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月如

 

    主持人：

    今天我们可以放在一个更加具体的，而且是具有相当意义的独特的讨论。我们看到在傈僳族那样的一个地方，教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当然我们今天请到的曹月如博士会以其中的一条线索，就是地方村庄与国家这样一个线索来讨论。

 

    主讲人（曹月如）：

 

    我是半路出家，当了很多年的语文老师，后来又出来学习。我这个人比较笨一点，经常需要打击才会进 步，才能够坐得住好好学习，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一个目的吧，把自己这个很粗陋的一点对当地的观察和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以便我下去田野再深入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问题。

那现在我就来介绍一下傈僳族。傈僳族生活在怒江和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中间是怒江，左边是高黎贡山，往西翻过这个山就到了缅甸，右边是碧罗雪山，翻过山就是南平还有维溪，在丽江那一片地方。

 

 

    这个民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峡谷里边，这个峡谷里边地势很险要，坡度都在二十度以上，有的地方有六十多度。我到那里和他们一起种苞谷的时候，有地方就直站在那儿，往里一按就行了。所以有种说法叫“田地挂在墙壁上”。

    这个民族的祖先属氐羌族群。有史书记载，氐羌族群的一支迁移到了金沙江一带，他们和现在的彝族在渊源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后来向南迁移到了丽江一带。在丽江生活了一段时间，大概在三百多前就翻过山往怒江峡谷里边迁移了。

    为什么迁移过来，学术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与当时的丽江土司有冲突，他们不愿意受那个丽江土司太多的盘剥和控制，于是就翻过怒江往西走进了峡谷；还有个说法就是丽江的土司和当时的藏族统治者之间有矛盾，就会将傈僳族的人征去当兵，到前线去打仗。前线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丽江的土司跑了，把他们扔在战场上不管了。他们觉得很委屈，于是就拖儿带女的翻过怒江，就到了这个峡谷。

    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和土司有了太多的矛盾，维西有个人他带领人们有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达到了上万人，起义失败以后往怒江迁移。这是第二批往怒江里边迁。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又有一个
叫唐贵的傈僳人领导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也退到了怒江。因此一共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迁移。

    怒江峡谷里原来有一个土著民族，叫怒族，怒族人相比较来说，他们脾气要柔和一点，而在征服峡谷的时候傈僳族相对比较能干。傈僳族有个特点，就是好烟酒。好酒到了什么程度呢？一块苞谷地在刚刚成熟时，他们就会把酿酒的工具带到地里去，在地里当时就酿酒。酿出来酒，男女老少大家就一起喝喝，喝醉了就倒在地里。因此，一块地的粮食往往是被喝没的。据林茨在《福音谷》的记载，“常常有喝醉的人躺在街上，一条街上可能有十来个这样的人”。他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喝酒，我见过一个九十来岁的老太太，她差不多不怎么吃饭，但是一天得喝一斤多的酒。可见他们真是特别的好烟酒，另外还好赌博。

    他们男人出门的时候身上必定要带着一把大长刀，我见过最长的有五尺长，刀头是方形的，砍树、干活甚至切水果都用它。我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梨吃，我说吃不了这么多，他们就拿过一把大砍刀，一下子切开，说：“吃吧”。大砍刀带在身边，已经成为一个男子汉的象征了。他们还善于使用弩弓，弩弓箭头上还喂了毒药，叫毒弩。当时他们刚进入怒江的时候，怒族人很欢迎他们，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猛兽来伤人。以前这个江两岸的树非常高大，是原始森林，过去傈僳族的性情刚烈好争斗，经常是族与族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常常发生械斗，而且一斗就是几十年。

    还有傈僳族他们喜欢唱调子。据书上记载他们去打官司的时候，陈述一下谁有理谁没理，他说不出来，他必须得唱。这边唱了，然后那边就再对回来，这样的去打官司。他们在归信基督教以前婚前男女之间有充分的社交自由，经常一起跳舞、喝酒、唱调子，自由的谈恋爱。但结婚的时候必须是父母做主，男方要给女方出聘礼，叫做“婚以牛聘”。一般是四到八头牛。牛有两种，就是“干牛”和“湿牛”。“湿牛”就是这个真正的牛，“干牛”就是价值一头牛的东西，比如一个铁山脚架，过去铁特别珍贵的时候，一个三角架就顶一头牛了。无论如何要给四到八头牛或者是价值四到八头牛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还会出的更多一些，什么时候呢？他们那里男子以诱哄别的女人尤其是结了婚的女人跟自己结婚为荣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男方就必须给女方的前夫出一份聘礼，而且再重新给这个女方的父母出一份聘礼。村里有两户人家据说出到了四十头牛那么多的东西，这是他们在归信基督教以前婚姻方面的情况。

    另外在信仰上，在归信基督教以前他们是信万物有灵。他们祭祀没有寺庙，一般都是找到高大的树木，在那个树木底下或是在几个树枝上面挂上类似于纸条的东西，其实那个不是纸，他那里没有纸，是把鲜竹子的内膜刮下来绑上，据说那个内膜里边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然后通过人和灵的中介——尼扒——沟通，当有什么事请教这个人，或者是请他看病，他就会先用一些卜卦或者类似于祷告之类的语言跟灵沟通，然后灵就降临到他身上说话。一般是什么灵捣乱了那个人，咬了那个人，比如说水里的灵，或者是山里的灵，或者是路上的灵，那些灵咬了人，然后这个灵要什么祭物，比如说是鸡还是猪。一般先是用鸡来给这个灵，求这个灵饶了这个人吧，让他好了病吧，或者去了这个灾吧。鸡不行用猪，猪不行用羊，羊不行用牛。总体来就类似于讨好那个灵，求这个灵饶恕，这样的一种宗教情况。

    在1920年左右，有一个美籍传教士傅能仁在怒江的下游一带开始传播基督教教义。很艰苦的传了十年，但是十年里边就没几个人归信基督教，到后来信的人才慢慢的多了起来。他也意识到必须得创造文字翻译圣经，才能把基督教传开，于是他就创造了傈僳文字。傈僳文字是用拉丁字母或者是翻转倒过来的拉丁字母，或者是左右翻转的拉丁字母来拼当地的语言，所以说傈僳文字可以叫拼音文字吧。解放以后，政府也想替代这个老傈僳文，组织了一些专家创造出了一种更简便的新傈僳文字，也是拼音式的，但是没有推行开。那时政府传达文件的时候，就必须得找专门的人翻译成老傈僳文然后才能传达下去，到后来慢慢的汉字有点占了上风，除了在宗教场合使用老傈僳文以外，别的地方使用的就越来越少了。

    下边再看一下这个村子的概况，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村子在叫看谷的山头。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为居住点呢？一是这地方有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附近经常发生械斗，那么就必须找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所以就到山头上了。他们选择居住点首先考虑的是安全而不是收获庄稼的多少；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在江边低谷这样的地方比较湿热，瘟疫容易流行，所以他们就选择高山凉爽的地方。当地有句话：如果你不怕饿就住在山头上，如果你不怕死就住在山谷里。

    在1936年左右，国民党在看谷下面建了一个小学——省立附属小学，，就有四户人家搬到了小学附近居住。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医疗、交通等条件的改善，政府也鼓励大家往下搬。也是为了固定边疆稳定吧，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翻山就走了，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出去了，从看谷大概一天就到缅甸了。所以就鼓励他们往下搬，政府给他们瓦、砖。于是目前就分成这样从高到低五个地方居住。

    现在所说的里吾底跟以前说的里吾底不是一个，传教士在的时候看谷那个地方叫里吾底，现在论文里边谈到的里吾底既指这五个寨子。一个行政村他们分五个寨子居住，现在这里面住了182户765个人，这是2007年统计的数字。信徒所占的比例，按官方统计受洗的人数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是说这七百多个人里，实际上只有四五十个不信，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信徒，包括那些小孩子，但十八岁以下不包括的话，大概就只有百分之八十了。

    里吾底村曾经发生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本来傈僳族的村寨在历史上能留下的记载很少，但是这个村子却留下了一些记载。这个村发生过一个很著名的“里吾底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1912年民国成立初期，在辛亥革命以前，这里的怒江峡谷就已经不平静了。1860年缅甸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外国人——传教、考察、探险——陆陆续续的来到这个峡谷里边。还曾经发生过一些中外摩擦。比如有个叫布伦胡拍德国人到怒江峡谷来考察，结果在里吾底村附近被村民杀死了。出现了比较多的中外摩擦事件后，当时清朝的官员给朝廷上书，要求必须加强怒江峡谷这一带的治理。但是清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它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所以一直到了民国时期，1912年才开始策划怎么样来稳定边疆。在六月派了一支殖边队进入怒江峡谷，他们是用比较暴力的方式进入峡谷的，沿途是打过来的。翻过碧罗雪山到这里大大小小的仗打了有十几次，最后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地方。

    在当时这个地方是比较封闭的，这里的人也比较自治，大部分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只有丽江土司偶尔会一年到这里收一点象征性的礼物，来表示他对这里是有控制权的。殖边队到来直接控制他们，这样他们自然就很受不了。所以跟殖边队发生了很多冲突，当时这个里吾底村发生了一个命案。起因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布伦胡拍”事件有一点关系。布伦胡拍死后清政府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调查的时候在里吾底村附近的另一个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在他们家发现了一个德国人用过的马鞍子，然后就说他是凶手，于是就把他抓去坐牢了。称他为A，A妻子以为他这一走活着回来的希望太小了，她跟里吾底村的一户人家是亲戚，经常走亲戚的缘故，她就认识了村里的一个年轻人B，后来A妻和B就住在一起了。结果A坐牢的监狱发生地震了，把房子震毁以后，他就逃出来了。半路上A听说妻子已经跟别人住了，他很生气。那些人一生气就动刀子。A拿着大刀连夜赶到他妻子和B居住的地方把那个男的给杀死了，把他妻子也砍成了重伤。而里吾底村人说要为血亲复仇，这样B的弟弟非要为他哥哥报仇。于是带刀埋伏在一个地方，要把A给杀死了，结果有人告诉A，他就跑了。但是正好A的弟弟路过那，B的弟弟就把A的弟弟打伤了，A自然就不干了。

    当时殖边队正在收粮食，A因为在监狱里学了一点汉语就跑去告状，就说B的弟弟打伤了我的弟弟。殖边队的头头景绍武觉得杀人的是哥哥A，但是B弟弟打伤了A的弟弟，单单在这件事上来说，B的弟弟是有责任的，于是想把B的弟弟带走。然而村里的人用他们的规则来看这件事，认为这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那个哥哥死了；对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只是弟弟伤了。他们比较来说，里吾底村人觉得还是受委屈了，对方应该赔偿他们才对。现在却要把他们的人带走这是不行的。

    于是跟景绍武交涉，景绍武由于刚到这个地方，很想在这个民族前将国家的威望竖立起来，想让村里人都服他，于是他无论如何都不妥协，非要把B的弟弟带走，村里的人跟他怎么交涉都不行。

    殖边队到这个村子里来的时候，有个别人不太尊重当地的人。比如在人家存粮食的窖里边大便，见了姑娘就乱摸，据说还强奸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尽管那时村里的人还没受什么外来的影响，但他们很聪明。他们组织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来跳舞，然后还给殖边队的人敬酒杀鸡，让这些人吃饱喝足就睡了。半夜村子里的人拿锤子一个一个的将殖边队的人都敲死了，连官带兵一共敲死了二十三个，只有一个放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村要吃盐，就必须翻过这个山，这个人他家就是出山的那个地方的，要不放了这个人，将来报复起来他们就吃不着盐了，因此就把那个人放走了。

    发生这件事已经是1912年的11月了。11月的时候大雪已经开始下了，但是听说了这个事以后，在别的地方像福贡——再北边的那个县里边，还有在稍微南边一点的他们都有殖边队，几个地方的殖边队的100多个人就集合起来，另外还有山外边的援兵。集体围剿里吾底村，这个村遭到了猛烈的报复，很多房子都烧了，涉及到怒族的、傈僳族的12个人被杀死。其中有几个人，他们是去里吾底村还殖边队被杀的二十三个人的枪的。但是殖边队认为他们是村里的人，就逮起来活活剥皮，还一边剥皮一边搓盐，据说惨叫声多远都能听得见。

    发生了这件对当地人抨击力度很大的事后，殖边队把这里镇压了。当地人将这23个人埋了，埋的形式跟汉族是一样的，垒了一个圆形的坟。那时还有一个小屋子用来放牌位，指定村里的某个人去烧香，后来村里的人都信了基督教，也就没有人烧香了。这个坟墓明显跟村里的坟墓是不一样的，当地人称这个坟为“汉人墓”，在民国政府宪制里边把这个坟叫“英雄坟”。可以看到双方对这个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大概1928年时，这个村来了传教士。最初传教的是“神召会”的基督教派，讲圣灵充满，讲方言，医病赶鬼之类的。他们到这里传教，传了六个月就走了。后来“内地会”的人也来传教，他们是先派傈僳族传道人到这里来传教。在1934年左右，杨思慧夫妇，美籍“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了这个村子里。据杨思慧夫人的回忆录记载，他们到这里来是想翻译出最纯正的傈僳语《圣经》。这个地方比较封闭，受外面汉族人的影响比较小，语言比较纯正，这样翻译出来的《圣经》，各地的傈僳族人都能懂，所以就来到这个村子。在这里他们一住就是十多年，来翻译《圣经》。在1944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村里十年的时候，杨思慧的夫人有一次出去传道，她在出去之前刚做了一个手术，手术虽然不大，但是伤口还没长好。这里的山路非常的难走，我进去的时候走这个山路，有的时候是前边一个人拉着，后边一个人推着，差不多是划着过去的。登山越龄，特别难走，杨思慧的夫人过江，到对面的一个村子里传教，她的伤口就裂开了，后来感染了。她的丈夫杨思慧当时没在，也没有人照顾她，后来她就去世了。她死后埋在了这个村子里。在她去世之前还有两个传教士，也是到当地传教，感染瘟疫病死了。所以就有三个传教士埋在这个村子里。现在去那个村子，可以看见一个传教士的坟。

    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种类的坟，一个是殖边队的坟墓，还有一个是三个传教士的坟墓。

    这个村子除了在地理意义上是个具体的村庄外，还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村庄，从这个村庄里边走出了很多的人。在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就在这个地方办了小学，传教士来了以后，他们除了普及傈僳文字以外还鼓励当地人学文化。所以这个村子跟周围的村庄比起来文化程度相对高些。出来了很多的干部职工，到2006年统计，国家干部职工就出来了128个人。而且傈僳族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大学生也都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到现在为止，这里出来地厅级干部两个，县处级干部六个，科级干部有五个人。这些人和村里人一样的共享一套文化符号，遵守同样的风俗习惯，而且他们也很认同自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我称之为文化意义上的村庄。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不少人。1958年，国家停止宗教信仰自由以后，58年就有很多人因为信基督教遭到了逼迫，一夜之间抓了很多教会的领导。不少人觉得下个被抓的人就是他，也没有商量，一个晚上就跑了31户，100多人翻山拖儿带女的就走了。有的人家是走了一部分的人，还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他们出去以后也是聚族而居，而且在那边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教会也叫里屋底教会。他们那边因为信仰自由度比咱们这边高，教堂里边还挂了傅能仁、杨思慧夫妇和在南边泸水传过教的杨志英夫妇的照片。很多不太清楚的人都以为那个地方就是里屋底教会。实际上不是，这里才是里吾底教会旧址。那些去那边的人也是里吾底村人，所以在文化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村庄的成员。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走了九户人家。后来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因为《圣经》里说要生养众多，而国家是要一夫一妻一个孩子，很多人不认同，又跑了不少人。这些人到了缅甸那边，他们也都成为这个文化意义村庄里的一员了。

  

 

  

    在福贡县，任何一个很高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风景。这是那里的交通，过去只有溜索，而且是用竹子编成的，到解放后才弄成这个铁的。如果想从这边到那边去，这边高那边低，可以滑过去。如果从那边过来，那边低这边高，溜过来会非常危险，如果溜到半路溜不过去，就必须双手交互用力倒回去。如果赶上下大雨河水一下涨很高会把人冲走，每年都会有人去世。我住的那个地方的邻居，在前几年，她的丈夫和儿子去江对面打工，等到晚上回来过江的时候就被冲走了，一夜之间就没了独生儿子和丈夫。

    后来有不少简易浮桥，走在上面是晃晃悠悠的。我是本来就有恐高症，几乎是一点点挪过去的。照片里那个白的比较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堂。

   

   

 

    这是民居，当时一个传教士写的文章里把这个叫做“像巢一样的家”。真的很像鸟的窝那么简单，就是一些棍子、草。现在的房子添瓦了，过去都是搭的茅草，叫“千脚落地楼”，因为没有一块平地可以盖房子，就只好弄这些高低不同的棍子截成平面，然后上面铺上木板。但是也只有中间客厅才铺得起，两边睡觉的房子就是一些小木棍，在上面铺一层竹席就行了。透过竹席能看到下边的鸡、猪、牛。有的时候猪打架，撞到下面的柱子，床就晃。

  

  

    这是他们的民族服装。但平时穿的是这个小孩子这样的衣服，还打着补丁，大都是外地人捐过去的。

这是他们的手抓饭。吃的时候先把手抹一下油，然后将饭放在手心里。现在已经改良了，也有一次性的杯子、纸巾等器具了。当婚丧嫁娶，盛大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都是吃这种手抓饭。

  

  

    这是他们的饮食。他们平时就是吃苞谷稀饭。把苞谷粗粗的敲碎了，皮弄下来，煮熟了，有黄豆那么大一颗一颗的，要煮好几个小时才能煮软。平时差不多一天吃两顿饭，顿顿都是苞谷再放上一点青菜，平时差不多天天吃这个。有客人的时候，他们绝不能吃菜，都是大米饭、肉。

  

 

    这是前面看到的那个教堂。看起来比较简陋，但是这在村子里是非常豪华的房子了。它是白色的，其他的房子面都是黑黑的，连个窗户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不安窗户，有人说是和过去的认为万物有灵的宗教有关系。说是鬼都怕竹篾，弄严实了鬼就进不去了。

   

 

    傅能仁，他传教传了好多年，中年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妻子，生了三个女儿，但他没见到第三个女儿，他五十二岁得传染病死了。

 

   

    这是杨思慧的第一个妻子，傈僳人叫她“阿子打”，翻译过来就是“尊敬的大姐”，她去世时大概三十多岁，生过两个儿子。

   

    杨思慧和他的第二个夫人，叫阿子丽。他们叫杨思慧叫“阿益打”，就是“尊敬的大哥”的意思。他们曾经收养过一个孤儿，后来成了解放后傈僳族的第一个牧师，在昆明的三一礼拜堂被按立为牧师。

                      第一部分：国家在里吾底村的在场

    国家的权威怎样在这个村子里体现出来呢？第一个在场的方式是以符号的形式表达国家的在场。比如村委会，村委会的房子比教堂还要气派，还要漂亮。那是国家出资建造的，上面有高高的五星红旗。另外教会里大部分都贴了宗教管理条例，还是汉字的。表示这个场所是在党的领导下；

    第二个在场方式是以村庄的精英代表国家在场。这个村里有两类精英：一类是政治精英，就是村干部。还有一类就是教会精英，教会领导人在村里是很有威望的。政治精英代表了国家的在场，村长必需得是非基督教信徒，必须是党员才行。如果想成为村长候选人，就必须得退出教会（不过他们在卸任以后还可以回到教会）。党员比例挺高的，占百分之二点三。但是在这个村里边，因为大部分人都信基督教，所以这个村庄里面两类人的关系很微妙。如果教会里的领导人对这个人不满意了，这个人是肯定不会当选的。因为受教会领导人的影响，村里人投票的时候就不会再投他了。因此政治精英在决策一些事情时也须考虑到教会精英会怎么看。反过来教会的人也比较尊重政治精英。比如说，在2008年复活节的时候，我参加的一个活动里。在最后一天主耶稣复活的最高潮的时候，村干部来了。然后他就站在会众下边冲着那个讲台讲话，大概的内容是：你们各家各户看好你们的牛别吃了别人的庄稼，水管子是国家给修的，别弄坏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么隆重的仪式他来讲那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又不是什么国家紧急命令。为什么啊？很明显在这个场合里，传达出他是国家代表，是有权威的，这是以村庄代表国家的在场。

    第三个在场的方式就是以行政干预直接表达国家的在场。有一个个案，在2007年，这个地方去了三个安徽的女宣教士，最大的28，最小的21。她们从安徽一直往西走宣教，到了云南。据说她们出门的时候还带了一点钱，但是刚一出门就被偷了。这三个人只有一套换洗衣服。真的有些像使徒时代那些使徒一样，就这样一边走一边传。如果在没有人信教的地方，就是在外邦的地方，她们会很艰苦。有的时候求人家半天，人家也不让她们哪怕是在大门底下过夜，都不让，因为不信任她们。这三个姑娘就背对背在野地里坐一夜，经常是这个样子。三个人一套换洗衣服，谁想洗衣服了就把那套干净的换上，再把自己的那套衣服洗了，下一个人再换，非常辛苦这样一路走过来。这地方已经非常穷了，年收入人均才600块钱。但是这些人看到这三个女宣教士太穷了，衣服太破了，鞋子都露了脚趾头，于是教会里的好多人就给她们凑钱买衣服，买鞋子。这三个人非常高兴，说是总算到家了。然后就在那宣教，一开始的时候讲道就特别受欢迎，也觉得特别有力量。就那些不信教的人也去听，听后说讲得真好，真有道理。但是刚刚讲了没几天，有人把公安局叫过去了，公安局看了看也没说什么。过了两天公安局和“三自”的人就一起来了。

    来的人问：你们有证件吗？

    三个姑娘说：圣经就是我们的证件，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也没证件，我们拿了圣经就出来了。

    来的人说：我们这里有人传了，你们别来传了，你们要传去缅甸传去，泰国传去吧。

    下边的信徒就不干了，跟“三自”的人吵起来了，说：你们要证件就是罗马人，这三个女孩子没错，讲的挺好的，你们管我们却半年也不来一回。这样吧她们讲一堂你们讲一堂，你们来我们也欢迎。

    但是还是不由分说，用车把她们拉走了。拉到泸水县后把她们卸下来了。只要不在福贡县，不在这个地方也就不归我们管了，也就不管你们去哪儿了。

    国家对村子里的控制是疏而不漏，对这个村子是绝对能控制得住的。

 

                       第二部分：透过“修坟”看村庄与国家的互动

   在历史上里吾底村和国家曾经有过两种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是在国民党时期。那个时候双方是对抗的，你过来我就反抗你，这是一种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模式。到了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家命令，地方必须妥协，地方一点自由的空间也没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国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经济上，不再以政治为中心了。这时候全国各地，地方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里边很多的地方文化就凸显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和国家互动的呢？我选了修坟这个个案，透过修坟来看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互动。

    集体记忆中的殖边队和传教士。在村里人的记忆中，认为殖边队是从山外来的外人，是一群跟他们是对立的汉人，破坏了他们很宁静的生活。所以他们认为殖边队是入侵者，给村里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回忆殖边队上村子来的时候，他们说景绍武让村子里的人把他抬上来，景绍武是个胖子，抬上来非常不容易，想歇一歇都不行，他还拿拐棍敲前面那个人的脑袋。从这样的细节可以看出他们对殖边队没有好感，管他们叫“汉人”，而传教士是“阿益打”（意为尊敬的大哥）、“阿子打”（意为尊敬的大姐）。

    殖边队和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殖边队是先来的，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殖边队想让当地的人认同国家，认同过程刚刚开始传教士就进来了，干扰了这个过程，传教士最高的认同就是上帝。两个殖边队与传教士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有点对抗的关系。当时有些殖边队很反感传教士，他们在内地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是，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传教士先来到中国，接着大炮军舰就来了，接着就是经济侵略，然后就是文化侵略，殖边队对传教士一点好感都没有。

    村子里的人却认为，传教士一来，殖边队要顾及传教士，对村子里的人就稍微的放松了，就不像当初控制得那么严厉，说一不二了。从村子里为这三个传教士修的坟墓就能看出来，传教士的坟墓是傈僳族的样式。他们认为这两方一边是对头，一边是大哥大姐，是他们的亲人，这就是对他们的回忆。

    修坟

    在我去之前不久政府要修殖边队的坟，要在村里修坟立碑。因为这是当年来开拓边疆保卫边疆的民族英雄。但是村里人不干，村里人说，如果他们是英雄，那我们祖先岂不是成了杀害英雄的土匪了？村里人坚决反对修坟，这时候文化意义上的村庄起了很大作用。那些干部也往上反映，结果坟没修成。

    后来傅能仁在宝山的坟墓被修起来了，这个消息传到了里吾底村，里吾底村人也很想给传教士修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阿子打”的大儿子来过里吾底，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来看望他母亲的坟墓。但是走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岁数大了又有高山反应，爬不上去。在下面远远看了一下白云深处母亲的坟墓，就回去了。又过了些年，二儿子也来了。二儿子上去了，看望他的母亲。那时候他母亲的坟墓已经成平地了，看不出一点坟墓的样子来。

 

  

 

    旁边长着一颗美人蕉，还有好多的猪草（砍下来是喂猪的），另外还有一座房子的一角就压在这个坟墓上，还有一条小路穿过这个坟墓。村里人觉得，这是我们这么可亲可近的大姐的坟墓，现在却是这么一个样子。人家儿子来看到这样的坟墓，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想一定要修这个坟。于是打了报告上去，当然国家不同意了。当时殖边队那个坟墓没修成，中国人的坟还没修呢，你们现在还给外国人修！不行。这事就被拦住了。

    被拦住了后村里人一筹莫展。经常在一起商量，有一天一个村长老也是当年“阿子打”培育出来的一个教会里的挺有威望的领导，他到城里去赶集，到了一个退休老干部家。他们谈起来，灵机一动，“阿子打”不是收养过一个孤儿吗？那就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生的儿女就是他的孙子孙女。孙子孙女出面给奶奶修坟，这政府是管不着的。于是村里就说一定要修这个坟墓，并且取得了合法性。

    合法性取得后，还涉及到村里的层面。因为那里是人家的宅基地，那个房子住了一个老妈妈。老妈妈有个小儿子，本来应该小儿子给她养老。他们的风俗是幼子继承制，大的结婚后就分出去，最小的孩子继承父母的财产，然后赡养父母。但是这个小儿子用村里的话说是个“烂人”，不信教，抽烟喝酒，而且他还跑到别的地方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了。这时候他听说要修坟，觉得有油水可捞就跑回来了。说，要让我们家让出来就必须给钱。要了好多，好几千。还有那条小路。如果要是绕着走，就得占另一家的耕地。这家人也有那种乘机要捞便宜的意思，也是要得很高。

    这怎么办呢？这时传教士养子的儿子说，不行我把坟墓迁走，迁到教堂旁边，那有一块地是我自家的，在自家地里为老人修坟这是政府允许的。于是这个村里（包括文化意义上村庄里）的人决定把这个坟修起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这时候消息传到了政府那里。不行，这么大的事，没有政府的参与，他们自己就搞了，不行！于是县里“三自”的一个牧师和一个秘书长来到村里，敲了看谷教会的钟，召集了教会的五个教堂的所有领导人，将他们都集中起来。说咱们要修坟了，接着出去举行了祷告的仪式，这就算是在政府的带领下要修坟了。

    

   

   

   

 

    然后把坟挖开，整理骸骨，经过六十多年的苍桑，大概每个传教士就只剩下两根骨头了，由村里最年长的老信徒收到三个小棺材里。然后再埋起来就修成了这样一个坟墓。

   

  

    

    周围是一个小院子圈起来，里面是那个坟墓。这是门口写的一个悼念词：永远不忘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里吾底村。他们这些人都有傈僳名字，墓碑上有三行字，最下边一行是英文，中间的是汉语。这个坟墓的外形有点像汉族棺材的样子，一头高一头低。

   

 

    坟墓修成后举行一个仪式。坟墓落成时，他们扎了这个礼门，是用芭蕉树两根柱子竖起来的，象征了芭蕉的根连着叶，我们连着主耶稣，我们的心和主耶稣相连。上面绿绿的叫蛛网草，这种东西爬得特别远，象征福音广传，传到地极的意思。这个门就是一个仪式的空间了，特别庄重。

   

    接下来就是 “三自”的牧师带领着大家献花，当时派人跑去采花没采到特别好的就拿了一点塑胶花。

这是传教士培养的一个学生，他特别擅长教唱赞美诗。

    

    

    在福音谷里边那个白发老人就是他。
   

    那个哭的人就是约瑟的大女儿。

 

   

    下边就是绕坟一周。每个人都悼念，这些妇女很多都是没见过的这三个传教士的，但是想起来还是很感动，因此在那哭。

    国家本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其意志，成为地方宗教活动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国家留给民间一定的自治空间，承认地方文化体系的存在，在处理与地方有差异的问题时极少动用国家强制性力量。双方的关系不再是对抗的，或命令与服从式的，在处理有差异的事件时虽然双方有紧张性的一面，但双方能互相尊重，互相协商。“修坟” 事件中，国家尽力实现其意愿，同时也注意尊重地方文化价值；而地方在努力实现其地方性价值的同时也尊重国家的在场，最终无神论的国家与有神论的地方能和谐共处。

    就是这一点很粗浅的认识，汇报就结束了。

 

    首先这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的地方，也是一些陌生的故事，听起来有一些新奇感，但同时又有一些似曾相识感。在听的时候常常会有笑，为什么笑呢？不是因为这个事新奇，其实有些和我们的经历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它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村庄描述，但似乎又是一个可以挂到更大范围里边的话题。包括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问题，政治与宗教的问题。这里边牵扯的问题是蛮多的，可能说得深一点谈到说，所谓的个案研究与普遍性的一个理论的观点一个角度上去的。说得比较远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曹月如给我们一个很轻松的表达，一些图片啊，小故事啊。我相信可能已经给在座的有些朋友们留下一点影响，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呢，我自己可能去看一看。

    因为大家都不太熟悉，所以前边用了很大的篇幅和时间作背景性的介绍，这个背景性的介绍对后来的主题是很有帮助。这种背景性的介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丰富的内涵在里面。

    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本地人”，本地人的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这个本地那里是本，包括那个村庄，它由一个地方变成是五个，而且不仅是五个，缅甸那边还有一个，而且除了缅甸以外，还有很多散落在别处的，县城的，甚至更远的。“本地”它其实是一种认同性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讨论地方性的时候，这个地方性常常会被人简单化的理解为是一个物理的空间，其实不仅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它是一个文化性和认同性的效果。

    另外“本地”一定是与外地相对应的，这个外界的话，在这样的场景里边，这个场景里边有一个，边界好似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的。如果也是用一个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不断的以自己为中心，由我向外延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重要的国家的问题。刚刚讲的一些小故事非常的精彩，尤其是1912年的里吾底事件，延续到今天的就是留下的殖边队员的坟墓修建与否。其实可以发现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还有国家与地方的紧张关系。

    我们看中国近代历史，从近代以来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代表着一种趋势，就是国家的权利的下到最基层的地方去。甚至清代以前，基本上来讲，别说这种少数民族的地方，就是在中原地区它的控制力量一般也就到县级。所以我们看古代的七品县令，感觉是最低的官。我们看今天的七品县令那不得了，县大老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从明代开始，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国家试图更进一步的来进入到地方社会里边去。49年以后是比较成功，至少是成功了一段时间。

    刚刚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说，尤其在80年代以后，国家又从这个地方社会退出一步，所以这就形成在最近20年中在中国地方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就是国家社会的一个理论框架。放在这种国家退出和社会进入，或者是恢复，从这样一个层面上来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中，它有它的解释力，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有的时候太宏观了，到一个地步更像是一个视角而不是一个理论。

    另外这里边其实稍微比较可惜的是，看到说因为你强调的是用一个小故事在讲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尤其涉及到宣教士、涉及到教会，这里边也有一个所谓的政教关系的问题。我们最近几次的讨论都谈到这块，上一次谈的是比较的宏观的一个角度，我们今天又从一个微观得不能再微观的，一个村庄765人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来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主题反复的出现，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当我们在做这种观察和研究的时候，或宏观或微观，做得适当的话，都是可以关联起来的。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我关注的所谓的汉人社会，更大的中原地区的，但是如果来把它放得更远一点，更边缘，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参照的。

    这边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前面做背景性介绍的时候，你是用“起义”这个概念的。这典型是50年以后的政治话语，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政治话语呢，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我是说当我们在用政治话语，这种术语以后，其实我们不自觉的接受了一个理论框架。你把它解释为所谓的起义，当然可以理解为起义，当然在历史王朝政府也可称为是叛乱。所以这个里边出现是起义还是叛乱，是民族英雄还是土匪这个怎么来看。它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就是说哪一种逻辑，到底在用哪一种逻辑在解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逻辑各有各的理，但是进入到场景的时候，这两种逻辑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冲突。应用起来的话，就比如用于我们今天宣教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用我们自己所用的逻辑进入到了一种文化，你会发现常常会出现这种冲突，类似。当然不一定会落到那种地步说被一个个锤子敲死，这是很类似的情况，非常激烈的冲突。

    我想起最近在放的一个电视剧叫《王贵与安娜》，我看到其中一个场景，非常有意思。讲道王贵是一个乡下人，安娜是城里人上海人，这就有很多问题产生了。有个场景是王贵的母亲从乡下来看他们，他们住在筒子楼里边。筒子楼卫生间一层楼只有一个，按照乡下的规矩呢，这个老太太就把腰带解下来，挂在厕所门上，这时候王贵的一个同事就去上厕所，哇！里边还有人。这个事情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个女同志就很生气，说你们家人怎么搞的，上厕所连门都不关就上厕所。那个老太太也很委屈，她对王贵说，这些城里人太没有文明了，因为我把裤腰带解在那，她居然还进来。

    这种不同逻辑在小的问题上出现，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尤其是用在宣教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逻辑不一样，我们在生活的处理上也不一样。不要以为说你是人我是人我们就一样，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前提不一样，甚至用的话语也不一样。从“起义”这个词衍生开，你用的词不一样意味着你的立场也不一样，你受的潜射有很大的差距。

    刚刚提到说图片里面有一个礼门，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前两天你说估计是出自傈僳族传统的方式。

   【主讲：他们结婚的时候要扎这样一道门。】

    这个东西可以看到典型的旧有符号赋予新意义。符号是原来的，比如说芭蕉跟外边的蛛网草，肯定原来有个解释，但现在把它解释成福音广传，与主耶稣心连心。这其实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把这个旧有的东西赋予新的意义。说这个，如果谈得更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可以落地。

    在论文里有一章谈到原有信仰复苏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讨论这个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注意看的话，会发现当地绝大部分是基督化的，但是有趣的是在福贡县政府的网站上，却看不到任何一点的基督教信息。在介绍傈僳族传统文化时，全是他们原来的传统文化，但是原来的传统文化又留下了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是有意的在扶持或者宣传这个东西。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部分的地方非基督徒的文化精英，他们也试图用这些在社会当中树立权威。

    如果落实到教会里，原有的信仰复苏，意味着一方面可能会对教会形成竞争性的关系。前段时间，刘彭老师分享说有人想要把中国民间信仰构建成一个中华教，这里边有点类似。在当地的非基督徒身上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想法。当然不一定是中华教有可能是傈僳教。

    这文化是傈僳族的传统，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从心理上有一些人是不能够免除掉他原来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基督化也没有多长时间，1921年算起的话也就80年，我大概的了解了一下，真正的信徒增长也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后，尽管之前说“阿益打”、“阿子打”，那个时候如此的受人尊敬，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带来比较高的归信比例。从信徒人数的角度看，反倒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个非常块的增长。

    【主讲：实际上“阿益打”他们那会跟现在比还是少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比例也是比较高的。短时间内不少人信主。】

    这短短几十年当中，当地的基督徒是怎么处理一个超自然的信仰，从当地的角度来讲外来的信仰与原来的文化符号之间的对接，甚至取代、覆盖。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嫁接的东西，就是旧符号新意义。

    有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当然我们也没去做过研究，有哪些很难讲，但我觉得这块要做的空间非常大，但难度也很大。首先得去学傈僳文，比较辛苦。

    你讲的时候我在想，怎么解释当地人他要归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只是讨论人的方面，或者社会、文化的方面，有一点我们可以注意——宣教士认同了本地人，而本地人又认同了他。对于本地人来讲，宣教士是他们自己人，所以这就是这两种坟不同待遇的原因。代表国民政府的殖边队是外人是敌人，另外一个是朋友是尊敬的大哥尊敬的大姐。你会发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从今天宣教的角度来说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看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认同当地人，同时又说你能不能被当地人认同。

    最近接触了不少的国内的要去做宣教的团队，回宣也好，藏宣也好。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着深深的忧虑，很感恩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是否异象？），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是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他们不是去认同。他们认为他们是去除落后的，不仅是带去了福音，还带去了文明。我们在对上个世纪或者前几个世纪的宣教士反思的时候，最大的批评就是这个，他带来的不仅是救赎还带来了现代文明，所谓的现代文明是打上了意识形态这种意义上的现代。

    我最后谈一个，其实不是你的讲题的最主要的逻辑，是我听的时候有点延伸性的。谈到三个安徽的女宣教士的故事，太好玩了。我说好玩是我看到里边很多都很有意思，里面说她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她们的模式包括她们的神学。我最关心部分最好玩的，就是这些公安局，“三自”的人跟她讲的话，还有处理的方式。第一句话最有意思，他说:你不要在我们这里传，你可以去缅甸传。反过来说，这个可以解释基督教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这么大的发展。在大概几年前，我关注一个一般被认为是异端的一个教会——门徒会的时候，发现一个类似的逻辑，就是越抵挡扩散的越厉害。这种高压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是帮助它大规模的扩散，这从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上可以看到。这种控制不仅没有起到原来的意义上的定点定片定人就OK了，就可以得到控制了。处理的办法是给她们放到泸水县我就不管了，那是你的事，等到泸水县找到的时候可能已经传了几个了，然后泸水县又把她赶到丽江县或者什么地方，发现的时候又已经传了几个了。所以会发现不断的有这样的情况产生，这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帮助教会扩散。我在过去几年，听到了好多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个安徽的一个团队他在给我解释为什么她们最近几年大规模的进行到城市里边建立教会和牧养呢，很简单，他们的解释是在两千年前后的时候他们教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逼迫。那家乡待不下去了只能到城市。到了城市就发现这个教会一个个建立，而且是很吓人的速度建立起来，几年之间就是几千上万人这样的教会建立起来。当我们从人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解释，那么当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是神很幽默的方式。

 

    我回应几点，刚才讲的就是越压迫越出去，那么这是圣经的模式，使徒行传的模式，这是一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也是圣经里面讲的，旧的东西赋予新的意义。当时犹太人所处的中东外族文化的东西，但是在圣经里面神赋予新的意义。包括十诫，但是在神的意义里面已经是新的了。那另一方面在约，许多神与人立的约，即使是当时种族当中战争里面，战胜国与战败国，但是那些约里面就是你不听我的，就要把你灭了，但是在神这里，只要你悔改，就可以重新回来。

    回到刚才曹博士讲的，可能我对傈僳族的了解不够，问一下，傈僳族只有700多个人吗？一个村只有这么多？那以我的观点是要解释下，前面在讲背景时，应该有傈僳族有多少人口，分布大概在什么地方？

 

    傈僳族有一百多万人口，国内有六十多万。

    【国外主要是分布在哪几个国家？】

    国外主要是缅甸，还有泰国、老挝。1949年宣教士就是撤退到了泰国、老挝那边。

    福贡县大概是六十多万人口，四十万是基督徒？这在云南是一个奇迹，神迹的工作，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但其实比较惨的是维希那边的傈僳族，被当地的藏族瞧不起，所以在当地是少数民族之间会互相瞧不起。（福贡有九万多人，六十多万是国内所有人数）

 

    刚才讲国民党的殖边队去了，宣教士也去了，然后就归信了，那在归信过程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从里屋底事件到归信还是有一个跳跃的过程，就是外面进去，后来他们是怎么把宣教士当自己人？是因为他们好，还是有一些文化因素？这文化过程是怎么样的？宣教士和后面他们建立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在有些地方我们又看到宣教士又有殖民运动，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是当时就建立起来还是以后再建立的？

你刚才谈到国家在那边的建构其实是三个，清政府、土司，国民政府派的殖边队，再到后来呢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国家。共产党在建构的过程中怎样建构那样一个国家，所以后边会相对比较成功的，国民党是比较失败的。

    抗战时期西南有很多人转到那边，和傈僳族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对当时教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但民族它不是一个天然的，他有一个建构的过程，他可能把这部分人划分成一个民族，那在傈僳族当中，他是本来就有一个傈僳族，还是国家在场帮助他们建一个傈僳族？在国家建构，他是怎么样的关系？

    刚才谈到傈僳族精英的问题，一个是政治精英一个是社会精英，但缺的是组织精英。信徒精英和社会精英，教会精英的关系，是怎么进入精英的创成，之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转变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谈归信的，说是原始的宗教巫术，基督教传过去带来理性化的进程，这个理性化的进程和原来的巫术是怎么样转变过程？是巫术转到理性还是文化碰撞上的，还有他们对共产党是怎样的记忆？比如说58年运动还有文革的时候？

 

    主讲：你提的问题都是重磅炸弹，我不知道是不是把你的问题全抓住了，一个一个解释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文化和宣教士，宣教士在进入的时候和当地的文化的关系。一开始我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是因为很好奇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就信了基督教。我看了很多其他资料，社会上的各方面的也都挺多，但总觉得用来解释傈僳族还缺点什么。

    谈到傈僳族为什么会信基督教，我自己找出来的理由是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傈僳族一直靠打猎捕生等作为生活方式，在这个方式里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网络，每当这个网络受到冲击的时候，就会用迁移来保持原来的生活。后来挪到怒江，那个殖边队进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能用迁移来保持它的文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受到了很大冲击。在这个时候，基督教传入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基督教的传入等于是把原来受到破坏的文化重新做了调整和修补。比如原来是万物有灵，其中也谈到了类似于创造神的巫萨，但这个巫萨好像不管凡间的事，祭祀的时候也很少提到它，反而是那个万物有灵里面那个山灵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掌管着猎物，也掌管着收成。传教士去了之后，在翻译“上帝”的时候就用了“巫萨”这个词，只是把上帝的内涵赋予进去了。对待“万物有灵”这个问题时，采取的办法是，除了巫萨都是魔鬼。这样就将原来的文化做出了调整，这时候人们再去接受基督教困难就小了很多。他自己本身的文化需要调整的时候基督教传了进来，帮其完成了调整。

    第二个是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殖边队进来就管辖傈僳族，但傈僳族不让他管，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基督教传进来，就像是插在了两者之间似的。这时候傈僳族人开始认同上帝，同时传教士成了属灵里的弟兄姐妹。殖边队在管他们的时候，开始是被迫性的服从，借助于传教士的帮助，有了回旋的余地，所以也是出于生存策略上的考虑。

    这两点还是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有那么多的人归信，其实这里跟当地的文化网络是有关系的。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的关系网络，同学关系，亲属关系，还有工作的时候同事关系，还有信仰关系等等。在当时只有亲属网络，一旦村里的头人信了，那其他人也就都跟着信了。至于他们有多少了解上帝，个人跟上帝建立了个人关系，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从数字上来说，一下就有很多人短时间就信了。

    我也觉得是有点忧虑的地方，他们在归信基督教以后还是脱离不了原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巫术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很严重的影响。因此需要很多的人去给讲，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怎么样改变的生命。当年传教士杨思慧写的书信里边，也有这样的忧虑：他们祷告得那么流畅，也去帮助人，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奔着标杆直跑呢，他们的生命怎么就不能被建立起来呢。

     我觉得是原有文化的影响，反思我们自己，也不知不觉中受着文化的影响。透过他们的归信和复苏来引起基督徒反省自己，哪些是风俗上的，哪些是上帝的，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地方是在宣教士走了以后有教会呢，还是他们在的时候就有？这其实是三自运动问题。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一个传教士在南方开会的时候提出来的，自立自传自养的问题。1921年他们到怒江去传的时候，这个意识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有一套很成熟的做法。不管多穷，他们都要自己来供养他们的传道员，自己要做奉献，而且尽量去培养当地人去认识傈僳文字，学习《圣经》，培养他们成为能独立宣教的传道员。

    有一个小故事，在抗日的时候，曾经传教士和外边失去了联系，他们不能再依靠自己的教会来支持这个地方了。因为已经两年时间联系不到自己的教会了，他们就靠卖傈僳文的圣经来谋生，当地人也供养他们。实际上他们一进入这个地方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很注重办圣经学校，真对当地的特点，他们一开始宣教就很注意这方面，到现在福贡县也有自己的神学院。

    共产党成功了，国民党失败了。个人认为共产党注意到了民族地区和汉文化的差异。它有一个缓冲，有一个政策。国民党时期我不太了解，有没有共产党做得好，共产党对宗教的政策我不敢谈太多，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我觉得是有点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这个是迷信，阻挡了人们认识真理，但是如果要是想帮助人民进步，就应该把这个有神的东西清理走。另一方面也知道宗教信仰毕竟是脑子里的事，不能用强硬的手段。这两个讲法就时而这个占上风时而那个山上风。那个占上方的时候就是58年，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政府考虑的要多，最起码考虑到了民族差异。

    五十六个民族这个构建的过程，的确是这样子的，像纳西族，摩西族，这两群人古代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认同，但是后来挂上一个名也是构建的过程。傈僳族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一方面他们过去就称自己是傈僳人，他称也是傈僳人，他们有这个认同。另外国家在宣称五十六个民族的时候也认同了，也帮助他们构建。

傈僳精英这个问题提得挺好的，我当初对这个注意的不足，所以没有写进来。傈僳精英最早的就是村落里的头人。头人就是比较能说会道并且比较公道的人，他就成了这个亲族的头人，这个村子里一共有四个亲族。然后他们还有村落的大头人，就是哪一个族人多势众他的头人就成了村落的大头人。这些就是传统上的精英了。在基督教传入以后这些精英有不少成为教会里的领袖了。传统精英还包括沟通万物有灵的，也成了教会里的领导人。傈僳精英感觉主要是跟教会结合起来了。政治精英我感觉是比较年轻的人，尤其是汉语掌握的能力与上层沟通的能力。

    还有巫术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传教士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就认识到巫术化的东西对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危害，所以就千方百计的想断除这个东西。包括要破除蛊术。比如他是一个会下蛊的人，一种假想的虫子，藏在指甲缝，动一动就会掉到我的杯子里，喝下去就生病。所以当地人特别的恐惧，当初觉得哪个是下蛊的人就会被打死或者逐出村庄。传教士就把那些被弄到山谷里的那些下蛊的人领到里吾底村去，给他们房子、地，说你们不要怕，只要祷告。结果那些年就没有下蛊杀人的这些事了。另外他们也挺害怕巫术，过去传统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内地会”就很不愿意“神召会”的人跟他们联络，因为“神召会”相信圣灵会降临在某一个人身上，会说出一些未卜先知的话来。“内地会”很反感这些巫术化的东西，这个东西跟原来的信仰很像。祷告的时候灵异附体，祷告时口吐白沫，说一些听不懂的话，就跟原来巫师附体一模一样。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这个形式，所以在福贡“神召会”传得非常快，他跟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紧密。“内地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不纯正的，千方百计不让他们受这个影响，不让他们之间来往。

    还有就是加强圣经培训等等，进行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但是传教士一离开这个过程就中断了。传统的那种，比如对巫术的恐惧，是人人都恐惧，而且都相信那些通灵人。原来是只有“神召会”那些人相信，现在差不多整个怒江大部分都信。有一个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当过教授，现在八十多岁了，他是傈僳族的大学生，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是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还是他在骗人，但是有的时候又说的挺准的。所以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强烈的，甚至还与文化的复兴搅在一起。

    对于共产党的记忆。我访问的时候虽然也谈到那些很伤心的事，58年的时候那些迫害。我去山上访问教会的一个领导人，没谈几句，我都说了我是基督徒了，但是过一会来了一个妇女串门，跟他说了几句傈僳话，他立刻就不接受我的采访了。后来翻译就说咱们走吧，人家已经不信任你了。这能看出来历史在他身上的那个深深的烙印。但是他觉得虽然遭到了迫害，毕竟共产党让人民除饱了肚子，只是戒备心里比我们强多了。

 

                         （本文转载自：“问道”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