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道教，最早传承于早期定居或游旅南海诸国的华人之间。这些早期来往南海各地的华人先辈，多来自华南各地。
他们年复一年借助南向季候风，由原乡航行南海诸国，在当地居留贸易，一段时间以后便乘着北向风季回航中国大陆，明年又再到他们在南海各地的各处住家。
因此，这些两头或多头住家的海商和舟人不论身在华南或者南海家里，他们的思想意识总是更多受到宋明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不一定执着于纯粹道教信仰。
尚不能忽略，到了明末清初，中华皇朝更迭，清廷初期为了对付明郑等海上实力，把海边民众向着内陆迁移，一再实行不同程度的海禁。
此际，同时相遇着西方人所谓“大航海时代”的高峰，清朝却将荷人视如有利外藩，形成了和清荷军事合作，包括由荷人南明部队，甚至参与攻打台湾；①至此，历朝经营南海的努力，更显得鞭长莫及。
自荷兰人殖民者17世纪初入侵南海，在南中国海以南的爪哇建立干预周遭海贸秩序的殖民政权，再到英国殖民者又在1786年占据槟城兴建国际自由贸易港口，从此也锁住马六甲海峡出入印度洋的船运，这两大殖民政权的宗教态度，又是一直影响着中国道教在当地的地位。
当时，英荷殖民政权是一贯按照他们自身的思路，把南中国海到印度洋沿途所有海域的陆地，一概视为他们心目中雅利安文化影响的“印度教-佛教”古代政权分布区，也把佛教视为地方上的古传信仰，认可为殖民区域的对话宗教。
这样一来，当地华人群众遭遇殖民者强势而自强不息，信仰上是力求儒释道三教并存，以期维持他们在当地能有完整文化传承；可是按照殖民政权的认识，却是根据西人主流观念分类外表现象，把整体汉族传统信仰统摄在他们认定“华人佛教”的对话关系，又把道教和民间信仰视为可以归属在佛教的一体内容，即不承认也不禁止。
于是，当殖民宗教政策把华人、缅甸人、暹罗人、部分印尼土著、华人的信仰都归类在“佛教”，方便其宗教对话与管理，当地民众要求政府对话，或补助宗教，或批准各地建庙，往往也就得迁就英荷殖民者的理解，方才容易援例处理。
如此宗教观念，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备受西方训练的地方政府人员多有萧规曹随。这相比起清政府，是较宽厚的打开各教派自由流传的方便之门，尤其有利那些在中国本土被视为异端和受到镇压后南下的民间教派。
但同时间，殖民政治立场也无形中为着方便管理非基督徒，鼓励人们靠拢佛教；而各地方庙宇自认佛教，又是为着方便自己运用殖民政府管理的范围，保障活动自由。客观上，这无可否认亦会模糊着民间的道教意识。
上述情况，表达在上个世纪马来亚华人宗教的历史，是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团体为了与政府对话，组织“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其最早参与初创会员名单已经包括各地当时真正有历史、有代表性的道教与民间宫庙，却不包括缅甸、暹罗等其他族群的佛教寺庙，在1967年初即包括：马六甲州的勇全殿、清华宫，雪兰莪州的玉皇庙、威镇宫、七姐庙、霹雳州的广泽尊王凤山寺，槟城州的广福宫、宝屿仙岩、光裕祠、青龙宫、天公坛、森美兰的广福庙等。②
在那个排华情绪此起彼落的时代，这时的组织成员名单，足以表达着华人社会作为少数族群不愿意再割裂共同秉承自祖先的儒释道三教传承，认识到缺一不可。同时，它也反映出各地华人信仰群体主要目的还在形成合作，共同面向当地政府和其他宗教民族其时原有的思路，互相对话。
这种集体心态可以反映在1967年5月26日归属佛教总会的霹雳州佛教联谊会在报章刊登的广告，其祝贺“本会副会长张国伦老师主持太平西华精舍开幕”，联名同贺的会员包括天后宫、地母宫、何仙姑庙、谭公爷庙、城隍庙等，③而受贺西华精舍和地母庙又其实是原属青莲教分支的归根道系统，贺词用了“助佛扬威”四字。这些组织至今也还是留在佛教总会内部。
而清代南海道教，包括在马来亚的部分，也自有其在地演变的表现。其实践可能包括中国道教历史上陆续演变或失去的一些元素，可能包括中国各地和不同时代的道教元素在各地接触交流的新发展，甚至發生特定地区长期对话其他文化的交流演变。
举例，至今在新马泰缅各地家居、店铺或工坊供奉“五方五土龙神，唐番地主财神”，即源自《礼记》“中霤”信仰在华南演变形成的中庭地主崇拜，也是葛洪《赤松子章历•言功安宅章》学说的民俗化，到了南海各地却表现为两者与当地土民“家灵”信仰的复合。
尚且，同个家庭，若迁居到原非外藩的香港，或者居留在较后期方才割让的安南，供奉对象就会改为“五方五土龙神，前后地主财神”，可见其中“华夷之辩”。但只要到了南海各国，华人在当地拜祭地主总要做到“尽其礼”，多出糖果饼干汽水等西洋食品，这又是坚持传统糅合着对待西方产物的开放。④
可见，南海道教演变表象呈现的纷杂，其实内涵本土化过程诸多独特经验。
还由清朝自顺治年代长期闭关锁国为主，南海华人毕竟缺乏国家保护，集体开拓长期面临各路土酋的压力，又得应付殖民地政府左右大众经济生活，清代马来亚道教所延续的南海道教历史，一再面临诸多变异的文化挑战与社会调适，除了兼具中华传承与地方演变，可谓是带有国际经验的边陲经验。
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屡次明文承认南海各地属于西人领土，无论南洋华人或南洋道教都得重新适应眼前生活环境与政治现实，道教是第一次在最前线地区面对西方文明的主流压力，以弱势姿态对话国际多元社会，受尽冲击。
从过去经验看，当前不论研究马来亚或整体的南洋道教历史，都有必要关注南洋历史的具体演变脉络，才可能解读与思考其中真相。当关切其中许多细节并非缺乏秩序的随意凑合。其中，不论人物、神谱、祭祀方式、思想主张、教派或道脉源流，不一定纯粹从中国经验出发可以简单分类或太快结论，还得关心眼前历史现象是否在地演变的结果，或可能反映中国道教本身各阶段社会变迁和文化冲击的痕迹。
转自道宗平台
参考文献：
①Will,John E., 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in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36-142.
②林英强：《马来亚佛教概略》，载《南洋文摘》第9卷第12期（总108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8年12月20日，第802-804页。
③《本会副会长张国伦老师主持太平西华精舍开幕》，载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广告版，1967年5月26日。
④王琛發：《再演变与再诠释：从周代中霤信仰到华南土地龙神在马来西亚的变迁》，载《世界宗教学刊》21期，台南：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2013年，第115-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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