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丽君

 

    宗教是俄罗斯文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几乎贯穿着整个俄罗斯文明发展过程，和俄罗斯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结合紧密。宗教情绪浸润着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其内心生活和言行规范。在沙俄时代，居民中信仰宗教者超过人口的90%（注：徐方冶，《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见《东欧中亚研究》，95.4）。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采取了一些针对宗教的措施，解除了教会的某些权利，使教会虽然存在，但公开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世界宗教资料表明，1971-1981年，居民中信仰宗教者只占人口的10-20%（注：徐方冶，《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见《东欧中亚研究》，5.4）。198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有三处修道院，其中修士和见习修士相当少，只有一百多人甚至几十人（注：戈尔奇英科《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列宁格勒出版社1987年）。明确承认自己是宗教信仰者的人数不超过苏联成年人口的8-10%，“多数信徒是中年人和老人”，“年轻人去教堂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而非宗教动机。”多数东正教信徒是妇女，尤其是上年纪的妇女”。（注：戈尔奇英科《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列宁格勒出版社1987年）教会也承认这一事实（注：转引自《神职人员必备书》第四卷，莫斯科1983年。）。研究资料还表明，相当数量的东正教徒所受教育的程度和拥有的专业技术水平相对偏低：他们中有不少人只有初等或不完全中等教育水平，退休前多从事非专业技术或较少专业技术的工作（注：戈尔奇英科《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列宁格勒出版社1987年）。这些上了年纪的信徒去教堂的原因在于：孤独、无可逃避的生活重负，担忧、困苦、疾病等生活或心理上的困难（注：戈尔奇英科《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列宁格勒出版社1987年）。一位神父写道：“我们很多自认为是信徒的人，没有那样的信仰。我们不在寻求纯真的信仰，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信仰为何物，我们亦未向上帝祈求过这一馈赠。”（注：转引自《莫斯科教区杂志》1985年第7期。）教士责备信徒去教堂“不是为了满足宗教愿望和心灵的渴求，而是要为自己向上帝祈求些什么”。（注：转引自《神职人员必备书》第四卷，莫斯科1983年。）显然，宗教界人士认为信徒们“远不够格”。但即便这样的信徒在俄罗斯（苏联）也越来越少。据世界基督教三大支派信徒统计表的数据，1900年、1970年、1975年、1980年东正教徒在世界人口和基督教徒中所占比例均呈下降趋势（注：于可，《当代基督教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北京见附表）。

    当时间走到了1988年，俄罗斯教会在庆祝千年庆典之际又恢复了公开而隆重的宗教活动。在准备活动期间，莫斯科大牧首管辖教区的宗教界人士就提出希望借此解决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尽量活跃当代东正教信徒的宗教活动，二是希望唤起那些世界观不够成熟和对无神论不坚定者对东正教及其活动的兴趣（注：戈尔奇英科《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列宁格勒出版社1987年）。可以说，这正揭开了俄罗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宗教复兴的序幕。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罗斯（苏联）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时代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结构在突然之间宣告失踪，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亦发生显著变化，渐渐地引发了有规模的、由无神论转向信仰宗教的运动。开始修复毁弃的教堂，甚至建立新的教堂。截至1995年，仅莫斯科就修复和新建326座教堂（注：季志业、冯玉军、《一波三折俄罗斯人》，时事出版社，1997版。）。去教堂的人愈来愈多，除了上年纪的人，亦有不少年轻人；除了女人，亦有男人。教会活动甚至渗透到了军队：教会向军队发放《圣经》，几达人手一册，军人工作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宗教事务处，处理有关宗教事务。（注：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见《东欧中亚研究》，1996.6。）1993年，莫斯科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大学，此外，教会开办了教会中学、神学院、函授学院、周日学校等教学机构。宗教书刊公开发行、出售，仅俄罗斯基督教报刊就达140种。发生了宗教感情与宗教信仰的大爆发，宗教热在俄罗斯（苏联）大地上迅速泛滥开来。1989年，东正教信徒人数上升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2%，是基督教信徒的9.9%（注：于可，《当代基督教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北京见附表）。

    这一宗教复兴现象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外社会学家的关注。1990-1992年间，俄罗斯和芬兰有关社会学家对俄罗斯当时的宗教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全俄罗斯范围内），事后曾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1996年，俄罗斯社会学家又进行了一次全俄宗教现状调查，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信徒、无神论者及其他》的调查分析报告。对俄罗斯当时的宗教状况做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展示。

   “信仰上帝”的人已比1990年大有上升，几乎达到被调查者的一半。但是，这些“信仰上帝者”中有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教徒，他们自认为是“动摇不定者”，甚至是“非信徒”。明确表明自己是信徒的人要少些，1996年只占被调查人数的三分之一。这表明信徒的人数比几十年前有明显的增长，同时，无神论者的人数日趋减少。由1990年无神论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6%逐年下降，到1996年只剩下5.5%。而在“宗教狂热”的浪潮冲击之下，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不甚自信了：有半数以上的无神论者认为“东正教很有益处”或者“有益处”，几乎三分之一的无神论者认为教会给人解答了道德问题，教堂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可见，与二十年代俄国“战斗的无神论者”大不相同，现在的无神论者只是“为自己”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信奉上帝，但是却可以同时信奉“宗教总的说来还是有益处的”。

    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承认上帝，但他们却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教徒，他们的宗教态度很微妙。有超过半数的人把自己划到“动摇不定者”和“非宗教徒”的圈子里去，也有极少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算是哪个圈子里的人。就信仰者和无神论的性别分布而论，情况与几十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无神论者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信徒中则多为女性，不过，男性信徒较之几十年前还是略有增加。

    根据以上的简单情况，似乎与普通观察者的印象一致，“信仰宗教者”和“去教堂的人”很多，谈论“上帝”与“宗教”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专家们（社会学家和宗教界人士）认为，多数自称“信徒”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而无神论者中亦有少数人并不具备无神论者应具备的观念。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全部的俄罗斯人都只能说是世界观尚未确定的人：

    在自称信徒的人中，对宗教的一些基本概念尚且模糊不清，典型的如：只有三分之一强的人认为上帝是“个人存在”，而更多的人认为上帝是“生活的力量”。同意“生活因有上帝的存在而有意义”的信徒远不到半数。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每月去教堂不少于一次的，1996年比1991年略有增长，但亦未达到10%（这是欧洲国家的较低水平，同样低的只有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甚至自称信徒的人中，每月去教堂不少于一次的也未达到20%。

    因此，社会学家们遴选出那些相对“认真”的信徒，即肯定自己“相信上帝”，把上帝当作“个人存在”而非“生活的力量”，同时明确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占被调查者的三分之一，近三分之二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信仰何种宗教）的信徒，以及据他们自己说“常常祈祷”（占被调查者的13%）的人。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宗教信仰者只占所有被调查者的4%。社会学家们把这经过筛选的4%称作“传统信徒”，即比较“认真”的，可以说是“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者。但是，这些传统信徒的“正统性”细究起来也还是令人怀疑。因为，即使在这些传统信徒中，相信“有来生”“复活”的人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可见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徒的构成及他们对宗教的基本认识水平。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俄罗斯的宗教复兴只是一个虚假的现象。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宗教的性质和内容也会略有改变和进步，而自称信徒的人数增加，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人们“宗教意识”或“宗教愿望”的觉醒。

    这种“宗教愿望”和“宗教意识”的觉醒与骤变的社会生活有关，亦有宗教界的大肆宣传有关，与“趋众的时髦心理”有关，亦于俄罗人的精神痛苦有关：

    婚姻状况：在无神论者中，已婚者占约三分之二，而离异者只占十分之一；在传统信徒中，情况则相反：已婚者只占不到半数，离异者则高达三分之一强。独居没有家庭者比例几达三分之一。

    所受教育程度：无神论者中受中等以上教育者较多，受高等教育者约占三分之一；“传统信徒”所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约半数仅受未完全中等教育；而在“自称信徒者”中，受未完全中等教育的约占三分之一，受高等教育的不到五分之一。

    生活背景：无神论者多为城市居民，或在城市中长大的人；“传统信徒”则大部分来自农村，或在农村长大。

    收入水平：无神论者的生活水平要比普通俄国人生活水平高，生活比较富裕。有远高出半数的无神论者个人月收入超过五十万卢布，而普通被调查者中个人月收入超过五十万卢布的尚不足半数。家庭收入超过一百五十万卢布的，无神论者中的比例为接近半数，高于平均水平。传统信徒的收入大大低于俄国平均水平：他们中个人月收入超过五十万的只有27%，家庭收入超过一百二十万的尚不到三分之一。传统信徒中很多是领退休金的人，占58%，而领退休金者在无神论者中占的比例只有22%。由此可见，传统信徒的生活在经济上更缺乏保障。

    由此可见，所受教育程度，生活状况（家庭生活是否正常），经济收入水平与一个人对宗教的态度有着一定的关系。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生活相对正常、稳定，且有较高收入，生活有保障的人往往倾向于无神论或不信仰宗教；相反，受教育程度低，家庭生活不正常、低收入者，则倾向于信仰宗教或者虔诚地信仰宗教，成为“传统信徒”。

    这些信仰宗教者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自身不甚满意的生活背景之下走进了宗教的殿堂，走进上帝宽广仁慈的怀抱、响应“信者得福”的召唤。他们想从信仰中得到什么？宗教（信仰）又带给了他们什么？

    根据1996年社会学家的调查，承认自己“幸福”和“很幸福”的人，在无神论者中接近三分之二，在传统信徒中不到半数。而自认为“很不幸”的，在无神论者、传统信徒中的比例分别是3%和14%。“对生活根本不满意”的人在无神论者、传统信徒中所占比例分别是10%和22%。显然，认为自己生活不幸的人在传统信徒中比例大大高于无神论者。亦即传统信徒们对自己实际生活的评价远远低于无神论者。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意程度也强烈些。不仅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比无神论者要差，而且，非物质的生活质量也不及无神论者。

    与苏维埃后期相比，人们对生活的还满情绪普遍有所增长。然而，五年前的调查表明，当时对生活最不满意的是传统信徒，最满意的是无神论者。五年前，没有一个无神论者自称“对生活根本不满意”，传统信徒中声称“根本不满意”的却占4%。对生活完全满意的人数在无神论者中所占比例高于他们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所占比例，在传统信徒中的比例则低于平均水平。对家庭生活表示满意的人数比例基本同上。对家庭生活表示不满意的无神论者少于传统信徒，两者均高于平均水平。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这一项仅限于有工作的人）无神论者只有约五分之一，大大高于传统信徒，也高于平均水平。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根本不满意的，在传统信徒与无神论者中所占比例分别是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不过，在考察这一组数据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前面已提及的事实，即无神论者多从事收入高，威望大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好，而传统信徒则相反。）

    传统信徒较之一般俄罗斯人（当然，较之无神论者更甚）在生活面前内心比较恐惧。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尽管无人认为现代的人们变得比以前的人们更好，但是仍有少数的无神论者认为现代人比从前更加愿意互相帮助，传统信徒中却没有人这么认为。传统信徒比普通人（比无神论者更甚）更加惧怕“他人”，此外，他们对未来的失望和恐惧也甚于普通人和无神论者。他们会经常想到死亡，认为将来的生活会变得更糟，身处大变革时代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更愿意谨慎从事，当心提防，认为“老观念”更好，不想接受“新观念”。但是，更多的人是既不认为将来能变好，也不认为会变糟，既不觉得旧观念“好，亦不觉得“新观念”好，仿佛对这些事情没有考虑，漠不关心。不过，根据调查数据，还是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普遍而言多少还是倾向于保守，对新环境下的新观念持不赞成态度，观望态度。而传统信徒对生活（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均持相对消极的态度，更缺乏信心，适应变化的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差。不过，这也容易理解：他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限制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同时，他们的不良生活状况（贫穷、挫折、无地位）使得他们失去积极的生活态度。

    可见，俄罗斯的传统信徒并非如宗教教义所言“信者得福”，恰恰相反，他们生活困苦，根本无福可言。无神论者得温饱，普通人（既不信仰宗教，亦非无神论者的人）虽生活较苦，但亦不至于挨饿受冻。其间差别从何而来？当然不是宗教带来差别，而是差别带来宗教。受过教育、生活相对有保障且有稳定家庭生活的男子（他们在无神论者中人数很多）不可能不比那些较少受教育的、穷苦的、通常又离异、独居的农村出身的上年纪妇女（信徒中占绝大多数）更加自信、乐观。宗教对于这类妇女而言只是获得心灵平静与安慰的途径（确实，97%的传统信徒在宗教中寻求的是平静。（注：德米特里·富尔爱：《信教者、无神论者和其他人》《自由思想》1997年第1期。）当然，宗教也确实给了她们心灵上的安慰。从人们对目前生活的评价和自感幸福与否等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是宗教的作用，处于传统信徒那样的生活条件中能认为自己幸福、很幸福的人会更少，甚至没有。这正是宗教给他们的精神慰藉，少了这个，他们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加不幸。

    宗教给不幸的信徒们带来了心灵的安慰，同时，它也影响着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

    在性观念和家庭观念方面：尽管较多的无神论者拥有婚姻且对家庭生活表示满意，但是态度亦略有改变。约有五分之一的无神论者认为“婚姻是老式的组织家庭生活的方式”。而有此看法的传统信徒则少得多，只有十分之一。无神论者中赞同“妇女可以有非婚生子女”的比例高于普通俄罗斯人，大大高于传统信徒（分别是40%，38%，30%）。在对“性自由”的态度上，无神论者与一般俄罗斯人观点相差不多——“基本上不赞成”，传统信徒的态度更坚决些——“根本不赞成”。无神论者、传统信徒中多数人都认为生活中“对伴侣的忠诚”是很重要的。传统信徒比无神论者和普通人更倾向于“家庭中重要的是要有孩子”，无神论者和传统信徒跟普通人一样，绝大部分人已能接受“母亲在外工作”，认为“要是母亲工作，孩子就会受罪”的均较少。传统信徒比无神论者更强调“不论父母道德品质如何，子女必须尊重父母”，但是认为“父母必须赢得子女之敬爱”的，在无神论者和传统信德中的比例均较低（分别是24%和10%）。他们对子女的期望也不尽相同：无神论者倾向于认为子女必须具备的品质是：独立顺从、不利已、想象力丰富；传统信徒则顺从放在第一位，其次为：独立、不利已，想象力丰富。

    这表明俄罗斯进入九十年代，虽然社会组织形式及人们的个人生活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俄罗斯人在苏联时代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并未发生剧烈的改变。只不过，无神论者似乎更倾向于“现代的”或者说“接近西方化的”生活道德模式，而相比较而言，传统信徒则倾向于传统的、较为保守的、俄罗斯式的生活道德模式。用俄国社会学家的话说，就是“教会在宗教世界观方面对信徒的影响似乎不大”。（注：德米特里·富尔爱：《信教者、无神论者和其他人》《自由思想》1997年第1期。）但是同时他又说，“我们仍是谈到东正教会通过那些在教育过程中被接受的，和植根于俄罗斯传统”在教会的参予下，或在其影响下建立起的道德典范和标准。”比如：“传统信徒倾向于古俄罗斯东正教的家庭模式，把它作为“牢不可破的神圣的结合”，丈夫是无可争议的首脑，是“养家人”。子女应当“顺从”，“尊重父母，而不必看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无神论者则有自己的家庭模式和道德理想，他们认为“家庭是基于爱情的自愿结合，”其中不仅夫妇间关系是平等的，“不霸道，不追求个人威望”，连亲子间关系也是“父母亲应当赢得子女的敬爱”。他们似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现代西方色彩更浓重些。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似乎无神论者和传统信徒间的差异缩小了。这表现了宗教在社会道德模式方面的积极影响。无神论者和传统信徒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也比一般人积极，认为“劳动可以带给人幸福的生活的人也较一般人多。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无神论者与传统信徒的立足点有所不同。无神论者中从事”有威望的、高报酬的脑力”劳动者较多，而传统信徒从事上述劳动者相当之少。因而，传统信徒对劳动及其结果的高评价可能仅仅是缘于传统道德观念，或者宗教教义的训示，而非象无神论者那样，来自于对自己的劳动及其结果（带来了金钱及成功的喜悦和其它乐趣）的真实感受和认识。

    在遵守公共道德方面，无神论者与传统信徒的观点也比较接近。比如：他们比一般被调查者更倾向于不赞同”纳税问题上欺骗政府”、“乘车不付车费”、“收受贿赂”、“捡钱不还”、“为个人利益行骗”、“吸毒”等等。尤为有趣的是，尽管无神论者较赞同“性自由”和“离婚自由”，但是他们却较少赞同“背叛配偶的行为”。这也许与年龄有关系，因为无神论者和传统信徒的平均年龄长于“一般俄罗斯人”。

    我们已大致了解了当代俄罗斯人对宗教的认识和宗教对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影响轨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在俄罗斯的宗教复兴浪潮有着它自己特殊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主要是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近千年以来，宗教在俄国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中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都熏染在浓厚的宗教气氛里，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虽然十月革命后苏联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消除宗教的影响，也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近千年的文化积淀难以短时期内彻底消除，强制的行为也往往会带来对压制的反抗。苏联的解体及其后政治的不稳定对人们生活状态发生剧烈冲击：经济停滞，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苏联大国地位的丧失使人们失去了往昔的荣耀感，失去了从前安定，平稳的生活，这使他们精神上的宁静和谐与自信都在突然间宣告打破。面对突如其来的可怕事实和困难，人们不知所措，既难以在行动上克服又难以在精神上接受，以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变得不合时宜了，出现了信仰真空。苏联解体之后，政治变得不可理解了，持各种政见的政治家，政党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政治宣传和说教，政治已变成了政治家们的游戏。俄罗斯人传统而来的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参予热情失去了依附之处，他们对未来生活、尤其是个人的生活（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失去了理解力和信心。他们无法适应剧变中的社会。西方文化通过电影、电视、书籍、商品等的逐渐渗透，西方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中被压抑了半个多世纪，几乎已被忘却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逐渐苏醒。恰逢东正教千年庆典活动，宗教界也在此时利用政治的机会复苏宗教，作为重新建立宗教在整个俄罗斯生活中地位的良机，大张旗鼓地组织庆祝活动和有目的的宣传。而欧化情结下实施改革的俄罗斯当权者和一向与“欧化”对立的“斯拉夫派”政治家们在“恢复宗教”上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所以“恢复宗教自由”和“恢复东正教的地位”也是政治家们获取民众支持的一项政治措施。政治家们公开参与宗教活动以示对宗教复兴的支持和政府对宗教的开放态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参加过公开宗教集会），颁布法律（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先后分别通过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宗教自由法》）为宗教在俄罗斯复兴提供了法律保障。身陷信仰真空的俄罗斯大众找到了信仰所托，遭遇不幸的人向宗教寻求安慰，而爱好时髦的人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赶起了“信仰的时髦”。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宗教在俄罗斯社会地位上升，教会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集体，政治家们更需要向教会表示友好已获更多的民众支持，在公开场合或真诚或虚伪地赞美宗教，向宗教界人士表示友好和尊敬，政治家、宗教界人士和民众成了共同推动宗教复兴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流逝，俄罗斯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渐趋稳定，经济也逐渐走出停滞的低谷，俄罗斯人的心态逐渐发生着改变，由剧变时期迷乱惊慌渐渐变得比较理智和安定（当然，这期间宗教亦起着一定的抚慰作用）。“人们逐渐习惯了转机时期的各种困难和要求，社会心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求适应自己的社会位置，努力争取个人在过渡时期和未来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使之适应已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体现自我价值，追求和维护‘个人利益’”（注：董晓阳，《原苏联东欧国家过渡时期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见《东欧中亚研究》，95.3）“从众心理”逐渐转向“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心理”。最重要的是，宗教仅只是给信徒带来精神上的安慰，而这安慰也很有限。毕竟，对生活现状不满意的有相当部分是信徒。可见，宗教不能安全安慰“不幸的灵魂”，而“信者”未必真能“得福”。整个俄罗斯人群体渐渐地走向成熟，当初的理想主义心态亦渐渐地被现实主义心态、务实主义心态所代替，人们已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经济活动，谋求用双手和智慧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

    所以，进入1996年，1997年，俄罗斯的宗教复兴热潮已渐渐走向平缓，但宗教的影响在俄罗斯社会仍将继续存在。不过，人们将会以比较理智、冷静的态度对待它。因为它毕竟能给一些精神痛苦的人安慰和信念，仍会有人把宗教作为“生活的力量”。此外，在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人们原先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力已经减弱，这时候，宗教教义可以起着某种道德规范的作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本文转载自：CSSCI学术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