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海源

[内容摘要]台湾的戒严体制为时久远，在戒严时期对宗教自由的保障并不充分。政府虽声称给予各宗教发展之自由，但这是有条件的。如果宗教团体在政治立场上和政府一致，或是宗教团体不曾引起政治上的疑虑，大都能享有宗教上的自由。不过，若宗教团体在政治主张上和政府不同，甚至对立，或是党政方面怀疑宗教团体有政治上的「阴谋」，党政机器就会采取干预甚至压迫的手段来加以处理。约略而言，一贯道、新约教会、创价学会、统一教、真耶稣教会、耶和华见证人会、乃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或多或少都曾遭到党政的迫害。直到解严时，政治干预宗教的种种现象才消失。一九八七年春，新约教会被允许返回锡安山，内政部在四十多位立委提出书面质询后允许一贯道合法化，而同年七月政府宣布解严。在解严后的十多年当中，不只一些曾遭受查禁的宗教团体重新公开活动，更有许多新的宗教团体成立，而且正式登记为合法的社会团体。然而，有一些宗教信徒仍然因教义和兵役问题上的矛盾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本文试图就解严、宗教自由和宗教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一方面我们先从理论上，将探讨世俗化理论的问题，论述其对宗教发展的影响。在另一方面，本文就世俗化的理论架构来分析新兴宗教现象形成的原因。

                                                     壹、 世俗化趋势的问题

    近代宗教自由之获得，很讽刺地说，是来自于世俗化。台湾的解严也可以说是世俗化的一种趋势。简单地说，当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后，罗马天主教不再是唯一的神圣的教会，许多新兴的基督教教派之所以可能创立以及持续地发展，就是世俗化的结果。在戒严时期，政府乃至于国民党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甚至宗教团体都必须臣服其下。解严本身即在去除党政的神圣性。于是，对一般社会而言，解严是一种自由化的过程，对宗教团体或宗教现象，可能就浓厚的世俗化意含了。

    就世俗化的理论而言，在欧美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引起多次的争议（Bruce 1996； Casanova 1994；Stark and Bainbridge 1985）。在国内，学者对世俗化理论尚未有完整的深入的论述，但已经有学者面对新兴的宗教现象，以及对欧美文献的粗浅了解，很主观地排斥世俗化理论（郑志明 1997）。就研究分析台湾的宗教现象，我们亟须对世俗化理论进行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更需要就台湾的宗教现象来检验及修正世俗化理论。或许在充分证据和具说服力的论述下，我们甚至可以澈底推翻世俗化的论点。而不能贸贸然说世俗化理论已经过时了，用一种浮面的否定，甚至带有一点义和团意识地来拒斥世俗化理论，这样对问题的研究没有帮助。

    Casanova在一九九四年「现代世界的公共宗教」一书中，对世俗化有一整套而有系统的论述，很值得参考。卡萨诺瓦研究了西班牙、波兰、巴西、美国基督教右派和美国天主教，指出世俗化其实不是单一的理论，不能说理性化就是世俗化。世俗化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世俗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第二个则是宗教的衰落。第三个是世俗化的意涵是说宗教的私人化。但第二和第三个主题在晚近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相当的变化。宗教不但未衰落而且又有兴盛的趋势，同时现代宗教在许多社会里，涉入公共领域和事务的现象愈来愈频繁，和宗教私人化的现象很不相同。

    分化是世俗化的一个最重要或重要的面向之一。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已经不是由定于一尊的宗教来管辖，而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分化出来了主权国家、市场。这两个政治经济的力量从宗教被分化出来就形成一个很主要的世俗化力量。这个主要的力量，不但是世俗化的主力，而且是迫使宗教也必须在这样的一个现代国家跟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状况之下来运作，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现代社会的宗教一定受到世俗化的冲击，但受到冲击不一定就会衰亡。不过在现代社会里，国家和市场是最重要的主导力量，而不再是由教会主导一切。

    在西方社会，促成社会分化的因素，大体上有四个，即宗教改革、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就是启蒙理性的发展。宗教改革，就西方社会而言，是世俗化的主要原动力。也就是说，宗教改革促成了主权国家、市场、科学。是宗教改革在先，宗教改革带动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世俗化的趋势、其他世俗化的趋势。

    现代主权国家本身是有几个特性，都和世俗化有关。现代主权国家是在它的领域之内，就领土之内，它有集中的、独占的一种强制的手段（concentrate and monopolize violence and coercion）。就是简单来讲，现代国家是第一次清清楚楚有国界、有清楚的领域观念，然后它控制一切暴力、控制一些强制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合法的唯一的，而且是世俗而年宗教的。其次，现代国家在宗教上应该是中立的，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础，或者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卡萨诺瓦发现世俗化对以前有国教的国家冲击很大，而对没有国教的国家，像爱尔兰、美国，世俗化的冲击比较小。因为有国教，国家在宗教上就不能维持中立，在现代维持中立又是必须的，于是世俗化影响就会比较大，而原来没有国教的国家，国家本来也就比较中立，变化就不会太大，世俗化的影响就小多了。

    资本主义的兴起促成市场的运作，是主要的分化结果，使得市场化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中一大的主导力量。在新教改革初期制欲的精神被移置到日常生活中。制欲在新教里面成为每个信徒都要身体力行的。世俗的经济活动变成是在宗教上会被接纳，不但被接纳，而是被鼓励的。从韦伯的分析而论，对新教教徒而言，一个职业，就是一种上帝的圣召。所以在这个职业上，就要尽全力，要成功。结果就促成以非常强的圣召动机来支撑世俗的经济活动。

    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在现代社会里渗入到宗教领域，乃是市场成为世俗化主要力量的缘故。甚至如Wilson所强调的宗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宗教的商品化。从这三个方面而论，资本主义兴起带动了市场经济为主的世俗化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世俗化趋势进而促成宗教内部的世俗化。

    现代科学的兴起长期以来成为世俗化的主力。现代科学兴起象征的是启蒙理性的发展。新的科学宣称发现新的自主的方法来验证真理，乃至发掘真理。这种新的方法，完全是自主性的。这种方法跟巫术是不一样的，它是客观的，它不是主观的一个反映，它更是一个制度化的。

    新的科学方法，主要表现在非常严谨的实验设计上，也是一种非常精致的理论建构的方式。这是制度化很根本的一部分。其次，现代科学强调专业的制度化。牛顿的科学理论当然对后来引发很大启蒙的力量。大家知道后期德国的科学很发达，可是路德教会跟科学不太相容，所以在德国在早期发展不是那么快，可是新教的或牛顿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科学的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欧陆的时候，就产生非常大的变化，造成更进一步现代科学事业的制度化。

    现代科学本身就是发起世俗化运动乃至于反宗教运动的主力。尤其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在欧洲、美国乃至于后来的东方，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发动很多次的世俗化运动，也不少反宗教的运动。对宗教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现代主权国家在宗教中立性前提之下，它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的世俗化的政府，而不是追求的是非科学的神圣化的宗教性的政府。

    反对世俗化理论者指出来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基本教义派愈来愈有兴盛，或基本教义派愈来愈有力量。他们认为假如世俗化是重要的趋势，基本教义派应该愈来愈衰弱，它怎么反而愈来愈强。其实，真正非常基本教义派它是不受世俗化影响，但并不表示世俗化没有发生，它是一个少数不受世俗化，因为它非常坚持它的立场。你怎么样变，我就不变。反正永远我就这个样子，可是它永远是少数，永远不是多数。

    在每一个时代一定会有一批基本教义派的存在。社会上也形成一种状况会让一些民众去参与基本教义派，譬如说这个科学可能不是万能，科学理性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资本主义不但不解决问题，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使这些人有相当程度是边缘性的人，去寻找传统的、神秘的、的力量来支撑，这往往就是基本教义派。所以不能拿基本教义派来否证说，世俗化没有发生，世俗化不能解释。基本教义派的兴盛正是世俗化可以解释的。

    宗教改革、主权政府、资本主义的市场、现代科学是世俗化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四种社会力也可能促成新的宗教的发生。有些新发生的宗教现象仍可以世俗化来解释，不过也有些新的宗教现象可能是对世俗化趋势的反弹。宗教改革促成宗教本身的分化，新的宗教因此而有了兴起和发展的机会，这其间，也有的新宗教强调极端神圣性，反而显得不容易以世俗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主权政府保有强制的力量在维持宗教中立的前提下，也给予新宗教创建的机会，因为任何新的宗教都不得被歧视，也都受到保障。然而由于政府是世俗化的，政策也是世俗化的，有时可能会酿成一些问题，例如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对现实世俗政治发生严重的异化，其间就可能形成追求神圣性宗教的动机。市场化一方面是世俗化的重要质素，使得宗教本身都成为商品，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化也带来人们对跳脱市场利益的动机，而追求神圣性的宗教。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一些新的宗教有机会结合理性的科学知识和感性的及灵性的修持。同时，科学愈发达却又未必能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如生老病死，反而促成民众寻求非科学的而更宗教的方式来面对适应上的挑战。总之，仔细推敲起来，世俗化对现代社会的宗教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世俗化本身又使人们有了新的问题或未能解决旧的根本的问题，追求宗教又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势。

                                             貳、 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解析

    台湾新兴宗教现象之发展主要可以由三个大的因素来加以探讨。第一个是社会结构因素，社会结构在解严前后，乃至于解严之前就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这种结构性的变迁依旧在继续进行中，其中主要的就是自由化。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宗教团体本身，宗教本身的教义、传教方式、领导和组织都可能会造成不同宗教团体不同的发展。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个人接受新兴宗教的可能性。个人由于心理需求、神秘经验及相关信仰、权威人格、与家庭关系及生活，都应该与个人是否接受新兴宗教有关。

    图一、台湾新兴宗教现象成因分析模式

 

    在这三个重大因素中，在社会结构因素方面主要是自由化。台湾没有类似宗教改革的现象，但在戒严体制本身具有强烈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性，解严前后确实对宗教自由有重大的影响。若干宗教团体对抗戒严体制，在整体政治被迫改革的情势中，政治自由化带来了充分的宗教自由。

    一、 新兴宗教兴起的结构因素

    自由化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在不曾发生宗教改革的社会，像台湾，政治自由化可能更为重要。自由化本身也隐含了分化的意思。自由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其实自由化就隐含了宗教改革所促成的多元化的意义。重要的是说，主权国家在自由化过程中确立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在戒严时期，一贯道、长老教会、新约教会、统一教乃至创价学会被迫害，只有在解严之后，只有在自由化的前提之下，宗教才获得真正的自由化。就政府而言，在宗教上也多保持中立的立场，只是政府高层官员，特别是政府首长，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常常不能坚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只要有选票，政治人物，包括总统候选人就不论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就出席不同宗教团体的盛会。

    一九八九年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制定是宗教自由的新的法律基础。在人民团体法中，开了一个空间让宗教团体可以去登记。宗教团体是社会团体的一类，可以依社会团体一般成立之规范申请许可。在这个法律施行以前这是不可以的。在以前，宗教团体因为不都是寺庙，所以不能登记为寺庙，因为与监督寺庙条例不合。宗教团体可以登记为财团法人，但是基金本身有一定的低限，宗教团体不一定有足够的财力来成立财团法人。更重要的是，即使有足够的基金，宗教本身是否被政府相关机关所承认是更大甚至极难突破的难关（瞿海源 1989）。目前政府只承认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轩辕教、理教、天理教、大同教、天帝教和一贯道等十一种宗教。在一九八○年时只有十种，而在一九七○年代则只承认前九种。于是在这十一种以外的宗教团体，到现在先就无法取得政府对其宗教的承认，也就不可能登记为财团法人。天帝教经过十分繁复而困难的过程，并且动用特殊关系才勉强获得承认，一贯道更是经历了长期的压迫，在四十多位立委连署下，才被政府认定为合法的宗教。但是自一贯道被承认为合法的宗教以后，政府再也未承认任何新的宗教。

    于是大部分不属于政府承认的十一类宗教的宗教团体自一九八九年以后就登记为社会团体。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一九八九年时，获得许可的宗教团体有二十三个。其中不少是已经存在的宗教团体依新法重新登记，新的宗教团体并不多。但在往后十年当中，获准登记的宗教团体愈来愈多，除了在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八年以外，年成长率都在24%至103%之间。十年间的总成长率:

   

   资料来源：内政部统计

    高达952%，一九九八年的宗教团体数是一九八九年的10.52倍。社会团体在同一时间的总成长率却只有198％，如果扣除宗教团体，则社会团体在十年间的总成长率更降为179％。宗教团体与其他社会团体在一九九○年代的成长显然有悬殊的差异。如果将登记为其他类团体，有些宗教团体登记为学术团体，则相差将更为惊人。这种极为突出的成长趋势可以说是自由化的结果，因为新的宗教团体可以正式向政府申请许可，要符合人民团体法的条件并不困难。不过，这样惊人的成长并不完全是自由化的结果，自由化只是提供新的宗教团体登记的机会，是新宗教产生后新获得的合法化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新的宗教团体，这是我们将致力探究的。就一九八九年以来的趋势再做进一步推敲，则在早期申请者多是既有宗教所组成的团体，甚至是将旧的团体根据新颁布的法律重新登记。新的宗教团体一方面可能本来就不是那么多，在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对新的法律先暂时采取观望保留的态度。在过了几年后，整个社会自由开放的情形，以及实际的新的宗教团体的产生，人民团体法又成为最方便地取得政府承认的依据，愈来愈多的新的宗教团体向政府提出申请。直到一九九六年几个宗教事件爆发出来，该年度宗教团体数乃可能因此而出现了负成长。

    台湾经济发展的特征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市场又不是全然自由的。在自由化的过程中，市场自由化是一个重点。因为经济发展的关系，所以商品逻辑也影响到内部的状况，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团体将宗教商品化，甚至将一个商品加以宗教处理，如加持，就大幅提高这样商品的价值，如健康食品。不但将宗教商品化，甚至更利用成立基金会，以非营利为表，实则更增加获利能力。简言之，整个商品逻辑确实已经渗透到宗教里面去了，这没有好坏的问题。新兴宗教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其次，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投入了到宗教市场，不只是单单地自己商品化的问题，而是绝大部分宗教都商品化，推出自己的商品上市，就形成宗教市场（Wilson 1978; Werner 1996）。由于宗教性质有些不同，性质相近的宗教间竞争比较激烈，但性质不同的也还是有竞争的。例如，佛教系、本土系、日系、和印度系，可能有市场区隔。宗教市场在台湾近年来的发展多在都市地区，显示都市人口形成了台湾主要的宗教市场。有一位新兴宗教的教主说，人家要捐很多土地给他，都不合适，因为在乡下，而他要在都市，因为，现代人都住在都市，可以吸引许多人加入。在我们访谈新兴宗教团体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值得深入探究。那就是中坜这个新兴的都市是许多新兴宗教团体都设有分部，或成为其据点的情形。中坜可以说是发展极为迅速的新兴都市，在新兴宗教从北往南的途中，不能忽视中坜。或许中坜也是客家人聚集成的最北边的一个都市地区，对各类宗教的发展又有另一重重要的意义。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科学发展。本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与普及是世俗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虽然十分快速，但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人本身的许多心理的和心灵上的问题，甚至科技本身也带来新的问题。于是现代科学本身的不完美就给予人们很大的空间，去创造有异于正统科学的知识。这种有异于正统科学的知识，有些还是和科学有关，只是新的思潮，有些则是鱼目混珠似的伪科学，还有更多的就是所谓的另类知识。这些类的「科学」知识对新兴宗教现象有促成的作用（Bruce 1996）。约略而论，我们可以发现有五类知识的流行与新兴宗教现象有显著的关系，即另类医疗、生机及有机饮食、EQ及人际适应、磁场、以及解释宗教及特异现象之论述等。在性质上，我们在此不列入术数、星相、和气功等，因为这些已经不是科学的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列的五类知识多半还是科学或以科学形式出现。

    另类医疗及相关知识在近年年在台湾十分盛行。这类知识大多由国外引进。影响力较突出的例子有脑内革命、生机饮食、前世今生以及最新流行的以另类医疗为名的思潮。脑内革命在日本造成流行后不久在国内也流行起来，虽在日本有专书批判，在国内也引发争议，但是脑内革命已成为重要的时尚。作者以医师的身份，又是东京大学毕业，对正面思考与脑内生理化学变化进行了极具戏剧性的论述，对绝大部分无力辨别其证据是否合乎科学检验标准的民众来说，甚至对高级知识份子和高官贵人，有非常大的说服力。虽然脑内革命的实际实践情况并不明确，但由于这本书之畅销，其观点与论述应有很大的影响。

    至于生机及有机饮食在台湾的起源尚有待进一步探究，但至少在近三年来已明显着一种快速成长的趋势。这种生机和有机饮食的观点实际上是正冲着主流科技酿成环境，特别是食物污染的问题而来。从以往对环境和食物污染的恐惧与无奈，原创于日本的若干已经成熟的策略和技术，如主妇联盟效法日本的共同购买绿主张运动以及日本救世教会的自然农法（MOA，即Mokichi Okada Association，冈田茂吉协会，冈田就是日本救世教会的创教者），以及来自美国的安息日会及前三一冰淇淋老板等之素食主义等，在台湾快速流行。生机和有机饮食对主流饮食和医疗具有相当强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总的来说，另类医疗及其知识是对主流的科技和医疗知识的重大挑战，而这一类的知识也在主流科学知识确实力有未逮的状况下，为愈来愈多的民众所接受。相对于现代主流科学所酝成的世俗化趋势，另类医疗和健康知识就多少容易有其神圣性，也就可能与新兴的宗教现象有比较强的亲近性。

    其次，EQ和其他一些人际关系适应的知识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开始流行。也可以说是对强调理性的现代心理学和辅导的一种挑战。现代心理学和辅导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对于个人心理，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问题的处理多是以理性为基础。然而许多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本身却难以获得解决。在台湾，一方面这类知识并没有真正的普及，民众难以认同或信赖这种知识来适应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另一方面，相关的制度与设施也不完善，如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和治疗的制度和资源十分有限。EQ以一种流行文化的方式对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大众传播媒体方面，有许多节目主持人和社会名流很频繁地宣传喜欢强调EQ，因为这种流行知识并不艰深难学，有时甚至在不求甚解的状况下，把 EQ当作必谈的口头禅，不谈EQ的人显得就落伍。EQ相对于IQ而来，在国内变成一种新的信仰和流行，多少带有反智或轻智的倾向。同时，在流行文化里，喜欢谈EQ的也多半喜欢谈星座。也有一些宗教界人士也乐谈EQ，似与宗教重感性有些关联。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假设EQ这样的知识和想法的流行与新兴宗教现象有紧密的关系。

    磁场又是另外一种新的知识概念的例子。有许多人现在习惯用磁场的概念来解释生理现象。有人感冒了，或身体那里不舒服，就很自然地说这是磁场不对。类似磁场的概念不知起于何时，但目前这种流行的说法可能还是九○年代的事。当人们相信人身体是一个小磁场而宇宙是个大磁场，各自的运作和相互的影响乃决定了个人的身心状况。这样的论述已经和正统的现代生物和生理科学有着根本上的差异，也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相信磁场说的人对现代科学有一定的质疑。在面临生病等情况时，也会排斥或至少不太信赖现代医疗科技。磁场的概念未经科学证实，但有不少人相信是合乎科学的说法，也使得人将之当作科学来运用。初步从百多人的小样本，我们发现有四成以上的大学生和一般民众相信人的身体是一个磁场的概念。由于磁场概念是许多特异功能、养生术、乃至新兴宗教所提倡的，这种概念的流行与新兴宗教现象之兴起与发展有密切的相关。

    在现代科学方面，最后一项可能对新兴宗教现象有重大作用的乃是科学研究者以科学来试图解释并支持特异现象之存在。当陈履安担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时，由于自身修行的原故，推动对气功的研究。因此有少数科学研究者，以理工博士的身份提倡气功和特异功能。假科学的外衣为科学无法证实的现象提供科学性的说法。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不少学者在自己信仰神灵的前提下从事有关宗教的研究，倾向于肯定神灵存在之论述。这些学术界研究人员的论述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传布，成为社会上灵异与新兴宗教流行的「科学」根据。在新兴宗教现象当中另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不但许多新兴宗教的信徒是知识份子，更不时有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为其所信仰的宗教灵异现象提出所谓科学的解释。这类的解释大部分已经偏离科学，甚至扭曲了科学的精神和知识。不过对信仰者而言，这是很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对自己的信仰有帮助，对同道也有帮助，对一些社会大众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国内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与科学知识的传布是促成世俗化大的趋势的根本力量之一，但由于科学本身并不完备不能解决人们所遭遇的许多问题，而国内科学的发展虽有长足的进步，却并非十分成熟，使得科学在国内更加不完备，对变迁快速社会所产生的问题在应付上常有所不足。于是，给予另类医疗和生机饮食、EQ与相类似的人际关系调适、磁场、乃至伪科学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知识，相对于现代主流科学或许可以说是另类科学。这种另类科学不只是对应主流科学而生，试图取代或弥补主流科学，更重要的是这些另类科学中有不少直接间接和宗教灵异现象有关，甚至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另类知识的流行也正支撑了新兴宗教的兴起与发展。

    在台湾，长期受到中国种种神秘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大部分民众到目前为止，对传统的神秘文化多持肯定的态度。华人的神秘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庞杂，大部分的人从小就从家庭、聚落、以及各种新旧传播媒体都持续不断地被社会化。有关神秘文化的种种一直就是台湾民众的心理。根据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到一九九○年代中，仍然相信神秘文化的种种。以下我们选了那个调查中有关神秘文化信仰的调查结果。主要可分成对灵魂、缘份、气、风水、命运、命理等方面的信念。其间，受访民众相信灵魂会转世、孤魂游荡，相信缘份是前世注定的，相信「气」对人地的重要影响，相信风水对人在事业财富健康等等方面的影响，也相信命和命理的可预测性等等。台湾人对灵魂、缘份和气有相当强的信仰，大都有一半以上的民众表示相信；对风水和命理，信者虽然未超过一半，但也都在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间。

    传统宗教提供了新兴宗教在教义上、仪式上、灵异信仰上发展的基础，而新兴宗教往往就若干方面有所创新。例如在教义上，印心禅学会、显相学会、亥子道、关天师、开天宫都承袭传统宗教，但也都有所创新。印心禅学会以禅学禅教为名，而主持人称妙天「禅师」，自认为三身成就的「佛」，强调「自性」修行的印心禅法「才能见本来真面目，才是真修行，才是正道。严格说，离本心修行，都是『外道』，离开本心，一切的念佛、拜忏，甚至禅定，都是修行上的外道，因为人在修，而不是自性在修的佛法，是不会成佛的。」显然妙天是以佛自居，所讲的所传的都是佛法，甚至会自居正道而指其他修佛的是外道。即使印心

                                    表二、民众对神秘文化的信仰

       
    资料来源：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二期第五次（1994）

    禅法不立文字，但从印心禅学会诸多出版品，则仍旧可以看到有关禅法的论述。从这些文字来判断，不管佛教界承不承认印心禅学会是否为佛教，这个新兴的宗教至少受到佛教根本教义的影响极为深刻。而他又比传统佛教有更强大的吸引力，乃在于其根本道理是佛教的，容易在信徒当中取得正当性，因为华人由于长期直接间接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但又大都不能掌握佛教精神，于是多半比较容易亲近乃至接受佛教。再加上，所传授的禅坐对许多人都有实际之功效，又有种种不可思议神迹和灵异现象，有理工科博士和医学博士做见证，乃造就了这个宗教团体的快速成长。

    在这里是佛教提供了新兴宗教萌芽发展的养分，而自身却难以成长。不过，佛教当中也有许多新兴的佛教势力，也是类似的佛教新兴现象，于是也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存佛教组织的振兴也并不像印心禅学会如此强调禅坐对身心的具体功效，也不强调灵异。

    此外，亥子道的教义与一贯道非常接近。虽然教主并不承认而声称来自仙佛的神示，但有许多教义乃至神话和一贯道一模一样，或有极细微的差异。而宋七力强调他自小时候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神迹，而在事件后交保后发现自己眼见的极乐世界竟是维摩结经所讲的境界，显然还是以与佛教有关而自我肯定。在其主要而简短的神学论述中，却也引佛教的说法，而更以舍利子为证实自己神力，可以看出依附传统佛教甚深。开元宫的五母说更集老母信仰，如无生老母、无极老母、瑶池金母等，而基本教义确是一贯道老母收圆论。日系宗教也多与佛教相关。法国来的雷尔教会则与飞碟和外星人的传说密切相关，飞碟会则集佛教、基督教和道教诸说而成。大体上，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新兴起的宗教和传统宗教无关。

    在通灵方法上则多采取直接即时通灵的过程，而传统宗教则多间接或借助灵媒。这种新的通灵方法有更强大的直接的冲击，让信徒有更强烈的感动。宗教领袖本身或会发光、或自神灵直接获得启示、或即时显现灵异能力、或直接起乩。这种直接即时通灵的方法使得效率大为提升，也更增加市场价值。然而，这种新的通灵方法却和旧的通灵方法有前后的连续性。在以往只是没有那么直接那么即时。例如，亥子道教主可以直接就通神而不必靠三才，关天师可以立即办事好像完全不必进入起乩的恍惚状态，其实都分别和一贯道与童乩的传统有关。开天宫的主持人本来就是桌头，后来成为乩童，再进一步以一种不剧烈的起乩过程，装扮成五母来办事。问事的人不必开口看起来很玄，实际上不论是文乩或是武乩本来就很玄，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另一方面，传统宗教也促成民众长期保有传统的神秘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和道教信徒都对传统的神秘文化，包括对神鬼的信仰，对术数乃至巫术的信赖，是相当强烈而持续的。

    有些传统宗教因种种原因，不但没法成长或开展，也促成了新兴宗教的萌发。传统宗教又为社会主要的制度，和国家与市场是社会最重要的影响世俗化的核心机制。就传统宗教本身而言，各类宗教都各自有其发展上的问题乃至瓶颈，在社会宗教需求增加时，传统宗教并不能有效因应所需，在市场化的情形下，就给予新兴宗教出现以及成长的机会。在台湾，更由于大多数民众为民间信仰者和由现代科学及传统儒家精神所育化的无宗教信仰者，而在文化上又和佛教和神秘文化有长期的亲和性，于是新兴宗教勃发的机会就更大了许多。

    家庭本来应该是个体获得心理支持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对个人的宗教，不论是从小所习或是青春期以后改变宗教信仰，也都有关键性的影响。但在变迁过程中，家庭的户量减少而家庭的结构乃至关系变化极大，使得个体无法从家庭获得心理上充分的支持与安顿。新兴宗教大都有能代替家庭给予个人最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在这样的家庭里，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只有家庭式的温暖而没有家庭成员间的冲突和紧张。因为彼此没有利害关系而教义又多有强化彼此关系的精神（Richardson 1978; Lofland）。

    二、 个人不确定感与新兴宗教现象

    个人不确定感的增加，或是说全社会中不确定感人数之增加，而当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无法从世俗的方式减除不确定感时，个体就会寻求另类方法来因应，这种另类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在本身文化中挖掘得更深，或是引入外来的文化来因应所需，不过这一种基本上还是世俗的。第二种是从非世俗的宗教中去获得解决，第三种则是从中外古今的术数中谋得解决。也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因应的方式促成了新兴宗教和术数现象的兴起与发展。于是个人不确定感增加得愈多，新兴宗教及相关事务的发展机会就愈多空间就愈大。问题是究竟在台湾，民众的不确定感在近年来有无大幅上升的趋势。从台湾社会各方面快速变迁的态势来看，结构上确实有愈来愈强的不确定性。自由化、市场化促成政治和经济极大的不确定性，而科学、传统宗教乃至家庭也增加了社会结构性的不确定性。结构不确定性是造成个人不确定感的重要因子，同时结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心理不确定感也才能促成规模较大的集体行为，如新兴宗教和星相等术数之流行。质言之，结构不确定性当为个体所感受到，而个人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时，个人心理上的不确定感才可能对个人心理有所作用，其中有一部分人会寻求非世俗的方式来因应，但也有许多人可以忍受这种不确定感，也有的人会寻求世俗的方式来消减。

    自由化是造成结构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原因。自由化促成戒严威权体制解体，但也带来了结构的不确定性。这种结构不确定性确实为民众所知觉到。根据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在一九九九年所做的调查，民众普遍对重要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之不确定性都有所感受。对各种结构的不确定性相关项目竟都有七成，甚至有八、九成都回答同意。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民众认为政府的政策经常变来变去，九成二的民众认为社会治安恶化一般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人。有七成四的民众认为目前的经济情况不太稳定，也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社会价值观不断改变让人不知道怎么做才对（77％）。从调查数据都在百分之七十甚至八十以上，民众知觉到结构之不确定性因此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我们可以说结构不确定性主要是自由化所造成的，但市场化也是促成经济不确定性的直接因素，台湾市场化本身又有本身不健全等根本问题，市场化也会导致其他结构的不确定性。

                                      表三、民众对结构不确定性之知觉　

 
    资料来源：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三期第五次调查，1999（N=1922）

    科技本身快速的变化，特别是资讯科技，有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科技经济成为近年来的主力，是市场的因素外，科技到底会不会及如何促成结构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确定能掌握的是科技激发了另类知识和技术的出现与流行，间接地对新兴宗教的酝成有关系。传统宗教本身在结构上就有不稳定的因子存在，同时传统宗教面对急遽变迁的社会也可能因为本身调适的问题而促成结构性的不确定。台湾社会宗教的组成有相当大的变迁的可能，其中比较稳定的是少数信徒人数较少的宗教，如回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而人数最多的民间信仰是最不稳定的，信徒改信其他宗教的可能性很大。

    个人的不确定感主要受到结构不确定性的影响，自由化、市场化、科技、另类知识与技术、神秘经验以及家庭也都可能对个人的不确定感有所影响。自由化一方面固然对结构产生影响，对个人的状况也有很大的作用。简单地说个人的自由增加了，选择多了，相对的不确定的状况也随着增加。市场化使得个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也变化多端，不只是在投机成分浓厚的股票市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体验的不确定性极高，因市场化而产生确定性及变动也直接间接影响到个人。科技本身往往并不能处理人们最困扰的问题，如现代医技还是不能有效诊治许多疾病。科技，特别是尖端科技本身也充满不确定性，到个人要应用时，就会引发不确定感。相对于科技发展出来的另类科技和知识，一方面显现科技之不足与不确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另类知识和技术本身就不稳定，甚至其效能都不是很确定。神秘经验本身在意义上就是不确定的意思，不是屡试不爽的。最后，现代家庭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组织，许多人不确定感的主要来源是家庭，最亲密的人之间关系出了状况，对个人稳定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威胁。

    三、 新兴宗教团体与信徒

    个人不确定感应该是促成个人接受宗教的主要原因，许多个人有类似的情形就成为新兴宗教得以成长的重要基础。虽然不能说个人不确定感强的就会采取皈依新兴宗教，但是往往由于不确定感不是世俗的方法可以帮助消减的，个人因高度的不确定感而接纳新兴宗教或其他类似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新兴宗教团体的领袖都是奇理斯玛很强的「人」（Cartwright and Kent 1992），几乎多是被当作神佛来崇拜。这类的崇拜很可能大大超过以往的和当前的传统宗教领袖所得到的。这类极有魅力的宗教领袖至少有两项重要的特征。第一、信徒相信「师父」有神奇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神奇到连神奇都不足以形容，因为他已经是神佛。有些信徒在文字上就用「祂」来相称。第二、这类领袖往往又会一种修行的功法，大约就是气功或禅坐。他的功法不管是如何得来的，但都是异常神奇但又简单易学。或许我们或社会上一所知道的新兴宗教领袖已经成功了，那些没有魅力的已经被淘汰，剩下就是有魅力的。也有可能在成功之后，这类宗教领袖才变得有魅力。这一点尚须多做一些比较研究才能厘清。不过，无论如何，发展较成功的新兴宗教大多有很具魅力甚至几乎是神的领袖，这对新兴宗教团体在某个阶段后的加速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在长期威权戒严的影响下，民众对威权性的领袖及其领导的方式会有顺从式的崇敬。在解严之后，尤其是在蒋经国逝世后，不但威权性的强人已不存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也使得强势领导不大可能形成，李登辉经过多年的经营，个人有相当强的魅力，甚至大家都熟悉所谓的李登辉情结，然而他也不断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在民间虽然还有世俗的名人，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工商业界，很有势力，这种势力也和政治结合，但这些领袖在民间并不见得有威望。具魅力的宗教领袖的出现在这个时空下就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重量级的政商领袖也成为宗教领袖的信徒，有时这些宗教领袖更成为政治人物寻求寄托、安慰、乃至要求指点迷津的对象。于是，民众长期以来顺从乃至需求威权的倾向，在解严后，就有可能转而崇敬魅力的宗教领袖。在戒严时期，也有具有魅力的宗教领袖，但国家领袖必定驾临在宗教领袖之上。在解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宗教领袖常常超越政治领袖，宗教侦办和国家侦办间的关系也不再像戒严时期那样绝对。同时，国家领袖在民间也开始不是那么威权那么受尊重。相对的，更突显若干魅力十足的宗教领袖受其信徒绝对的尊重乃至崇拜的情形。也就很有可能，长期在威权政治成长下的个体，许多人本来就有很强的威权性格，他们就容易被兴起中的有魅力的新宗教领袖所吸引。当然，这并不是说旧的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在解严后就不受尊敬和崇拜。其实有一些在解严前就很受尊重的宗教领袖，在解严后，尤其是在这几年也受到信徒乃至民众很大的尊重。只是我们在这里强调新兴宗教的领袖若具有魅力就比较容易吸收到大量的追随者。

    一个新兴宗教的创始者本身的神奇能力经过扩散，不但有众多弟子也获得一些超凡的能力，更进而构成宗教整体而又具扩散性的灵验性。例如许多信徒强调自从皈依或练功后，不但身体健康百病不侵，心灵上更是得益非浅。这种灵验透过膨胀中的信徒网络传布开来。新兴宗教在教义上也有两个特征，一是玄妙，二是简单。玄妙来自于这类宗教领袖的特质，即具有神奇的大能。这种玄妙不是普通的，都是直通神佛而大显神通，有时也近乎巫术。不论所显现的多玄妙，新兴宗教领袖强调的教义又多很简易，所说的核心道理很少，让有心人很容易掌握。对现代人而言，这种玄妙而又简单的特征吸引力极大。这些新兴宗教就像是宗教的速食店，很适合现代人的口味。至于在组织方面，由于许多新兴宗教团体都号称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信徒，如何有效地将信徒组织起来显然是很重要的关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加以分析讨论。

    在宗教领袖、灵验性和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其中又以领袖为运作的核心。在宗教领袖个人魅力主导下，灵验性及组织的动员乃决定了宗教团体是否可有效传布的可能性。大体而论，发展成功而规模大的新兴宗教团体或振兴的传统宗教的团体都有魅力强大的领袖，也有可有效动员和运作的组织，也都有言之凿凿的灵验性。在深入比较各种宗教团体近年来的状况后，应可进一步厘清究竟是那一个因素比较具关键性，厘清不同型态领袖和组织的效能。

    传布的对象究竟接不接受新的宗教，以及为什么接受或不接受，个人在人格上在不确定感上或其他心理需求和特征方面应该是具有关键性的因子。大体而论，如前面所论述的，主要的乃在于个人的不确定感。由于种种结构不确定性透过对个人的经验与认知，而酿成了个人的不确定感。其中有些民众有比较强的需求消减不确定感，就可能寻求新的宗教。因为如果个人原来就有制度性宗教的信仰，或许可以对消减不确定感有所作用，但有很多民众只民间信仰的信徒，甚至是边缘性的，也有不少无宗教信仰者，他们在面对个人不确定感而需要纾解时，就可能寻求新的宗教。在比例上，很可能寻求新的宗教的要比寻求传统宗教的要多许多。其间，新的宗教其实一方面有新的面貌也有新的吸引人的灵验性，但就教义乃至灵验的内容而言，却又和民众已知的宗教特征有很高的类似性。这也增加了个人皈依新兴宗教的可能性。

    个人的不确定感和对消减不确定感的需求，会因个人其他人格和心理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我们的研究假设中，个人的身心健康、人格因素、家庭生活、科学认知、神秘经验都对个人不确定感有所影响。同时这些种种因素与个人不确定感结合起来又对个人是否新近新的宗教产生影响。个人的健康经常是促成个人皈依新的宗教或修习养生功夫的主要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因素。通常都是个人健康出了问题，或是得了严重的绝症，或是罹患了长期难以治疗的慢性疾病，有时也可能是有心因性疾病的症状。于是个人因这一类的健康问题产生了心理上高度的不确定感，进而增加其亲近新宗教来消减不确定感的动机，同时那些或以有效养生方法或以神异而使信徒信服的宗教就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间，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对身心健康的认知及因应，可能是受到个人科学认知、神秘经验、人格因素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个人的科学认知会直接影响个人对身心健康的理解，而个人科学认知，如前所论述，是复杂而矛盾的。人们一方面信赖现代科学，在另一方面又觉得现代科学有问题有所不足，而相信另类科学和知识会有所助益。尤其是当人们非常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时。于是不管有病没病，关切健康的民众近年来很热中于从另类科技与知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进而确保健康乃至治疗疾病。

    个人人格因素是影响个人皈依新宗教的重要因素。在人格因素上，我们认为促成人们皈依新的宗教的主要乃是个人威权性格和空虚的自我。在新的宗教组织当中，具有魅力和神异能力的宗教领袖对个人之所以有吸引力，乃在于个人具有威权性格，这种威权性格是台湾长期威权戒严所塑成，而且绝大部分在戒严时期成长的民众，即三十岁以上者，都或多或少人格特质。当世俗的威权领袖已因自由化而消逝，有些人的威权性格就促成了追寻非世俗的有魅力的领袖。在许多新的宗教团体中，信徒对师父的尊崇是极深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这其间就显现了极强的威权性格。在新兴佛教团体中也是如此，当然传统佛教本身也很强调对三宝之尊崇。

   「空」是佛家精义所在，其实许多宗教都在试图消除个人的空虚。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愈来愈感觉到自我的空虚。这种空虚的自我得不到安顿就酿成个人强烈的不确定感。新的宗教，包括新兴的佛教，常常就能有效地让感到自我空虚的民众获得安顿。在教义上，有些新的宗教团体和佛教很类似，强调明心见性。在实际作为上，不是强调自我的修行就是积极贡献公益，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是在解决自我空虚的问题。透过修行类似在修禅，是在了悟空，透过贡献公益也可让自己有充实的自我。

    社会上流行另类科学或另类知识，诸如气功、禅坐、静坐、脚底按摩、新的饮食、星座、磁场、频率等等。之所以流行就是

           图二、新兴宗教团体与个人

 

    说有许多人，也可以说是有愈来愈多的人会吸取这类知识，更有不少人因实际应用而对身心健康有具体的实效，尤其是在消除个人的不确定感上，有显著的效果。在新兴宗教现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宗教都强调这类知识，甚至是这类知识的创造者和最有力的推广者。本土的新兴宗教强调禅坐气功或其他养生术的有很高比例，在日系新兴宗教中也各自强调对身心系统的新的认知，而源自印度的宗教也多强调静坐冥想，多直接诉诸于身心的安顿。另就书籍出版而论，有关与传统的现代科学有别的另类新旧知识的出版品增长速度极快，其中不乏成为畅销书的，如前世今生、圣经密码等。若扩大范围来看，宗教书籍，特别是普及版的佛教书籍，更是带动风潮。总而言之，在一九九○年代的台湾民众接受及重新接受了与传统现代科学有矛盾而微妙关系的另类知识乃至另类科学（表四）。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另类知识大都和身心健康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寻求另类知识乃至信仰的目的主要还是在增进身心健康和消除不确定感。

    宗教团体领袖之所以有魅力和强大的吸引力，常常是有异能，有灵验性。对个人而言，若要成为信徒必然有所感应。于是新兴宗教团体的信徒大多感受到对个人心理有极大冲击的神秘经验，这种神秘经验大到连许多获有博士学位的理工学者都不得不

    表四、民众对另类知识的相信程度　 

 
    资料来源：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二期第五次调查（N=1922）

    信，甚至进而以自己所专攻的科学领域的知识来支持或解释这些神秘经验。这种神秘经验常常在身心健康有问题更容易出现，例如，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严重的慢性病因信仰新的宗教或修练新的养生功霍然而愈。至于对发光和分身深信不疑，对信徒个人而言，就是极为重要的神秘经验。这种神秘经验涉及到非常主观的认知和认定，多半是非信徒难以理解而学术研究者无法证实其真假的。或许也就是这种特性就更增强了人们的神秘经验。信徒个人的神秘经验改变了个人的身心状况，也有消减不确定感的作用。

                                                          參、 结论

    在台湾的宗教发展自有「政府」以来，尤其是在日据时期和战后戒严时期，一直都受到或多或少的管制乃至压迫。宗教自由在戒严统治时期并未有充分的保障，有若干宗教团体明显地受到压迫，政府甚至企图订定宗教法来管理宗教团体。在戒严末期，党政机构开始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而有些受压迫的宗教团体积极争取甚至激烈抗争，也成为促成解严的一股力量。在解严前夕又有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订定，大幅放宽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为合法社会团体的条件。于是各类宗教团体纷纷成，成长甚为快速。

    近年来，由于自由化带动了社会结构急遽的变迁，再加上外在的国际情势所形成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使得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大增。其间，自由化及市场化是促成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外，现代科技不能因应民众适应变迁的需要，因而有另类科技与知识之兴起，再加上人们依旧有强烈的传统神秘主义信仰，乃至家庭不稳定等强化了民众对结构不确定性的认知与感受。这种不确定性会转化成个人的不确定感。为了消减个人不确定感，人们期求宗教和术数的机会就大为增加，因而促成了新兴宗教现象的产生。在整个过程中，自由化应该是最核心的结构因素。相对于前期的威权政治，自由化对宗教发展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关键。

    在自由化主导的结构变迁过程当中，新的宗教团体的出现，甚至呈大幅成长的局面，倒也不只是自由化的结果，宗教及信仰者个人应该也是关键之所在。宗教领袖，特别是新兴宗教的领袖，多具特有的魅力，又能显现特殊的灵验性，提出简单而又有说服力的教义。在信徒人数增加到相当多数量时，组织的设计与运作也对宗教的发展具关键性的作用。在领袖、灵验性、教义和组织的总合的作用下，新兴的宗教团体传布的情况各有不同。在宗教团体运作过程中，对新兴宗教而言，尤其是本土性的宗教，具有魅力的宗教领袖乃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在自由化的过程中，或整个世俗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已经难有魅力的威权性领袖，对大部分在威权戒严时期成长的民众，大都又有或多或少的威权人格，对有魅力的威权领袖的出现仍有所期待。新兴宗教领袖及政治上所谓超人气或让广大民众产生情结的人物多半也就因自由化乃至世俗化应运而生。

    就个人需求而言，身心健康之增进与不确定感之消减乃是变迁快速的富裕社会中人们所迫切追寻的。新兴宗教领袖所以能获得信徒之尊崇，主要乃在于这些宗教领袖们能有效地满足信徒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多有一种乃至数种功法或心法，多简单易学而难精，但学了就有功效。若干新兴宗教团体发展迅速，多是因信徒获得身心状况之改善而有极诚意的报恩的心，再加上团体效应，就成就了若干盛极一时的新宗教现象。在这其中，新兴宗教现象之蓬勃现象似乎依旧和民间信仰之强调灵验的功利主义相当接近。

    根据截止目前的研究，作者初步整理出对于台湾新兴宗教的解析。整个计划正在继续进行中，在未来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将深入探究本文所提架构中每一个命题和假设。从结构层面、宗教团体层面和个人层面，我们都将有更详实的实地调查研究资料来加以厘清。台湾乃至整个国际自一九九七年起面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台湾自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财经问题日趋严重，所带动的社会变迁在性质和规模上实非同小可，对于宗教发展的影响如何，可能又有新的特殊性，值得尽早加以深入而前瞻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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