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四、反帝狂飙下的基督教革新

    （一）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运动

    基督教革新运动固然是中共积极介入支持的产物，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建国初期两大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在全国所掀起的反帝浪潮与恐怖氛围所起的关键作用。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的展开。101所谓反革命分子，是指在各地残余的国民党力量、土匪、恶霸地主、特务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中共策动镇反运动的目的，旨在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清除社会秩序的各种威胁，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102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又给予新政权很好的时机，加速对社会的改造与控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于6月底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美国介入朝鲜战争，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迎战美军，中美两国实际上进入了“战争状态”、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正式展开。103

    抗美援朝运动的重心，是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及影响。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镇反运动亦凌厉风行的推展。按公安部长罗瑞卿所言，正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我们门口烧起战火来了，在我内部存在着他们的一些内应”，因此，更需要镇压反革命分子，“把房子打扫清洁，更好对付帝国主义”。104有学者指出，中共倾全国之力参与韩战，固然是为了防范北韩战败，对中国东北边防造成威胁，但也利用了敌忾同仇的心理，达到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目的。攘外为安内制造良机，安内也为攘外改善条件。105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指出“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犯罪，皆依本条例治罪。”具体来说，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推进反革命活动者，均可定为“反革命罪”。同时，条例又把反革命罪的定义扩大至“挑拨、煽动行为”，举凡“煽动群众”抗拒政府政令、“挑拨离间”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或“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亦得治罪。106

    按毛泽东指示，镇压反革命分子，必须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很”，107“要坚决的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108他甚至要求上海市委在一年内要处决“一二千人”，而在五一年春季前，则先处决“三五百人”，以期“压低敌焰，伸张民气”。109罗瑞卿承认，大量处决反革命罪犯在社会上有很大的“震动”。但这“充分表现人民动员起来了，觉悟提高了”，“这不是很好吗？”110

    在镇反与抗美援朝的名义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勾结者都具“反革命分子”之嫌，给基督教及天主教界带来很大的威胁。1950年底，上海宗教界发出拥护抗美援朝的声明，反对美帝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各种反动阴谋，号召“揭露并清除混入宗教内的各种阴谋活动”。111刘良模呼吁，“我们必须肃清宗教中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着枪的帝国主义分子，并镇压他们躲在宗教外衣后面所进行的各种反革命活动。”112

    建国初期，新政权相信，虽然“拿枪的敌人打倒了，但不拿枪的敌人还很多”，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更加紧对中国的渗透。113因此，中共明确指示，在审查接受美国津贴的单位时，“对反动的进行抵抗或破坏的分子，将择其个别重要者依法予以制裁”。114由于“反革命罪”的定义十分广泛，部分留在中国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传教士，因而被冠以“美帝分子”、“反革命分子”、“间谍”等罪名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其中较著名的，如天津津沽大学三名天主教传教士以间谍罪名被捕；115卫理公会卓伟（F. Olin Stockwell）亦以美国间谍罪名被捕。116天主教的“圣母军”，甚至被政府以反革命组织罪名取缔。117此外，部分华籍教会人士亦被公安逮捕。例如，卫理公会华西教区会督陈文渊于1951年初被重庆公安局扣押，成为被捕基督教领导中地位最高者。118另一位颇受欢迎的自由传道者顾仁恩，亦于1951年3月被青岛公安逮捕。119南京方面，也有数位著名教会人士（徐超尘、马兆瑞等）被捕。120在逮捕有关人士的同时，各地又举办了大小规模的控诉会，报章媒体亦作出弥天盖地的报道，成功的制造了红色恐怖的氛围。121

   
    虽然政府重申，清楚隐藏在教会中间的反革命分子只是政治问题，并不涉及干涉宗教信仰自由。122但镇反形成的恐怖心理，却在宗教界普遍传开。123中共成功的利用这种心理威胁，来支持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各项工作，严厉的打击及瓦解反对革新的势力。顾仁恩被捕后，《人民日报》即发表短评，以此说明宗教界内确实有“披着宗教的外衣，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作侵略工具”。因此，全国各地的基督徒必须“警惕起来”，“进一步揭露隐藏在教会中的一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分子，以保持宗教的纯洁，彻底实现三自革新的纲领”。124三自革新因而成为与“反革命”划清界线的唯一选择。125

 

    （二）反美帝文化侵略

    除了反革命罪行外，基督教面对的另一个政治指控是文化侵略。所不同者，是反革命罪只针对个别中外教会人士，而文化侵略则泛指整个传教事业。

    先是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28日，安理会讨论“控诉武力侵略台湾”案，在这两次会议上，美驻安理会代表奥斯丁（Warren Austin）发言时，特别举“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十三所大学”和“美国在华所资助的小学和中学”，作为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恩赐”与“友谊”。126

    针对奥氏的发言，全国各地的教会团体及学校发起反美爱国大会及游行示威。据统计，奥斯丁发言后一个月间，全国20个大城市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和留学生等700多个单位约20万人，参加了反美帝的文化侵略运动。127

    12月16日，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周恩来指出：“过去我们曾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128  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12月29日，政务院举行六十五次政务会议，专责文教事务的副总理郭沫若，在会上把外国津贴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

 

    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的活动。这种侵略活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129

 

    他进一步指出，解放后，美帝国主义仍“不断的企图利用这些机构和团体暗中进行其反动的宣传和活动”。因此，政府必须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把一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的、彻底的、永远的、全部的加以结束。”此外，他又指示，凡接受美国津贴的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鼓励。”130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前者号召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方人员，必须“本爱国精神”，为彻底实现“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而奋斗”，后者则正式确立对宗教团体及其附属事业进行管理的登记制度。131

 

    由抗美援朝激发的全民反帝斗争，逼使中国教会无法再逃避肃清美帝势力及毒素的政治清算要求。132中共成功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强化及渲染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革新基督教赋予更大的正当性及迫切性，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各种影响“连根铲除”。133

 

    （三）深化基督教的革新

    政务院的决定于1950年12月30日公布后，各地教会团体纷纷响应政务院的决定。134协进会常务委员会、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多个全国性团体通过不再接受任何海外捐款。135其他宗派也召开会议，追随有关决定。例如1月22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议决拥护政务院的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国外津贴。136而卫理公会中央议会执行部亦于2月20日至22日召开会议，议决拥护政务院决定，此后不再接受外国津贴，积极展开三自运动。137

    不过，上述决议基本上只是处理自治及自养的问题，没有触及思想层面的革新。南京青年会的韩文藻清楚指出，部分教会人士把政务院的决定“看的事务化了”，以为“不依靠美国津贴，实行自立就了事了”,忽略了报告中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基本精神。138

    职是之故，吴耀宗在<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一文，阐释他对革新的理解。他指外国津贴的断绝及政务院的决定，实际上已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而现时留在中国的传教士数目已逐渐减少，也不可能在性质上掌握实权，故自治非当前的迫切问题。问题的核心是自传，“所谓自传，不只是‘什么人去传’的问题，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的革新能否成功，端在于中国信徒能否“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139吴耀宗对自传的理解，就是把基督教的革新，定位于如何在思想意识层面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

    除了思想意识层面的斗争外吴耀宗及各宗派领袖也在革新的领导权上进行角力。例如卫理公会所指的“三自运动”，是指由年议会及各牧区成立三自运动委员会，并由年议会增设三自总干事来跟进。140这种把“三自”革新纳入各宗派组织体制的模式，在中共及吴耀宗眼中，无疑是“旧瓶新酒”的另类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1月25日至29日假汉口举行的中华信义会的全国会议，便具有突破性及划时代的意义。《信义报》指出，会议是“在政府的大力协助之下”举行的。中南局统战部、宣传部及武汉市委宣传部的代表都在会中发表讲话。会议除了议决跟十六个外国信义宗的差会割断关系，并更名为“中国基督教信义会”外，更加入了控诉外国传教士及已出国的信义会领导彭福罪行的环节，并且发表宣言及致全国同道书，表明信义会对革新的诉求。14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层面的首次控诉，这种以控诉的方式来进行反帝斗争的手法，显然也是在中共的要求下进行的。不过，信义会的革新模式虽然符合中共的构想，但在基督教宗派林立的情况下，要在短时期内促成基督教的全面革新，中央及地方当局便要逐一跟不同的宗派上层领导交涉及谈判。

    为了更有效的推动全国的革新运动，1951年3月15日至19日，在中央宣传部及统战部的召集下，第一届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陆定一在会上作出重要讲话，并讨论中央发出的<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142中共决定于4月利用外国津贴断绝的形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直接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143 是次会议于4月16至21日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下文简称北京会议），除了全国一百五十多位基督教代表参加外，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内务部副部长谢觉哉、副部长陈其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副秘书长邵荃麟及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均出席发言。中央政府广泛邀请全国不同的宗派代表出席，即使没有接受外国津贴的自立教会也不例外，反映中共企图藉此会议，向全国基督教宣示其对革新的要求。北京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割断基督教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的社论，说明中共召开会议的主要诉求。144  4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宗教革新运动时应注意不要扩大宗教市场的指示>，指出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必须推动教会内的进步人士，“对宗教教义，作某些正确的合乎实际的诠释，说明爱国与信教并不矛盾，一个善良教徒首先应热爱自己的祖国”，藉此打击反革命的顽固势力提出的“宗教是超政治的”、“革新就是裂教”等言论。145有关指示的精神，特别是对“超政治”的批判及爱国的宣言，从会议期间党政领导及教会人士发言中，亦充分表达。

北京会议确立了领导基督教革新运动的体制。会议通过了由政府提出，经与会代表讨论修改的《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处理办法》，146正式要求差会停止中国活动，而各基督教团体的董事会名单，更须政府批准。所有教会及其附属事业，都要向政务院专门登记。147换言之，政府通过专门登记的手段，直接建立了与各教会及基督教团体的关系。同时，又成立“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下文简称革新筹委会），专责统筹基督教的革新工作，由吴耀宗任筹委会主席。包括协进会在内的各个基督教团体及各大小宗派，都要在革新筹委会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与革新。革新筹委会的成立，显然是要把革新的领导权集中，藉此向各宗派施压。

    会议的另一个突破，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展开基督教的反帝斗争，各代表通过<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重申要“最后的彻底的永远的全部的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联系”。148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不仅是在组织及制度上，更深深植根于思想意识层面。邵荃麟在会议致开幕辞时，以“打扫房子”来形容基督教的革新运动。149陆定一则强调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基督教来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特别是批评了基督徒的“超政治”立场。150在反帝爱国的旗帜及敌我矛盾分明的政治形势下，控诉成为基督教领袖无可避免的政治选择。会议分组讨论时，中共代表明确要求各教会领袖必须投入控诉，151结果共有18位教会人士在全体控诉大会上站出来控诉。以基督教为矛头的控诉运动从此展开。152

    （四）控诉运动与革新

    革新筹委会成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在各地推动不同宗派教会及基督教团体展开控诉及学习运动。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开展基督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共对控诉的要求。153  5月开始，三自革新筹委号召各地教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进行控诉。154刘良模更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导各地教会如何开展控诉。155此文原来是中共华东局指示刘撰写的，最后经华东局审查后发表。156除了印证刘氏与中共华东局的密切关系外，也进一步说明以控诉的方式来深化革新，是在中共的指导及部署下进行。筹委会强调，“控诉运动是中共基督教打扫房子，肃清美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对中国基督教恶毒影响的基本工作。不搞好这件工作，其他一切都谈不上。”157

    据革新筹委会统计，到8月初全国已有63处举行了控诉大会。不过，筹委会呼吁各地教会要“继续开展并深入控诉运动”，指出“我们中国基督教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有百余年之久，要肃清基督教内的美帝国主义影响也绝不是一两次的控诉大会所能奏效的。何况有些教会根本不愿意控诉，怀疑控诉”。职是之故，必须“进一步的将控诉运动展开并深入到上海的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基督教团体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去。”158

    控诉运动在基督教革新运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正如中共中央指出，学校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159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改造教师思想”，更是全面的清理学校，建立执政党对教育的领导。160我们将这种情况套在基督教界内，那么在基督教领域展开的控诉运动，其实也是要确立党对基督教各组织团体的领导权。三自革新筹委会毫不讳言，各地教会在未搞好控诉运动前，将不予批准成立三自革新分会。因为，这很可能“又一次被美帝利用以‘合法地位’”来进行破坏。161

    中共利用抗美援朝运动所激发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加速了基督教革新步伐。162仅1951年，全国133个城市，共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控诉会228次。163控诉运动在中国教会内部制造了红色恐怖，信徒在反美帝的形势及政府的压力下，被逼投入控诉行列。控诉运动的特征，就是中共要求被控诉者最亲近的友人或同事出来控诉，控诉会的举行程序是中共按照土改运动斗争地主的模式进行，先由工作队对教会内情作详细调查，确定控诉对象和由谁进行控诉。然后由工作队和教会内的积极分子组成控诉委员会。控诉者撰写控诉词后，交委员会审查修改。最后是召开控诉大会。164同时，控诉运动也是“过滤”教会领导阶层的不二法门，教会必须由“站稳人民立场”的“积极分子”所领导，“党——三自组织——教会”间的领导体制，就是建立在控诉与思想改造的基础上。

    1951年4月，签名人数增至200195人，信徒的宗派背景更趋多元。到1953年9月，签名人数再上升至4002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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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01、<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北京：中央文献，1991），页235-237.

102、杨奎松，<毛泽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入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页31-76.Julia C. Strauss,“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se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I (2002),pp.80-105.

103、齐德学、郑礼峰，<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领导与展开>，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页4-6.

104、罗瑞卿，<必须坚决、准确的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9日）>，收入公安部“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编辑组编，《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页31.罗氏又说：“抗美援朝是要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土地改革是要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广大农村的生产力；而镇压反革命则是争取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保卫国家和人民、巩固政权和巩固革命胜利、准备建设的必要条件”。参见<有关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几个认识问题（1951年4月4日）>，收入《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页59.

105、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册上，页549-550.另 Frederick C. Teiwes,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in Roderick Mac Farquhar &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p.89.

106、<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2，页44-46.

107、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0年12月19日）>，收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页237-238.

108、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册2，页36-37.

109、毛泽东，<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1951年1月21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2，页47.

110、罗瑞卿，<有关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几个问题（1951年4月4日）>，收入《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页65.

111、<上海宗教界拥护各党派宣言，为争取和平不惜牺牲一切，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将及时予以揭露>，《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

112、刘良模，<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天风》，期257（1951年3月31日），页3.

  113、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0月16日）>，收入《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页27.

114、<上海市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情况>，《内部参考》，号44（1951年3月17日），页81.

115、<天津逮捕三个美国间谍>，《人民日报》，1951年4月6日。

116、F. Olin Stockwell, With God in Red China: The Story of Two Years in Chinese Communist Priso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3),pp. 72-85.

117、<保护正当的信仰自由，取缔反革命的“圣母军”>，《人民日报》，1951年7月15日。

118、Victor E. W. Hayward, “Overseas Newsletter VIII,”China Bulletin 107, p.5;四川省志宗教志办公室编，《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575.

119、<宗教界败类顾仁恩被捕>，《新华日报（南京）》，1951年3月31日。

120、<许多爱国基督教徒热烈发言控诉教会内部阴谋破坏活动，对徐超尘及其“基督徒学联”反动言行极表愤慨>，《新华日报（南京）》，1951年5月31日；<调查马兆瑞的罪行>，《新华日报（南京）》，1951年9月19日。

121、陈永发，<导论>，收入《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页8.

122、<粉碎美蒋特务利用教会进行间谍活动的恶毒阴谋>，《天津日报》，1951年2月24日。

123、例如，重庆于1951年3月逮捕了4000名特务，其中基督教及天主教各占4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亦指“宗教界很恐慌”。参见<重庆市各阶层人民对我逮捕特务分子后的反映>，《内部参考》，号47（1951年3月22日），页95.

124、<肃清宗教界的败类>，《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7日。

125、胡乔木在51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政府必须跟教会领袖人物公开谈判，“对他们说：他拥护政府，政府就保护你，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各地成立宗教事务处，进行对教会的公开管理。”这样便可孤立及打击教会内只占少数的反动分子。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页39-40.

126、本社综合稿，<反对美帝文化侵略运动>，《新华月报》，卷3期3（1951年1月25日），页654.

127、<反对美帝文化侵略运动>，《新华月报》，卷3期3，页654-655.

1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0年12月29日，卷上，页513-515.

1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0年12月29日，卷上，页511.

130、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1950年12月29日）>，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1，页511-515.

131、<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政务会议通过重要决定>，《进步日报（天津）》，1950年12月30日。1951年初，文化教育委员会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实施办法>，赋予了各地设立的登记专门处权力，要求接受外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向登记专门处登记，并呈交报告。全文收入《新华月报》，卷3期4（1951年2月25日），页888.

132、Helen Ferris,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to 1952,pp.48-49.

133、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页39-40.

134、<拥护政务院处理方针，上海基督教人士发表宣言>，《天风》，期246（1951年1月13日），页3.

135、<五个全国性基督教团体决定拒受外国津贴>，《光明日报》，1951年2月5日。

136、<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站起来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报》，卷23期2（1951年2月），页1.

137、<卫理公会在沪召开会议>，《天风》，期253（1951年3月3日），页11.

138、韩文藻，<从政务院的决定说起>，《新华日报（南京）》，1951年1月12日。

139、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天风》，期246，页1-2.

140、<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中央议会执行部会议记录>（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1951），页6.上海市档案馆，U107-0-56-[1].

141、有关信义会是次会议的各项报道及记录，参见《信义报》的“会议专号”，复刊卷5期1（1951年4月），页1-15.

142、赤耐主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册上，页98-99.

143、<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2，页94.

144、<彻底割断基督教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人民日报》，1951年4月17日。

145、<中央关于宣传宗教革新运动时应注意不要扩大宗教市场的指示（1951年4月18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页199.

146、<庆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成功>，《天风》，期262-263（1951年5月8日），页1.

147、<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新华月报》，卷4期4（1951年8月25日），页905.

148、<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人民日报》，1951年4月25日。

149、沈德溶，<北行日记（中）>，《天风》，总264号（1951年5月19日），页12.

150、陆定一，<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上的讲话>，《天风》，期262至263，页6-10.

151、沈德溶忆述了其中一个分组的情况，当时各教会领袖对控诉显得十分保留，小组会议开了三天，仍未能打开局面。结果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周力行声色俱厉的推动各人必须控诉，终于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干事崔宁祥第一个站起来控诉传教士毕范宇，“有人带了头，其他的人就容易跟上来了”。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页81-82.

152、中共对基督教的控诉运动，做出详细的部署，甚至包括了针对不同宗派组团的控诉重点。参<上海基督教天主教近况>，《内部参考》，号95（1951年6月7日），页6-7.

153、<开展基督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人民日报》，19514月25日。

154、<搞好传达，搞好控诉>，《天风》，期262至263，页29.

155、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天风》，期264，页5，后再刊《人民日报》，1951年5月21日。

156、顾长声于1981年询问刘良模，何以会发表此文，刘表示：“不瞒你说，这边文章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同志所指示，由我出面并执笔，经过华东局审查同意后才在《天风》发表的。”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页157.

157、<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两个月的工作包括>，《天风》，期274（1951年7月31日），页2.

158、<继续展开并深入控诉运动>，《天风》，期276（1951年8月11日），页1.

159、<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1951年11月3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册3，页49.

160、于风政，《改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206.

161、<继续展开并深入控诉运动>，《天风》，期276，页1-2.

162、Theodore H. E. Chen,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stport, Connecticut: Hyperion Press, Inc., 1981),pp.27-29.

163、吴耀宗，<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天风》，期425至427（1954年9月3日），页5.

164、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页157.另Francis P. Jones, The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A Protestant Appraisal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62),pp.63-73.

 

                            （本文转载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