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 中国讲合西方讲分
 
    关于古代中国的宗教类型，学术界有讨论，不过一般是以天人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大家去过香港中文大学，到了山顶上就会看到著名的“天人合一”亭，旁边刻着钱穆的《天人合一》。这是1989年钱穆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新亚书院成立四十周年的一个发言，前一段在网络上被不断转发，钱穆是1990年去世的，所以这是钱穆的最后一次演讲了。不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湖上闲思录》中已有表达，《湖》约成稿于1948年，所以代表了钱穆40多年的思考。最近余英时先生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天人之际》，也是讲天人关系的，他们师徒二人都是用一生来思考这个问题。
 
    钱穆先生的《天人合一》显得抽象一些，讨论中西文化比较都有这个问题，但还是有助我们对中西宗教做些思考。钱穆说，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与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然后又说，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争议，也比较抽象。但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天”换成“上帝”，是说将上帝与人分别来讲，是离开了人来讲上帝，这个讲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上帝不受人的影响，人不能要求、影响上帝更不能发号施令。钱穆认为，在这一点上中西是不同的。他说，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这句非常关键的，是钱穆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表述。一方面天对我们有所命，“命犹令也”，天向我们降下命令，但这个命或令是抽象的、含混的，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定，但又待我们去充实、完善、丰富它，所以天命是未定的，有待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道将一切都规定好了，那我们只能服从，只能以“道弘人”；但如果道只是规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像一条道路——道的本意就是道路，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生的努力去实践、丰富、完善这个道，所以是“人能弘道”。道不尽来自天，也有人参与其中。这才体现了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性。
 
    所以饶宗颐教授认为，中国人在天人关系上实际是“天人互益”，也就是天人互助，是一种行动境界，通过实践把天道呈现出来。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决定了天人关系中的天一定是向天道发展，而不是上帝。上帝是有位格的，而天道可能是一个法则，是创生的根源，却不必具有人格性。
 
    杜维明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存有的连续性》，是从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认为天与人之间是连续性的，具有连续性、整体性和动力性的特点，不存在连续之外的存有。所以中国不会有上帝无中生有的观念，中国古代也有创世的神话，如盘古开天地，但盘古与上帝还是不同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反对使用“超越”的概念表述中国思想，因为根据西方对“超越”的严格定义，A能决定B，但B不能决定A，A对B就是超越的。但在中国是A影响B，B也影响A，是天人互动、天人互益，所以二者是不一样的。
 
    天人关系 中国讲连续西方讲断裂
 
    杜维明、安乐哲是从哲学上讲的，美国哈佛的张光直教授则是从人类学、考古学讲中西天人观的不同。他认为中西的天人观的不同，在于一个是连续，一个是断裂。中国是连续的，天人可以相互作用、影响；西方是断裂的，天（上帝）发号施令，人被动地服从。人曾经不知天高地厚，想建一个巴别塔来通天，结果惹得上帝大怒，打乱了他们的语言，使其彼此无法交流、沟通，这样人的异想天开遭到了惩罚。张光直认为中国是一种类似萨满式的宇宙观，宇宙分为多层，以中间的一层以下的下层世界和以上的上层世界为主要的区分。宇宙的诸层之间为一个中央之柱所穿通，这个柱与萨满所谓的“世界之轴”非常近似，是上界与下界之间有一种升降的通道，所以天人之间是相通的，连续的。另外，宇宙的每一层里往往都有神灵，所以中国古代是多神崇拜，当然也有最高的神灵，这个神灵固然控制着人类和和其他生物的命运，但他们也可以为人所操纵，例如通过供奉牺牲等等。
 
    张光直提出看法，也找到一些文献根据。《国语·楚语下》有一段记载，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中记载的“重、黎寔使天地不通”如何理解？难道古代“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有一个解释，认为古代有一个阶段，“人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都是祭司，可以通过巫术与天相通，所谓“登天”是这个意思。后来颛顼对这种“民神杂糅”的情况非常不满，于是派重、黎隔断天人之间的联系，“绝地天通”。绝地天通不是说人与天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而是说只有重、黎才能跟天沟通，天与人的联系依然存在，只是通天权或祭祀权被少数统治者掌握了。《尚书·吕刑》也记载此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国的解释是：“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较之早期宗教，这是一个变化，但天人的连续性还是没变的，尽管只限于少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