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经济飞快的增长，使它人口中的五亿人脱离的赤贫并使它朝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方向发展呢？

 

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代引进了市场机制、现代技术以及西方的管理技术。

 

但西门子公司的一位中国专家赵宇空说，鉴于中国政府的低效率以及习近平主席尽力在抑制的腐败现象对中国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以上这些因素不足以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崛起。

 

赵宇空声称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知识以及中国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使真正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几个因素充分发挥了它们的潜力---即，中国人民以及主要是儒家文化。用他的话说就是，儒家文化“使中国人变得雄心勃勃、勤劳工作、勤俭节约、照顾家庭以及无情地追求良好的教育以及事业上的成功。”

 

赵宇空可能是想说一些话。中国信教的人数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多。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信教的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而且执政党又奉行无神论。但是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新的人口估计报导，不是那么多人知道中国信教的人口为 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和文革期间相比较，这可以代表一个宗教发展的牛市。文革期间，政府宣布宗教为非法，教徒遭到野蛮打击，而且所有的宗教机构全部关闭。

 

当今，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徒信众，最大的民间宗教信众，最大的道教徒信众，世界上第七大的基督徒信众以及第十七大的穆斯林信众---其穆斯林人口在也门和沙地阿拉伯之间。这些数字也显示中国是宗教多样化最多的国家之一。研究表明这一特点和经济成长有着关联。

 

但是对基督教发展的预测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所做的一项研究 （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中援引了他的话）表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在2030年前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

 

据天津南开大学统计及经济计量学研究所的王群永（译音）和北京人民大学林信雨（译音）共同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的一份研究报告上说，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王群永和林信雨在研究中发现基督教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具体说，他们发现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地区也是基督教会众和机构最盛行的地方。

 

王群永和林信雨使用了2001年至2011年省政府的资料来调查宗教信仰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在他们分析的不同宗教之中，他们发现基督教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最明显。

 

为什么可能会是这样呢？王群永和林信雨注意到基督教会众和机构在所有宗教机构中占16.8%，比基督徒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大三倍以上（大约是5%。

 

宾州大学的拉姆·克南（Ram Cnann）教授所做的研究表示，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机构倾向于为个人和社区刺激经济增长。没有理由相信它们在中国不会有同样的效果。

 

宗教机构带来的经济上好处包括直接在货物、服务以及工薪上的花费，还有就是更宽广的“晕轮效应”。这包括宗教会众所能得到的真实的但经常是无可测量的好处，如给个人所提供的安全网及人际关系网络、吸引从讲座到婚礼各种活动的磁性效应，以及向社区人们提供文化、伦理、精神活动以及娱乐活动中心这样价值连城的公共场所。

 

王群永和林信雨还声称中国基督教在社会问题上的教义也可能在经济上产生影响。他们说基督教的伦理强调人类的整体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比如说，他们观察到基督徒要对上帝及主内弟兄姐妹负责任的义务倾向于使他们从事合法及理性的投资，而不是非法或胡乱的投机。

 

王群永和林信雨所发现的基督教的影响甚至可能增进赵宇空所发现的儒家思想的经济影响。在2010年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公共对话中，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儒学学者杜维明以及图宾根大学基督教神学家尤根•莫尔特曼发现儒学和基督教之间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孔夫子的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要求更高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相互对应。

 

王群永和林信雨也注意到中国其他主要的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对经济也有正面的影响，但影响不是一致。

 

王群永和林信雨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些现象所表示的含义不是要中国偏袒一种信仰，而是“建立一个信息更加灵通的经济体，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就会使人作出更好的政策。”

 

在这里，一个很清楚的含义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中国政府高度限制宗教的政策，包括让温州（经常被称之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地区的政府官员摧毁教堂或损坏教堂的外观。这种限制性措施可能会破坏中国经济成功的一大源泉。正如中国大力解除对经济上的管制后，获得了成功一样，对宗教进一步解除管制将是让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里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奇迹的一种方法。

 

[布赖恩J. 格里姆是“宗教自由及商业基金会”的创始人及主席，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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