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幼民

 

    改革开放30余年了，窃以为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发达，社会会越来越和谐，文化会越来越活跃，政治会越来越开明，可是一场红歌如潮而来，顿时令我不能不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当红歌在各地宗教局的精心策划下，逐渐唱红了中国的宗教界的时候，我更是感到愕然，这算是干什么？是为了歌功颂德，还是为了改造宗教？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各地宗教局纷纷组织宗教界开展“唱红”活动，公开的说法是“通过传唱红歌，引导提升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的精神及红心向党、与党同心同行的理念。”在30年前这种说法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在30年后的今天，敢说“不”字的人还是不多。为什么我们的人民经常的失语，尤其是信教群众，明知道不可为却要勉为其难的服从长官意志呢？

 

　　在我国宗教界还是再走计划经济时的老路，政府建立宗教协会、宗教爱国会，外表上它们是非政府的群众组织，可是骨子里却是“官办民营”的行政化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关心下、资助下发挥着控制宗教的作用，那些接受了这种控制的那些宗教组织，多数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质，在许多原本应该属于自己内部管理的方面却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间接领导。俗话说花了人的钱理短，中国的宗教界很难挺起腰板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它们花过政府的钱，而且宗教界的一些和尚、喇嘛、道士、神父、牧师还接受了政府的委任，在政协、人大弄到了一官半职，虽然不能入党，却已经有了绝对服从的意识。有了以上原因，中国的政教分离也就只能在印刷品上成为现实。

 

　　在席卷中国的红歌潮中，和尚道士唱个红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神父牧师就唱一个《洪湖水啊浪打浪》，于是引来网上评论说：“寺院里静坐的和尚，迈进新时代红海洋。双手合十齐声颂扬，为了伟大，为了万岁，还有无疆，用我佛的信仰，替无神论来开光。信不信都灵，唱不唱一样，上帝，真主，佛祖，水产社会好安详。你有七千万，还需我帮腔，对天燃起一住香。”

 

　　有人为此做出实地调查，结果被调查的基督徒深深地感叹：“让宗教界人士唱红歌，是对宗教的亵渎。”调查者询问天主教的神父：“如果政府官员要求宗教界参加红歌会，你们天主教会欣然参加吗”？神父回答：“这个问题够新鲜，我觉得不可能欣然参加，只能无奈参加吧”！调查者又问一位主教意见：“请问主教，在圣堂里高唱类似《永远跟党走》的红歌，你能否接受？”主教干脆指出：“在上个世纪红歌唱最红的时代，就是我们教会承受最严重迫害的时代。让我们唱红歌，只能勾起天主教徒对那些曾经受苦难的主教神父们最痛苦的回忆！”

 

　　当然，我不相信在宗教信徒中间就没有真正喜欢唱红歌的个体，可是问题在于由政府有关部门出头组织宗教界开展“唱红”活动，是不是不尊重宗教信仰者的自由意愿和他们的宗教信仰呢？反过来也可以质问这些政府部门组织宗教界唱红歌的公务人员，如果由宗教界指导你们唱唱宗教歌曲，你们会说什么呢？

 

　　不一定要求人民政府爱人民，只是要求人民政府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不行呢？不一定要求人民政府和人民心连心，只要求人民政府尊重一回人民的宗教感情好不好？

 

　　热爱祖国和红心向党不是靠唱红歌唱出来的，更不是靠行政命令组织出来的。按照现代政治文明原则，执政党就是执掌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依照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我国有一亿多信教人口，政府要是真心为他们服务，那就不要组织他们唱红歌，而是要让他们自由地唱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即便你们不爱听也没有关系，因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应该没有属于自己某种的特殊爱好。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