自己签了名，却不推动别人签名；他们以怠工的方式敷衍了事，来阻挠革新运动的发展。”刘良模，<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基督教三自革新>，《同工》，新卷5期5，页50.

76、<全国基督教会议决停开>，《天风》，期225（1950年8月5日），页12.

77、缪秋笙，<美帝国主义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卷1号（1951年6月），页10-11.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1年9月15日，卷上，页79.

79、<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80、<中央关于宣传基督教宣言和割断天主教、基督教同帝国主义联系的指示（1950年9月26日）>，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页123-124.

81、缪秋笙，<美帝国主义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协进》，新卷1号1，页10.

82、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收入《回忆吴耀宗先生》，页54.

83、参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页265-266.海维德后来向北美差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的机密报告中，也有提及这次会议。Victor E. W. Hayward, “Overseas Newsletter VIII,” China Bulletin 107 (10 May 1951), p. 2.

84、吴高梓，<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协进月刊》，卷9期3（1950年11月），页4-5.

85、吴高梓，<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协进月刊》，卷9期3，页4.

86、<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1951年3月5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册2，页95-97.

87、<展开教会历史的新页——基督徒领袖发表书面谈话>，《天风》，期233-234，页5.

88、江长川，<>教会革新与第十四届年会，《协进》，卷9期3（1950年11月），页6-9.

89、孙彦理，<我所认识的江长川会督>，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辑81，页339.

90、关于二十世纪前期的“三自”努力，参见张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历史考察>，收入朱维铮编，《计算机与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155-157.另Danel H. Bays,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1900-1937,”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th Ce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 306-316; Yamamoto Sumiko,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okyo: Toho Gakkai, 2000).

91、刘良模，<统一战线与中国基督教>，收入中共上海市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辑4，页39.

92、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天风》，期233-234，页11.

93、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协进月刊》，卷9期4（1950年12月），页4-7.

94、吴耀宗，<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光明日报》，1950年10月20日。

95、<关于广播吴耀宗文章给胡乔木的信（1950年10月21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1，页581.

96、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人民日报》，1951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