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正宗

 

　　一、前言

　　中国佛教寺院的调查与刊布，自古都收录在官方修编史料中，民间修编则较少见。就台湾本身而言，仍是如此。官方主导有官方主导的好处，主要的好处是经费上不虞匮乏，但也有缺失，例如内容过于简单，而且只择要为之，部分被认定为不重要或年代不够久远的，则被剔除在外，因此，官方的文献也有其盲点。

　　台湾佛教的主要主导力量是掌握在被称为“斋教”的“在家佛教徒”手中，正统佛教的僧侣，由于人数稀少，没有特别的影响力。以上现实主要是反映在明郑及清代的台湾佛教社会中。

　　“斋教”分为龙华、先天、金幢三派，他们所建立的寺院称为“斋堂”，其中先天派的修行者是力行独身及素食的，而龙华及金幢则不禁嫁娶，也不强制茹素。在“斋堂”的带发修行者，女众被称为菜姑或斋姑，男众称为菜公或斋公，其修行处一般俗称为“菜堂”。

　　居主导地位的斋教道场甚少出现在官方的地方性史料汇编上，这也就使得近代的佛教研究者会忽略斋教存在的价值及其当时的影响力。

　　斋教三派在日据时代主要归附在曹洞宗派下，多少也受到日本佛教宗派的影响，但战后，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由于诸多原因，使得斋教道场原本数十倍于佛寺的现象，逐渐归并于佛教中（党国大老李子宽一九四八年初到台湾时曾表示，斋教道场有五百多座）。清代官方缺乏全面的统计，使得斋教与斋堂之分布及发展难为人知。

　　二、日据时代的寺院调查与出版

　　日据时代有两本重要的寺院调查报告，一本是《台湾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另一本是《台湾佛教名迹宝鉴》，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日据时代的寺院发展现况。

　　《台湾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发行于昭和七年（19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摄影兼发行人是台南国清写真馆的摄影师徐寿。本书开头有三篇序文，分别是连雅堂、日僧东海宜诚及徐寿三人所书。连雅堂的序文写道： 台湾固美丽之岛，中倚层峦，四面环海，天时和煦，长年如春。故其博，其人淳，其俗厚，自都市以至村鄙，莫不信仰佛教。名宫宝刹结构庄严，而二、三十年来之新建者，亦蔚为大观，是无异转轮之鹿苑，说法之祇园也。然巡礼之人，心虽向往，而未能?历其地，则不得不求之图画乡人，徐寿君青年之有志也，素擅撮影之术，又具敬佛之心，躬历全台，参谒各地寺院以及斋堂，择其可代表一方者，撮集成册编而印之，名曰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以供善信之观瞻，以传名胜于内外，其可以助佛教之振兴者岂鲜少哉？然则，此一帙也，其则华严经之所谓一尘一刹，一刹一佛也欤！壬申重九连雅堂（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日僧东海宜诚为临济宗在台重要弘法者，在南台湾尤其是高雄具重大影响力，其序文曰：横贯古今，洞察宗教之变迁，能适应时代，能支配人心，能够有益教旨之振兴，其中崇高的佛陀正觉伟光，灿然的光辉照放东方，传遍人类渴仰之所，遂藉传法诸国，得见各地堂堂佛堂伽蓝之建设，至而以此庄严微妙之灵感，能升起信见佛之胜缘，其所被处之功德可谓广大无边。今本岛文化俱向上，正当台湾佛教黎明之秋，藉由全台各地最有来历的名蓝古刹雅观一帖，可“温古知新”，鉴往事，促后来之革新，亦实可定为适应时代之行事。台南市徐寿君夙思致此，亲自跋涉深山遍乡，撮粹聚美，遂成就宝鉴之完璧，实为本岛佛教界未曾有之快事，相信亦为文教向上贡献不少，书一言以为序。昭和七年初冬．北园精舍．东海宜诚志（本文为日文，笔者中译）

　　摄影兼发行人的徐寿在“自序”中说：我台佛教之兴，逐年而盛，全岛寺院斋堂为数颇多，而名蓝古刹为世景仰者，各地俱有。顾未有集其真粹以宣扬于远近者，岂非憾事？鄙人素操撮影之术，又具敬佛之忱，不辞艰难历访各地，数月之间，撮成各地名迹，并志其沿革编而印之，名曰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幸得诸山长老、白衣善信多方赞成，是此一帙虽未足以宣扬佛教，而观者可以生其信仰之心，则鄙人之愿也。谨序大略以志因缘。昭和七年十月．编者．徐寿（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共收录道场八十五座，其中斋堂二十八座，佛教医院一座。寺为人住，调查寺院也必须涉及到住持的部分，因此，本书在书后亦附录各宗派当时之负责人或领导人，这就成为现代研究日据时代佛教宗派发展及分布的重要资料。

　　另一本《台湾佛教名迹宝鉴》发行于昭和十六年（1941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行人是施德昌，发行所是民德写真馆，发行人与发行所地址相同。发行人施德昌与台中市民德堂有极深的关系，该堂属斋教龙华派，日据时代依附曹洞宗派下。

　　《台湾佛教名迹宝鉴》在前一本《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内容更为详实。

　　本书没有人写序文，但有当时日本临济宗布教总监高林玄宝、临济宗教务所长东海宜诚的墨宝，台湾部
分则是妙禅法师的墨宝，上书：

　　法传万古，迹晋千古，于庚辰乃逢皇纪二千六百年，于施君德昌

　　居士为台湾佛教名胜晋迹传流，殊深感之，以志之其清志也。

　　本书共收录寺院、斋堂凡一百二十五座，其中斋堂占三十八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僧侣与斋姑合住的道场。由于目录是依文教局社寺课规定而编排，所以隶属的宗派非常清楚，且图文并茂，是比对道场兴衰的极佳蓝本。

　　三、光复后佛教寺院、斋堂的调查

　　台湾光复之后，一九四九年政府迁台，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一九五七年中佛会台湾省台中县支会发行了《台湾佛教大观》，当时台中支会理事长林春福在发刊词中说到：......自光复以来本省的寺院变动殊多，尤其四、五年来，如雨后新笋，逾益滋生，亟应有一个统系的介绍的必要。本会即于民国四十二年度作计划时，计划发刊全省佛教大观事宜，经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一致赞成通过，当经本会提交第四届理事长，黄有德居士领导编纂，即时搜集各方资料，嗣因故中断。迨至本第五届理事会决议著手复编，即时成立台湾省佛教大观编纂委员会，并任本会常务理事张文进居士，为该委员会主编再索集未齐资料细心从事纂，竟将本刊编成上梓，关于本刊所集全省寺院堂庵计有七百数十处，再加与佛教会，有连络的庙寺三百余处，共计千余处......。

　　本书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发行，由正觉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价值不仅收录的寺院庵堂为数众多，且有民间信仰层次的宫庙加入为连络寺院，其实这是延续日据时代的遗风，其目的为求“自保”的成份居多。本书不仅提供了光复初期寺院的现况，几乎可以一览全台寺院的演变历史，以与日据时代作一比对，可谓研究台湾佛教（斋教）的极重要史料集。

　　《台湾佛教大观》之后十多年间，未见有佛教单位或个人以佛寺（斋堂）为主要调查的出版，虽然如此，佛、道混合的地方性寺庙出版品亦有出现，例如《台南县市寺庙大观》（1963年11月．沈庆瑞．兴台文化出版社），而嘉义地区亦出版有《嘉义县市寺庙大观》，虽是佛、道混合，但却也提供了佛寺演变极佳的资料。

　　到了八○年代，朱蒋元先生主持的华宇出版社曾展开新一波的佛寺调查工作，其缘起于1970年，台北松山寺的道安法师（1907～1977年）有感于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遂有编撰“台湾佛教名刹”之议，而嘱托朱蒋元从事。调查工作自1971年左右开始，朱氏父子在数年间陆续出版了《台湾佛教名刹》八开本共四集，最后一集是于1974年11月15日出版。由于收集的图片相当多，对于光复后的这一段僧侣活动提供相当好的见证。

　　1975年朱氏父子将先前《台湾佛教名刹》四集扩大整编，并受星云法师的委托，再以二年的时间增补删节，编成《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1977年4月由佛光山付梓。关于这一段星云法师在该书的序文中说：（星云）亟思将本省佛教作一全部调查，使之组织归册，俾关心佛教者有资料可考，......。但欲调查本省佛教寺院庵堂，实不易为，幸华宇出版社主持人朱蒋元、朱其昌父子居士，受云建议与鼓励，乃耗费两年之时间与精力，作多次环岛访查，......，将稿交佛光山出版社发行，......全台佛教之历史及现状，自能一览无遗。......

　　本书的出版的确有效地衔接了五○年代以来佛教寺院的演化脉络。1988年10月朱氏父子将过去编印佛寺的经验与成果，再度整编浓缩成《台湾佛教名刹》十六开二钜册，虽然份量不及《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多，但其特色是将台湾佛教寺院依四大法脉源流作一系统性编排，收录于后部，不属这四大法脉者列于前部。

　　另外，《菩提长青》杂志自1985年底起，以一群新闻科系毕业的年青人投入佛教寺院的访查工作，可惜只进行到桃园以北（不含东部），因人事的异动太大，而仅余少数人持续进行，1989年中成立菩提长青出版社，并陆续将之前所访查的寺院出版，截至目前为止共出版《台湾佛寺》系列丛书九册，地区由基隆到台南县市，目前高雄地区正在进行，已完成三分之二的调查工作。

　　近几年随著「本土化”意识的抬头，已有部分县市政府单位也随缘调查所辖下地区的寺院，例如台东县政府在文建会指导下，与县立文化中心，后山文化工作协会合作，于1996年5月出版了台东县寺庙专辑，虽非针对佛寺，却是了解台东寺院极佳素材。而针对佛寺的则有台中县立文化中心编印，蔡采秀著的《台中县的佛寺》具代表性，全书共收录二十三座寺院，1998年6月出版，特别是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有些寺院已成绝响。

　　四、结论

     全面性的佛教寺院调查是十分需要的，除了可以了解佛教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可以掌握佛教的兴衰起伏脉络，鉴古知新，为佛教发展提供好的蓝本。唯部分寺院乃具保守性格，不喜与媒体等单位接触，使得寺院调查工作进行的不甚顺利，当然，寺院调查所费人力、物力不赀，也非个人所能单独完成，极须有志者共同耕耘。相信在“本土化”意识不衰的前提下，各地方也将陆续会提供更为详实的寺院调查报告，果真如此，则是研究台湾佛教相关史料者的一项福音。

 

                                   （本文转载自：佛教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