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

 

    五、吴耀宗与基督教革新

    （一）基督教的腐败与改造

    最后我们要探讨吴耀宗在革新运动的角色。《天风》主编郑建业认为，周恩来对吴耀宗的帮助，“并不是全凭外铄”，在某些革新的根本思想上，吴耀宗“是早已有之的”。165郑氏的观察可说切中问题的核心。

 

    吴耀宗一直相信，基督教会要为解放后面对的困难负全责。他认为差会及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在主观意念上并没有帝国主义的企图，但他们所属的国家，却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他们所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当然也逃不出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所以，基督教必须接受改造，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基督教不能再“寄生在资产阶级里面”，“它的迷信，它的腐败，它的势利，它的残暴，它同统治者的勾结”，都要求基督教做严厉的自我批评。现在已是人民解放的时代，基督教必须“除旧布新”：“基督教必须知道，它已经不是医治世界痛苦的万灵药的专卖者，相反的，上帝已经把人类得救的钥匙，从它手中夺去，给了别人。总一句话说，基督教必须大彻大悟，让旧的躯壳死去，让新的生命来临。”166后来他在人民政协会议的发言，便强调“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167

 

    可以说，吴耀宗与中共均认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间的密切联系，也是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促成了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开展。由于周恩来对宣言第五稿的评语——特别是指宣言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说的偶然，予人吴与中共间存在歧见的印象。不过，宣言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吴耀宗个人的观点，整个宣言的撰写过程，充分反映出他与其他宗派领袖间的持续角力。吴耀宗为了争取更多教会领袖的支持，所以他必须把帝国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用较偶然的方式来表述。后来周恩来也同意宣言是各方面所寻求的最大共识：“如果由我起草一个宣言拿出来，他们也会同意。可是这样做就没有作用了。”“只要和国家政策接近，只要大的方向对了，就不要去改他们的，差一点更好，完全和我们说的一样倒不好。不能要求十全十美……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168周氏所强调的国家政策的大方向，就是把肃清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为基督教革新的起点与方向。就这点而言，周、吴二人是一致的。

 

    吴耀宗有别于中共的主要观点，在于他仍相信耶稣基督的革命精神，乃解放人类的革命福音，只是现实的基督教业已腐败，无法体现耶稣的革命精神而已。他对中共的接纳，是因为中共已经把上帝的真理实践出来。169其倾向拥护中共及共产主义，可说是怀有强烈的改造基督教动机。

 

    那么，基督教完全拥护中共及共产主义，是否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他的回答是：“基督教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但基督教对新时代中一切与它教义不违反的趋势都可以采取一个赞成和合作的态度”。基督教的特殊贡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关于人与人，人与上帝，以及其他一切做人的道理”。不过，他却指出两个事实：第一，“基督教以外的人，也未尝没有这些道理”，他们是凭着经验，一点一点学习来的。第二，基督教的永恒真理，“没有被现在有组织的基督教表现出来”，所以现时基督教被人反对。因此，基督教要努力把耶稣所显示的真理表彰出来，“同时在时代的主要潮流综合起来，成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这样，基督教便会被人了解和接受。170

 

    吴耀宗相信，教会已跟真理背道而驰，相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却在实践过程中彰显了上帝的真理。只要是上帝的真理，“无论在什么地方显现，我们都应当服从”，“表面上的信与不信，不能作为标准”。只要是上帝的启示，他都愿意服从。他承认这种对真理与教会关系的理解，跟“正统派”同道常发生矛盾，甚至被指为“出卖了基督教”，特别在<革新宣言>发出后，他受到了许多的批评，听到了不少的谣言，令他承受极大的压力。但他深信：“斗争是痛苦的；斗争当时好像是脱离群众，可是这并不一定是错的。耶稣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他，本乡的人也不容他，最后连门徒也离弃了他，使他孤独的走上十字架。我们在斗争的痛苦中，看了十字架，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

 

    ……我的经验告诉我：不顾一切，服务上帝的旨意，是可以得到平安的。在晚上，当我躺在床上，对着上帝，审查自己，我觉得问心无愧，非常平安。在这些时候，

 

    如果我发觉错误，就勇敢的纠正自己。无论怎样，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可靠的领导者。

卅年来，宗教信仰控制着我。有时上帝领导我到不愿去的地方去。当时我想摆脱一切，到偏僻的地方，过安静的生活，然而我不能这样的逃避，因为上帝的声音在呼召我，我只有不由自主的跟着这声音走。”171

 

    吴耀宗把其革新基督教的主张，以及与新政府间的合作，视为上帝的真理及启示的领导；是上帝拣选他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去改革中国基督教，让

 

    （二）青年会与革新运动

 

    吴耀宗除了是天风社社长外，又是青年会全国总会出版部主任，他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长达三十年，跟青年会关系密切。如果《天风》是他与协进会派斗争的主要舆论平台，那么，青年会（包括女青年会）在组织及人事上与革新运动的微妙关系，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梳理。

 

    正如上文所言，十四届年会后，虽然吴耀宗当选为协进会副会长，但协进会派对其革新主张，仍有相当的阻力。后来他总结三自革新运动的最大不足，就是缺乏全国统一领导的机构来推动。172  1951年1月，他提出“青年会应该作为全国基督教的领导者”的构想。他认为，在中国基督教需要基本改革的大前提下，只有青年会“与社会有接触”，“站在时代前线”，最能胜任改革的工作。173

    中共领导人对青年会也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认同青年会对革命工作的作用。例如，周恩来肯定解放前青年会“同情中共革命”的表现，青年会内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174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也有类似的见解。175

 

    不过，这个由青年会来领导基督教改革的构想，后来却由革新筹委会所代替。重要原因是吴耀宗担心青年会与教会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会成为革新运动的阻力。他承认“教会里的人，常常说我们的宗教修养肤浅”。176以一个非教会的基督教机构来领导教会革新，难免引起教会人士的抗拒。为了争取更多教会人士的支持，他不能不顾及教会人士的感受。此外，在抗美援朝反帝爱国的政治洪流下，青年会也因其美国背景，需要进行三自革新，故由青年会来领导革新运动，从政治背景来看也不恰当。177

 

    职是之故，吴耀宗决定向中共建议，筹组一个新的全国性领导机构。据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忆述，吴氏主动到统战部联络他，建议成立基督教的三自机构。周而复原则上同意有关建议，表示须经中央统战部研究后再作答复。于是周向华东局统战部部长潘

 

    汉年汇报，获得其肯定。而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亦十分赞成此事。于是周而复正式答复吴耀宗，表示中央的支持。178

 

    然而，革新筹委会在人事上仍跟青年会有密切的关系。179笔者整理了25位委员（其中11人为常务筹委，人名下有底线者）的背景，具青年会背景者占了11人（人名黑体者）：

 

 

   筹委会于1951年4月25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在常务委员会下设三个工作机关：联络组（组长郑建业，副组长罗冠宗、李寿葆、施如璋）、宣传组（组长刘良模，副组长沈德溶<兼《天风》主编>）及总务组（组长涂羽卿、副组长陆琪臣<全国青年会市会组主任>）。180上述七人均具青年会背景，加上筹委会主席吴耀宗在内，全国三自筹委会的主要干部尽由青年会派人士担任。同时，筹委会又议决以《天风》作为机关刊物。181  1952年三自革新筹委正式成立办公室，由沈德溶任办公室主任，集中处理会务，三个工作组即行撤消。182

 

   由于革新筹委会与青年会间的密切关系，不少基要派或属灵派教会人士，常批评三自组织是“被青年会派所把持，吴耀宗他们是‘异端’，本来就是没有信仰的。”而三自革新就是要碰“属灵派”的信仰。183

 

    六、结  论

 

    <革新宣言>的出现及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开展，充分反映出中共对宗教领域的控制。邹谠（Tang Tsou）指出，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全能主义政治”（totalism）的趋势，随着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而逐步升级。所谓全能主义政治，指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侵犯的领域。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的自由和权力没有受到道德、法律、宪法的保障。184全能主义政治的实现，跟中共党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建国后，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尤其是在毛泽东个人之手。毛泽东又学习斯大林的党一元化领导，透过党组织网络，特别是“党委分口制”，控制整个国家机器。185从上文的谈论可见，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发展，充分体现党一元化领导的格局。

 

    中共对基督教革新的重要影响，就是明确把肃清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为革新运动的目标与方向。<革新宣言>的产生及签名运动的开展，反映出中共如何以国家力量来主导中国教会的革新，并为革新清除及打击教内反革新的阻力。同时，中共充分利用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势，在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号召下，透过群众运动及红色恐怖的手段，强化党对社会不同领域的控制。知识分子在各起政治运动中，都得接受思想学习与改造的任务，“民间社会”受到空前的摧毁。186基督教界在全国弥漫的反帝斗争、爱国主义的氛围中，根本无法否认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原罪”。187

 

    中国基督徒必须朝投入反帝爱国的政治门争，为举国全方位肃清美帝影响恪尽义务。

 

    党一元领导的实现，也体现于“党”藉着组织及人事关系，来领导及控制基督教，这里尚可作两点补充。第一，建国后，中共在各单位、团体内设有党组，确立党的领导权。由于宗教团体的性质，故有关党组没有公开活动。188不过，三自革新筹委会常务委员中，李储文的党籍后来便于文革时暴露。李氏于1951年革新筹委会成立时任常务筹委，1954年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时，更担任秘书长的重要职位。189第二，各地所成立的三自革新组织，与全国革新组织间，并没有纵向的领导关系存在。领导各地革新组织者，主要由所属地方党委通过各地宗教事务部门负责。这两点进一步说明了党对基督教革新组织的领导与控制。

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究竟效果如何？据革新筹委会统计，至1953年9月底，<革新宣言>已收到40万人签名。虽然签名的人数持续增加，但这并不代表三自革新运动能够整合 

 

    不同宗派。其中属灵派的抵制，更成为革新运动的最峻挑战。例如，北京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公开指斥三自领导为“不信派”，形成了一股反三自的“逆流”。190而基督徒聚会处在1953年开始，亦出现退出三自革新的浪潮。191政府方面对此密切关注，宗教事务处将有关教派列为“斗争的对象”，并承认革新运动“还没有深入到比较广大的教会基本群众（落后的信仰很深的教派与教徒）中去”。192即使在全国三自组织的根据地上海，也面对颇强的“反三自”力量，到1955年才成立市一级的三自组织。

 

    针对这些反三自的力量，中共于1953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坚决同“破坏‘三自’运动的敌对势力斗争，使中国教会的领导转移到爱国的宗教界人士手里。”193在斗争的同时，中共亦认为，有必要加强团结基督教内的属灵派教会。宗教事务处批评教会的爱国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常常表现出“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特别是不做或少做礼拜，不去过一般的宗教生活，难免“使落后的信仰很深的教徒怀疑他们没有信仰，或者怀疑他们所搞的革新运动就是要革掉宗教。”因此，宗教事务处建议，革新筹委会应“更多的吸收教会中有代表性的上层领袖参加，使它真正成为全国基督教各派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爱国”代替“革新”的口号，并要切实加强照顾教徒的宗教生活，以便争取团结更多虔诚的教徒。194

 

    1954年，全国基督教会议假北京召开，革新筹委会改组成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标志着基督教革新运动进入新的阶段。195会议的目的是扩大基督教的团结，把拒绝参加三自的大小教派（特别是属灵派）争取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不过，1954年后，基督徒会堂及基督徒聚会处仍然坚持反三自斗争，严重冲击了三自组织的代表性。最后，政府利用肃清反革命运动的形式，先后逮捕了这两个教派内的反三自人士，“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及“倪拆声反革命集团”成为建国后两宗涉及基督教的最大规模反革命案件。

 

    吴耀宗于总结三自运动的发展时指出，至1954年6月底于<革新宣言>签名人数为417389人，占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二。196其实，当革新筹委会成立，并在各地展开教会控诉运动后，<革新宣言>的签名人数已没有多大意义。如何争取更多教派加入三自革新，并在地方层面建立三自组织，才是运动的具体成效。不过，吴氏的统计倒让我们推算出当时全国基督徒的总数约60多万，远少于建国初年的100万。197质言之，经历了建国初期多起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基督徒人数锐减了接近四成。

 

    中共建国后，“反帝爱国”成为举国上下必须遵从的目标与方向，中共成功的利用了反帝国主义的旗帜，藉着各起政治运动，把党一元化的领导，伸展至宗教领域。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反帝浪潮中，中国教会背负帝国主义的“原罪”，根本无法逃避割断与帝国主义关系、肃清美帝毒素的政治斗争任务。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实现党对基督教的领导。在泛政治化及意识形态化的年代，教会组织的自主性、宗教信仰的立场，甚至基督徒的人性及良知，都在”反帝爱国“的名义下受到严重的冲击。全能主义政治对中国基督教的入侵与冲击，在此充分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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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5、邓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收入《回忆吴耀宗先生》，页134.

166、吴耀宗，<基督教的改造>，《天风》，期173（1949年7月30日），页8-9.

167、 吴耀宗，<对于人民政协会议三大文件的拥护>，收入氏著，《黑暗与光明》（上海青年协会，1949），页276.

168、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1951年1月20日），收入《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页54.

169、1941年夏，吴耀宗与周恩来见面谈及宗教问题时，吴认为马列主义与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周恩来对此有所保留。参见孙志慧，<周恩来与基督教领袖吴耀宗>，《红岩春秋》，2004年第一期，页14.徐如雷也指出，吴耀宗认为唯物论也是上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故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并不完全冲突。但他也指出，吴氏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跟中共间仍有距离。参见徐如雷，<一个“真以色列人”——纪念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金陵神学志》（海外版），期11（1989年2月），页13.

170、何慈洪笔记，<基督教与新时代>，《基督教丛刊》，期24（1950年3月），页68-69.

171、李储文记，<青年会的宗教基础——吴耀宗同工讲>，《同工》，新卷5期1、2，页10.

172、吴耀宗，<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天风》，期262至263，页5、16.

173、李储文记，<青年会的宗教基础——吴耀宗同工讲>，《同工》，新卷5期1、2，页10.

174、<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册1，页221.

175、罗竹风，<缅怀吴耀宗先生，坚持“三字爱国”道理>，收入《回忆吴耀宗先生》，页206-207.顾长声也指出，1930年代起，许多共产党员加入青年会成为会员。不少潜伏在青年会的地下党员，到中共建国后便晋身干部。参见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页185.

176、李储文记，<青年会的宗教基础——吴耀宗同工讲>，《同工》，新卷5期1、2，页10.

177、吴耀宗，<控诉美帝国主义在青年会内利用改良主义侵略中国>，《天风》，期276（1951年8月11日），页8.

178、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之二：雄鸡一声天下白》（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页50.周氏在这里所指的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但笔者相信他是把1954年成立的三自组织跟1951年成立的三自筹委会混淆了。

179、徐以骅指出，各地青年会的学生干事，后来亦在地方三自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参见 Yihua Xu, “‘Patriotic’ Protestants: The Making of an Official Church,” in Jason Kindopp & Carol Lee Hamrin, eds.,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e Tensions(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pp.111-112.

180、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页24.另<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天风》，期262-263，页31.

181、<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天风》，期262-263，页31.

182、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页24.

183、罗竹风，<缅怀吴耀宗先生，坚持“三字爱国”道路>，收入《回忆吴耀宗先生》，页201-202.

184、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页69-71.

185、“党委分口制”，就是把政务院和其他平行机构主管的国家事务分门别类，再由中共政治局分口掌管。例如，周恩来名义上是政务院总理，但在党内却只是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书记。国家主权机关的各部门表面上向周恩来（总理）负责，实际上则是各部门内的党组织向政治局指派人员负责。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册上，页477-480.

186、崔志成，<中共与党内知识分子关系之四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3（1994年6月），页233-235.

187、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指示教会领袖，基督教的帝国主义色彩是“无可强辩”的。吴国钧，<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陈其瑗部长对教会指示记要>，《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会讯》，卷5期1（1951年1月），页1.

188、宗教事务处的文件中，指“我们要进行‘打进去’、‘拉出来’的艰苦工作，一方面派我们的人进去工作（要分成审慎秘密），一方面要在里面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我们在里面的力量（不管是积极分子靠拢我们的群众），应保持秘密，隐蔽在群众中，以便进行长期的斗争。”参见<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初稿）>，页17，福建省档案馆藏，全宗150，目录1案卷。

189、李储文同时为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于是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转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任副主任。1980年代，李被派到香港新华社任副社长，协助许家屯工作。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合报出版社，1993），册下，页475-476.

190、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页63.

191、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拆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页100-117.

192、<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初稿）>，页15、页11，福建省档案馆藏，全宗150，目录1案卷。

193、中共江苏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http://www.jstz.org.cn:5001/gb/c_10/lishi74.htm 。据是次会议总结，政府建立的爱国组织，“在基督教会中已控制了若干大公会，开展了各地基督教徒的控诉运动”，并计划“以积极进攻的精神，稳步前进的方针”，把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发展。<关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报告（1953年12月）>，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页767.

194、<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初稿）>，页11-14、19，福建省档案馆藏，全宗150，目录1案卷。

195、吴耀宗，<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的成就>，《天风》，期428至429（1954年9月23日），页9-10.

196、吴耀宗，<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天风》，期425-427，页4.

197、宗教事务处指出，至1951年底，中国基督徒人数为660904人，较49年时少35.9%。参见“两年来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情况”，<宗教情况通报>，号54（1952年1月22日），页2.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川50-526.

 

                         （本文转载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