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华

    一直以来，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记忆就定格在梁漱溟、晏阳初等名流的世俗事业名下，而对于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或闻所未闻，或黯淡不明，世俗的乡村建设如雷贯耳，基督教乡建则隐晦不提。即使在中国基督教史学界，对其认识也是零星散点，缺乏完整的认识。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与过往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基督教因素在近代中国进步事业中的参与有关，如对晏阳初、陶行知等所进行的乡村事业中明显的基督教影响加以淡化处理。可喜的是，刘家峰博士《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版弥补了这种缺憾。

    该书由除导言外，共七章。导言部分对过往的研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并对研究问题、思路和方法简单交待，将基督教乡建定位为中国和世界基督教运动中的一部分加以考察，以文献实证为基础，注重宗教与社会的互动。这种定位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中国基督教乡建的国际背景，作者认为其是社会福音和世界农业传教运动在中国影响的结果，第一章详细地梳理了社会福音神学和农业传教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二章则探讨了农业传教士的东来及基督教乡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相较于教育、医疗等传教方式，基督教乡村工作起步较晚，随着20世纪初农业传教士的到来才逐步开展，但较世俗乡建为早，作者认为传教士无疑是中国乡建的先驱，本章对农业传教士与基督教农业高等教育和教会乡村化的提倡有较详细的梳理，并对金陵大学早期的乡村工作进行了个案探讨。当然，中国基督教乡建并非西方事业的简单延续，更与中国乡村的复杂背景及本土情势息息相关，到了1930年代，随着革命性乡村运动的展开及世俗乡建的蓬勃兴起——而教会内部乡村工作在事工、人才等方面的依然薄弱——使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促使国际传教组织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及中国教会对乡村工作的重视，在挑战及对国际农业传教理念的汲取中，中国教会逐渐形成了了一套适合中国乡村发展的“乡村牧区理念”，对基督教乡建在中国的正名和教会本色化意义重大，此即为第三章处理的重点：中国基督教乡建理念的形成与成熟过程。第四章探讨基督教乡建高峰时期的概况，主要是依据翔实的资料还原教会界和基督教教育界乡建的历史面貌，首先作者对过往研究中理解的教会界和教育界基督教乡建的路线分歧进行了澄清，认为两者都是乡建的承载主体，有着不同的工作重点与角色分工，有着共同的总目标，并不存在路线分歧。另外，基督教乡建并没有孤立于全国乡建之外，而是积极参与互动交流，丰富自己的同时也与后者分享经验。第五章则以华北的樊家庄、华东的淳化镇、华中的黎川三个著名的乡建试验区为个案，来探讨基督教乡建的模式、目标和特点，并分析它们成功与失败的缘由。1937年抗战爆发，基督教乡建的高峰期被迫中断，乡建事业破坏惨重，但其仍在变乱的处境中发展了一份特殊的事业，抗战胜利后，乡建逐步恢复并最终融入到新社会的乡村建设洪流中，第六章即处理此一时期的乡建事业。第七章为结论，作者认为作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国基督教运动一部分，基督教乡建是前者的先驱，并为前者输送了大量人才，为多元化的乡村建设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对后者，基督教乡村工作的开拓，这种新的传教方式对教会转变传教策略、拓宽传教空间及促进本色化事业贡献甚大。当然，乡建作为社会福音派的事业，遭遇到执著于个人福音宣传的福音派及基要派的责难，其本身——兼顾乡村改造和福音宣传的双重目标——也在神圣和世俗的夹缝中确有矛盾和摩擦。但中国基督教乡建所发展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牧区理念”对中国及世界基督教运动是一种贡献，其致力于乡村改造的尝试对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解决也不无借鉴意义。

    该书的出版，对丰富及推动当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颇多助益。该书首要的贡献在对中国基督教乡建的全景式考察，使人们对其从产生到消失的历史面貌及其中的成就与曲折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基督教乡建研究疏离于民国世俗乡建研究之外，为基督教史学之外的学者所忽略。而在基督教学术内部，其研究也多散篇单章，不为所重。但基督教乡建在中国基督教运动中作为一种影响颇大的专门事业，也是民国乡建事业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理应给与相应重视和恰当定位，该书的完成实现了这一目标，在还原历史完整面貌的同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立论平实，颇多创见。并且，该书充分吸收了过往研究中的亮点（尤其是海外的相关研究），并对以往研究中的不足给予辩驳与澄清，从而进一步保证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探讨的深入。

    其次，该书的完成也使我们对基督教自由派事业的认识更为完整。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强烈的社会-文化取向 ，这促使学者注目的中心多集中在自由派的相关事工的研究上，因为这些外在的辉煌事工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并与某种宏大叙事联系起来，在中国大陆，这种研究取向尤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自由派的内部，相关的研究也是很不平衡的。同为自由派影响下的传教媒介与服务事业，教育、医疗、文字等文化事业，明显受到了优先的考虑，其研究比之于基督教乡建已有相当距离。这种研究的不平衡一方面与事工发展的成熟程度及影响大小有关，但更多的是和两类事功的性质差异有关，前者具有明显的精英取向，较易获取更多的话语优势。而后者与草根接触，是自由派事业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由精英转向底层，在教会内部本身就缺乏完整的认同，自然社会认同也顺势不如前者般强烈。该书对自由派事业中重要而又被忽略的一翼的全面探讨，无疑使我们对自由派的认知更为完整。

    再次，该书有利于推动由以城市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乡村研究——引起学者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乡村的关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内部的另一种不平衡是城市研究突出，乡村研究则甚为薄弱。城市研究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有时人纪录、保存历史的种种条件，是文本资料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而乡村则相对稀少，其研究有时还要依赖城市的纪录。这使我们对基督教在城市的发展脉络较为清晰，而对基督教在乡村的展开知道很少。这也是自由派之所以成为研究者关注重心的原因，自由派多走精英路线，集中在大城市，而较少走向乡村。但是，基督教在城市的开拓只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开展的一部分，更多的传教士或中国传道人进入腹地、走进乡村，教会建立在山野之间，默无声息地践行着上帝的道。所以近代基督教在乡村的研究是亟待给与重视的关键领域，尽管其研究相较于城市研究为难，但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之于底层的过程，中外传道人必然留下部分的纪录，结合口述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其研究不无可能。该书的研究对象虽然仍为自由派的事业，且只是基督教在乡村展开的一个特殊方面，但对于推动眼光转移——由城市转向乡村，进行更多的草根探索，不无意义，对于丰富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贡献甚大。

    此外，该书的特点还在于作者关注到基督教乡建在华展开的中外两域及其密切的互动关联，既看到基督教乡建落足中国的外国背景，又看到其在中国本土具体语境中的展现。基督教乡建受美国社会福音神学和世界农业传教运动的影响，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它是世界传教运动在中国延续的必然产物。但是，作者并没有断定其为西方影响在中国的简单延伸，而是在中国复杂的乡村危机呼唤及世俗乡村运动的挑战下，与前者相互激荡的结果。文中处处能看到西方相关资源对中国基督教乡建的参与，但都在因应中国乡村的具体情势下，对西方的相关资源加以修改创新，形成适合中国乡村改造和福音化的乡建理念与发展模式。

    最后，本文在资料运用上，也甚见功力。作者充分挖掘了耶鲁神学图书馆的相关馆藏，并广泛利用中英文报刊中的相关资料，坚守实证路线，用比较扎实系统的文献资料重构了基督教乡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叙述平实，组织、人事清晰，且加以深入分析，兼具考据与义理，甚有学术价值，必为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学者书架上之必备书籍。

    当然，该书作为相关研究中的一次开拓性尝试，未竟之处在所难免。个人以为该书主题是基督教乡建，但谈基督教一面的比较多，而谈乡村一面相对薄弱，谈基督教人事的多，谈农民对乡建回应的比较少。只有传教士、本土教徒的频繁身影，而少见乡民的影子。不过，这种探讨颇有难度。另外，似乎可以在最后谈谈基督教乡建在大陆消失之后在大陆之外的延续及其命运概况。

（本文转载自：维真学刊第11期（200901）-维真网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