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或更好说是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非正式相遇，在过去几个月来显着恢复，自从二零零五年四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病重和逝世，以及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任以来，尤为明显。

    我们一直惯于从正式的角度，即从外交的范畴来看中梵关系问题。但是，我们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而且就双方的特别性质，尤其是圣座的性质而论，也应该这样做，因为圣座不只是根据政策来看待自己的立场和任务。我们必须从这角度来考虑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我们在此不讨论建立关系，而是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因为圣座实质上经已与中国建立关系，并且经已在那里设立教廷大使馆。诚然，在教廷公使于一九五一年被迫撤离中国后，大使馆现时设于台北。

 

    教廷的一项安排，可以清晰显示为暂时的解决方法，就是由一九七二年起，教廷驻台大使馆实质上并非由教廷大使负责，（通常由总主教出任），而是仅仅由一位蒙席以代办的名衔掌管。实际上，教廷已在香港设立非官方办事处，并指派一位蒙席在港处理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的问题。

 

                             外交关系的要素

 

    就教廷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论，我们要区别以下各方面：

 

    （甲）目前教廷与中华民国台北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华民国驻梵蒂冈大使，是中华民国驻欧洲的唯一大使）；

    （乙）教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之间仍未存在的外交关系；

    （丙）教廷与大中华地区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即主要与这地区的天主教圣统制之间的关系。

 

    因此，正常化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为了分析最近发生的和现时仍在发生的许多行动，笔者想区分两方面。就现时的情况而论，这两方面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就是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正常化。

 

    教廷与北京政府之间的正式建交是一回事，教廷与中国天主教会之间关系正常化又是另一回事。这意味着在某程度上，上述正常化的三方面是互相关连的。然而，第三方面丙点的发展可独立于甲、乙两点而达成的。至于丙这一点，事实上的正常化经已实现，正如下文将会描述的。在这方面，笔者假设我们经已见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患病和逝世，以及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任期间所渴望的“突破”。可惜，这过程所包括的很多因素仍被忽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重视。

 

    外交关系（从法律意义上）的正常化仍未达成，但看来好像可在不久的未来实现，有人建议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前达成。（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董津义的建议即为一例）。从实际意义上的正常化，即笔者认为是外交关系发展基础的正常化经已达成，尽管还未达致全面。换句话说，这过程是在形成中。有许多情况，点点滴滴，都是伴随着与北京和台北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起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能够为实质上的正常化提供证据。（假如把大使馆从台北迁往北京——这看来是可能的，与台北的关系也要正常化）。这些导向正常化的时刻、点点滴滴，都可解释为证据，但总要跟过去的情况对比；显然地，今天发生的事情，在几年前没有人可想到是可能的。

 

    我们从详细的报导得知中国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患病和去世，以及对于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任的反应（请参阅China heute 2005, p.66-72）。在中梵关系的背景下来看，恰好在这期间，关系正常化从实际意义上出现了突破是客观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中国政府和爱国会藉着致送康复的祝福，藉着致途慰问和祝贺，首次直接与罗马教廷沟通。

 

    在承认天主教会和宗座这方面所出现的真正突破，可见于一个客观事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官员任凭悼念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礼仪在中国各地相继举行而不加阻挠。这些悼念活动对中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是极为重要的。（China heute 2005,p.85-91）

 

    在过去几年间，尤其在今年，可看到祝圣主教与实质的正常化有关（China heute 2005,p.130）。主教人选既获得教廷认可——有些甚至公开宣布——也获得中国政府认可。换句话说，主教们已按爱国会再次制订的规定选出，并最后透过现行的宗教法例登记。

 

    即使教廷与中国政府就祝圣主教一事上没有协议——从那意义上并非共识，而仅仅是单方面安排或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过程反映出某种正常化。中国政府（包括宗教事务局和爱国会）默许教宗的任命——在从前偶然发生过的——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它们没有把罗马的任命解释为干预国家事务。这将会在未来有助于法律意义上的正常化。

 

    与祝圣主教相关的，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他们愿意讨论正常化的议题。在上海祝圣主教后，宗教事务局发言人郭伟宣布，中国政府欢迎关系正常化，但只根据梵蒂冈要与台湾断交，并承认中国政府为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等前提。他重申梵蒂冈不应干预中国内政。鉴于双方在祝圣主教一事上的默认，这里的意思显然没有涌现出来。同时，郭伟与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一起宣称，有关主教的选举和祝圣将继续按中国的规定，以“同一程序”进行。刘柏年称，爱国会感到高兴，因为教廷终于接纳中方“自选自圣”主教。（原文如此！）

 

    同时，我们可以评述另一个发展，可能有助于关系正常化过程，这就是政府认可至少三位地下主教，并让他们登记。他们不是爱国会成员，但获准在公开场合行动。他们只需要向宗教事务局登记。

 

    还有更多显示教会生活正常化的迹象。例如：

 

    1．教宗的肖像、他在精神上的临在，以及他本人的及教廷其他的文献，已成为中国天主教徒生活的重要部份。

    2．信徒依照教宗的指示，在圣体年开幕时举行出游。

    3．明显地有很多中国神父、修生和修女往罗马朝圣，中国的青年教友亦参与世界青年节。

    4．教宗会邀请官方和非官方的中国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会议（有关详情请参阅下文）。说到中国的总主教再不是不可思议的（例如西安总教区的李笃安总主教）。

    5．外国的主教获准正式访问中国教会，他们亦可以公开主持弥撒，并获得政府官员欢迎。在二零零五年间，布鲁塞尔总教区戈夫莱德·丹尼尔斯（Godfried Danneels）枢机、华盛顿总教区迪奥多尔·麦嘉里（Theodore E.McCarrick）枢机，以及洛杉矶总教区罗杰，马洪尼（Roger M.Mahony）枢机分别访问中国。

 

    有更多零碎片段可以拼凑出明显的图象。显然，中国政府与教廷对于现况采取务实的方法，并使事情至少得到双方接纳。相对于十年或二十年前的情况，事实上的正常化已有显着的进展。

 

                             恢复对话的种种标志

 

    在二零零五年，中梵关系出现显示恢复对话的不同标志，而对话的目的是达致法律上的正常化。

在教宗本笃十六世开始他的职务不久后，表现出十分了解中国天主教会的新状况，并作出适当的调整。梵蒂冈给中国发出多元的讯息，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作出一些暗示。在过去六个月来，涌现出不少新的点点滴滴，可以加添到事实上的正常化的拼图工程里。

 

    二零零五年六月，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星率领代表团访问罗马期间，宣称中国愿意“改善”与教廷的关系，但正等待梵蒂冈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尽管代表团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与意大利政府的关系，但团员亦参观梵蒂冈的西斯汀小堂。主日参观西斯汀小堂这行程，已成为中国官方访问罗马的传统，也是正常化过程的一部份。这是所谓“博物馆—友谊外交”，其中切利（Claudio Celli）总主教担当重要的角色。在访问期间，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董津义重申，中国中央政府“强烈希望”与梵蒂冈达致外交关系正常化。他重申两个必要条件：梵蒂冈要与台湾断交，并不干预中国内政。刘海星和董津义二人赞扬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对于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他们表示希望现任教宗能创造有利的条件。此外，他们强调愿意打开历史新的一页，并证实中国官员会“接触”教廷。他们接着说，在这些互相接触和努力的基础上，是可能继续前进的。然而，有关的接触究竟所指为何，却没有阐明。梵蒂冈否认任何面对面的接触，并指出直至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直接谈判。

 

    从教会这方面，以下的元素无疑有助中梵关系的正常化。

 

    拉约洛（Giovanni  Lajolo）总主教访问亚洲期间发表的声明、切利总主教获颁“圣福若瑟奖”时的讲话、在罗马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索达诺枢机的声明，以及陶然（Tauran）枢机访问台湾期间发表的声明等等的事件，都能组合出目前中梵关系的图画。

 

    二零零五年六月，教廷外交部长拉约洛总主教访问亚洲期间，就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发表积极的声明。据他说，没有问题是不能克服的—但需要智慧，而且需要研究必要的先决条件。对于拉约洛总主教而言，基本条件仍是宗教自由:“本人深信，如果双方怀着善意，并基于友谊的精神，我们可以达成积极的结果。”

 

    拉约洛总主教指出，教廷显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实际意义上是一个主权国。总主教继续说，不可能忽视该国有十三亿人口，也不可能忘记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他说，当人谈论亚洲时，怎能不提及中国！拉约洛总主教强调，承认一个国家及其政府跟正式的外交关系是有所分别的。这位前任驻德国大使时常表现出特别关注中国。

 

    六月廿三日，梵蒂冈就上述声明作出补充，指出教会的最低要求：自由任命主教，以及中国的天主教徒能享有直接接触教廷的自由，而无需要任何官方调解人或官方的控制。

 

    半官方的英语杂志《北京周报》一位评论员认为，拉约洛总主教的声明差不多等如直接希望中梵建交，以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该篇文章的作者黎海波先生（编者按：黎先生同时是《北京周报》主编）假设天主教会当局甚至已订下计划或时间表。然而，他批评各种对话和合作的渠道本来可用作建立信心的机制，但现时仍是“僵化的”、静止的。根据传教历史，他建议教会向中国采取文化的和务实的方法，而这方法经已为利玛窦（1552-1610年）和汤若望（1592-1666年）采用。“梵蒂冈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应该明白自己在这方面应该和可以担当的角色。”

 

    在迈向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路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无疑是切利总主教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日圣福若瑟奖颁奖礼上的讲话。

 

    切利总主教是梵蒂冈中国部前主任，他宣称教廷“愿意与中国就关系正常化展开建设性的对话。”总主教表示，教廷乐意与中方对话，但是，教会的益处比建交更加重要。

 

    过去，世界主教会议作为中梵政治的工具，经已担当重要的角色。在此，笔者想提及一九九八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邀请万县教区的段荫明主教和徐之玄主教（万县过去属于四川省，而现今属于重庆市）出席亚洲主教会议，也想起在那时候讨论中梵关系的可行性。

 

    二零零五年九月，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四位大陆主教为世界主教会议成员，并因而邀请他们出席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一届全体大会。获任命的主教，包括来自公开教会的，例如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以及凤翔教区李镜峰主教，还有来自地下教会的齐齐哈尔教区魏景仪主教。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选择，指向中梵关系事实上正常化的未来。

 

    在教廷宣布上述任命后，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声称教廷过于乐观，又重蹈一九九八年的错误。他大概是对的。陈主教称，在较早时间以不同方法来讨论任命的问题，必定是可能的。这又会为双方为进一步沟通开辟双边的渠道。陈主教称，香港教区虽然没有参与其中的过程，但也能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他肯定，“教廷将来可咨询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协助。”然而，官方教会的成员对于教宗任命这四位主教表示遗憾，认为过程没有显示出尊重五百万（原文如此！）中国天主教徒。教廷的做法也漠视公开教会的委员会，即爱国会和主教团的决定权。尽管有关程序的原意是表达出承认中国天主教会，尽管这是朝向正常化的举动，官方教会成员仍拒绝任何暗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存在的迹象。此外，获得任命的主教年纪老迈，不能参与主教会议。至于齐齐哈尔教区魏景仪主教，则令到宗教事务局和爱国会感到不自在，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刘柏年仅仅说：“爱国会并不认识这位主教。”

 

    官方的天主教会说明，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只在外交渠道内处理任命。他们对于梵蒂冈继续坚持原来的任命，导致那些主教未能出席主教会议而感到遗憾。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国日报》头版报导官方天主教会的意见如下：  “我们对此感到遗憾，至今仍未能理解……我们希望教廷—如愿意改善中梵关系——采取正确的行动，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至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则指出邀请主教是梵蒂冈的友好姿态。叶小文重申，他认为邀请台湾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不过是小问题，即使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据悉中国政府已获知会有关任命的事宜，但爱国会则没有。这可被视为中梵关系正常化过程的进一步讯号，教廷会继续直接与中国政府，以及与公开和地下教会谈判，但爱国会则没有包括在内。爱国会现时必已知道，它在政府与教廷谈判中，在任何一方都没有地位。这可能是刘柏年最终改变立场的原因；他在稍后的时间指出，他已批准中国主教前往罗马的任命和邀请，因为这表达出教宗十分关心中国，并愿意中梵关系正常化。

 

    教宗本笃十六世主持世界主教会议闭幕弥撒时，以全球主教团的名义，“向在中国的教会的主教发出兄弟般的问候。”教宗表示，每人都因中国主教未能出席会议而感到遗憾。同时，教宗本笃十六世再次肯定他在祈祷中支持中国的主教、神父和信徒。

 

    在主教会议闭幕前一天，与会主教给四位中国主教一封拉丁文公开信。主教会议全体主教在信中表示，他们对于四位中国主教缺席罗马的会议感到遗憾，再次肯定为中国教会祈祷并与中国教会契合，渴望它不断成长，并祝愿能够更公开地与普世教会沟通。

 

    在世界主教会议期间，会上会读出李镜峰主教以拉丁文撰写的信函。李主教表示希望中梵关系得以正常化。据说教宗本笃十六世有意亲自回覆李主教的信件。

 

    北京当局及陕西省宗教事务局向主教索取信件的中文译本，然而并没有限制他发信。而爱国会的刘柏年亦声称主教致函教宗是“正常的”。这再一次成为实际意义上正常化的标记。从前，这样的信件会被解释为“与外国势力接触”，肯定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

 

                     放眼未来，对话的空间不断扩展

 

    索达诺枢机就中梵关系所作的评论，是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偶而导致期望的评论，但这些期望证实是无以为继的。然而，他的评论是重要的政治晴雨表。二零零五年十月廿五日，国务卿索达诺枢机在额我略大学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的声明。他说，如果梵蒂冈与北京建交，可在“在当晚”就把原本的大使馆“迁往”北京，但条件是中国政府保证中国的教会享有宗教自由。枢机指出，在正常化的过程中，宗教自由，而不是台湾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核心。同时，索达诺枢机呼吁中国政府承认梵蒂冈，如其他国家一样，并说明北京从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先与台湾断交，才与对方建交。他举美国、南韩和南非等国为例，说明他的讲话，并表示梵蒂冈从没有单方面中断与某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重申两项经已提及的前提，并于十月廿七日作出回应，指中国正等待梵蒂冈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说话”。孔泉重申，中国经已实践宗教自由，正如宪法所展现的。事实上，我们可看到有越来越多人已皈依各宗教，亦有越来越多宗教场所涌现。

 

    我们可以记录这个事实：四方八面的评论和注释没有建立法律上的正常化。此外，这些“说话”也会在台湾——教廷现时的外交夥伴——造成不明朗的局面。

 

    至于所谓台湾问题，教廷已再三以不同的方式澄清，它已准备随时派代表到北京，而台湾的教会也再三证实接纳教宗的决定。

 

    虽然在台湾的天主教会不太过担心教廷与台湾教会之间未来的关系，而且，虽然教廷宣称，即使更换大使，仍与台湾保持连系，但台湾的政治圈子却焦急地等候未来的发展，忧虑失去梵蒂冈作为在欧洲的唯一政治夥伴。台湾外交部对于索达诺枢机的臆测表示关注（《伦敦时报》），因为他要求在十八个月内撤换大使。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豫元向台湾国会证实，与梵蒂冈的关系是稳定的，而梵蒂冈亦答应，倘若有任何发展或改变，会立即知会国会。

 

    在中梵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显然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底，陶然枢机访问台湾之行。他获得总统陈水扁和台湾外交部长欢迎，并获颁授特种大绶景星勋章，又获台中静宜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

 

    在陶然枢机访问台湾之前，各方推测教廷藉此行准备在不久的未来断交，而陶然枢机之行是某种“告别访问”。尽管梵蒂冈否认所有臆测，但是，不管从台湾或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陶然枢机的访问对于中梵关系是重要的。特别是陶然枢机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发表题为“教廷是政治势力吗？”的演讲，教会官员及政治人物均有出席，重要性尤为显着。

 

    前任梵蒂冈国务院外交部长、现任梵蒂冈档案主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陶然枢机认为，中梵可能在未来建交，但条件是中国政府保证宗教自由。同时，他断言教廷不会放弃台湾，而梵蒂冈正寻找适当的方法处理未来与台湾的关系。他接着说，梵蒂冈从来没有主动与其他任何国家断交。陶然枢机也指出，不要把梵蒂冈视为政治势力，而是“道德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强调梵蒂冈的非政治性议题，就是宗教的和伦理的目的及其根本基础，例如人性尊严、人权、和平、正义和对国际权利的尊重。

 

    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之间的握手比以前接近得多。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接受米兰I1Sole杂志访问时表示：“比以前接近得多。”李主教特别强调，对罗马来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天主教会。他强调地下教会成员只要符合中国的法律，在现今是有很多活动可以进行的。他在总结时表示，意大利也不容许那些漠视意大利主权，并以行动抵触意大利法律的组织。至于外交关系，李总主教作出十分积极的评论。他认为外交接触经已加强，而所谓台湾问题不过是小细节，会很快得以解决的。对他来说，（中梵）建交只是时间问题。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就中梵关系正常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单枢机看到双方关系有显着的进步，也是因为双方就任命主教问题上已有一些“务实的解决方案”。单枢机认为，新的主教得到中梵双方的共同认可，此举反映出双方已在共同的基础建立信任。

 

    单枢机说，中国在世界担当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加入一百七十四个经已跟梵蒂冈建交的国家的行列，对中国政府只是有益的。如果中国与教廷的关系正常化，将赢得国际的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称，北京的一些学者也表示同一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政府意识到教廷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梵蒂冈在世界担当的重要角色。单枢机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政教分离——这仍是中国迫切需要的东西。单枢机说，中国的政府担心，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天主教徒会服从教宗而不是政府或党。

 

    教廷就中国的最新的行动，就是回应西安的修女被袭击，其后有神父被捕一事。梵蒂冈发言人纳瓦罗（Joaquin Navarro-Valls）谴责这些事件。

 

    评论员指出，教廷密切观察中国的情况。即使教廷极之关注它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但不能漠视类似的事件，也不会保持缄默。在正常化的过程中，这些声明指向一个事实，即梵蒂冈坚持中国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享有最起码的保证。

 

    梵蒂冈一位熟悉情况的评论员恰当地指出，中梵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外交问题，也是宗教问题。问题是中国政府能否以开放和成熟的态度处理宗教，因为现时它正未能持有这种态度。为了解决现时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必须停止现时的反覆言论，并必须推动实际的解决方法，正如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所出现的情况。当笔者正确地解释陶然枢机的说话时，我们就要很快遇到令人惊讶的事：如可能的话，我们可能得到法律上的正常化，“不等到明天，当晚即可。”

 

    总括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教会有新的自信心为法律上的正常化担当基本角色。明显地，人们对天主教已有新的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存在着一个国际化天主教圈子，因为事实上的正常化经已在某些方面建立。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从法律意义上的正常化大概会出人意外地发生。但即使在此之后，中国教会的问题将继续存在，又可能变得更显着。结果也会是天主教会并未真正准备好与中国及其教会对话。因此，人们应该谨记黎海波的建议，即利用一切机会来准备这转变的时刻。

 

    黎海波对于伟大的传教士，例如利玛窦的评论；指出他们都是中梵关系正常化的榜样。他的评论在这方面也看来是重要的。这正好是继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八二年，适逢庆祝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所明确表达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再次提醒，北京的利玛窦墓是对话和合作的呼吁。它“提醒我们，麦子隐藏在地底，是为结出果实。这是对罗马与北京要采取对话的清楚呼吁。而此种对话，已经由利玛窦在四百年前，以无比的爱开始，并得到相当的成功。”   

 

   编者按：本文原文为德文，首先由林瑞琪先生译为英文，再由陈爱洁女士译作中文，期间得到Sabine Knoll女士拨冗为英文译本审阅修正并加润饰，特此致谢。原文见于二零零五年秋季期的China Heute。

 

          （本文转载自：《鼎》2006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