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嘉芳 项燕

    1984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已经结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获胜，继续当选为美国总统，掌握白宫最高领导权。里根获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宗教势力的帮助，未始不是他获胜的原因之一。并且在最近几届的总统选举中，尤其是84年的竞选活动中，各种宗教势力空前活跃，为各种宗教问题而进行的反复激烈的竞选论争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宗教热”说明了什么?现在我们把一些外刊就宗教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以及有关美国政教关系方面的部分资料略加考察和归纳，介绍给读者。

 

 

    18世纪来到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中有一大部分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的难民。美国革命胜利以后，经过托马斯·杰弗逊等人的共同努力，使著名的宗教自由法案在弗吉尼亚通过，杰弗逊认为这是他最主要的贡献之一。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其中第一条说：“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确立一种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这些文件以其自由思想的光辉而炳彪于史册，使美国成为西方第一个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国家。

 

    但是，就当前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美国国内外对此基本立法的理解和解释的角度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时代》周刊1984年一篇文章中说：“大多数美国人把托马斯·杰弗逊所称的‘划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得比较广泛而不单一，……这个界限除强调不容忽视宪法确保的基本权利方面而外，还应包括限制教会组织介入政治方面”。文章举例说：“在1889年的总统竞选中，一个新教牧师诽谤了民主党人（说该党的先辈是些危险分子、罗马天主教徒和反叛分子）而激起了强烈的反作用，反而使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为总统。”

 

    美国《基督教世纪》1981年2月25日小约翰·M·斯沃姆利则撰文引用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的话说：美国宪法“并未授予联邦政府任何权力，使其以任何方式或方法去干预宗教。”斯沃姆利还说：“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实际上是限制政府用立法或其他方法来干预宗教或宗教组织的。”

 

    美国社会学家格林·贝尔纳则认为，美国的教会与国家分离从来是不完全的，完全的分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种体系都是同一社会文化的产物。他历数了教会与国家利益相合的部分，如结婚、离婚、婴儿出生率、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法庭和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宣誓、渎神罪的法律、遵守礼拜日的法律、遵守宗教节日、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等。

 

    当今总统里根如何解释美国的政教分离呢?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这一原则并非为了保障我们脱离宗教，而只是保障宗教免受政府的暴政”。[1]在1984年竞选中，里根在达拉斯早餐祈祷会上说：“我相信信仰和宗教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历来如此。”

 

    苏联一些学者则从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2]的论断出发，认为第一修正案只给了美国人以选择信仰某一宗教的自由，而没有创立完全的信仰自由的条件。他们认为，在美国，总统或参议员、众议员的候选人中，如果有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则很难指望能够当选。

 

    但是，不管怎么说，宗教的影响在美国确实根深而蒂固，这恐怕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教会人士历来就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从最近几届总统的竞选活动中，则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家们利用宗教界为自己拉选票，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宗教团体则利用竞选活动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把能代表其利益和观点的候选人推上台而奔忙。

 

 

    美国的政治家们考虑到宗教的巨大影响，无不千万百计地表示其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取得信徒群众的拥护。从华盛顿开始，历届总统在其就职讲话中都要印证上帝。艾逊豪威尔在其当选为总统后宣称：“美国的伟大，其力量与天才首先建立于其人民之宗教精神上。”[3]其后，他在1955年又说：“承认上帝的存在是美国作风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表现，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既不可能有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可能有美国的生活方式”。[4]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曾说过，美国“政府的最重要的传统是每日的祈祷，它们是立法程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5]

 

    尼克松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他入主白宫之后，每星期天都要轮流请各教会的传教士到白宫举行礼拜，既有新教牧师，也有天主教神父和犹太教拉比。尼克松说，在白宫的礼拜必须带有全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的性质，即必须吸收所有的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人来讲道，其目的是为了给美国人树立虔信宗教的范例。美国杂志《政治评论》写道，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就像他是个国民宗教的主要牧师，他把美国存在的问题归结为“精神危机”。与此相应，传教土比利·格雷汉在白宫第一次讲道的题目就是“精神危机”。

 

    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民主党竞选运动的组织者千方百计地表明其候选人卡特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他本人也说：“最近十年，我与上帝保持了最紧密的联系，而信仰，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卡特曾经是其家乡佐治亚州普兰斯城的浸礼会牧师、主日学校的教员和教会委员会的成员。他在1976年大选中获胜，相当一部分宗教组织支持他，当然起了一定作用。

 

    里根继承了其前任之传统，不仅多方宣传其宗教信仰，而且也以神的善牧的身份出现。1980年选举前夕，里根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感谢上帝。我深信，这个民族（指美国人）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如果愿意，可将此称之为神秘主义。但我相信，当上帝把我国安排在两大洋之间时，上帝是有其神圣目的的”。入主白宫之后，里根宣称，他之所以敢于担当此任，因为他知道，可以信赖上帝的指引来领导国家。1984年的竞选中，里根——布什竞选委员会主席保罗·拉克索尔特为了给共和党拉选票，向四万三千名教会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在宗教集会上登记选民，以造成一种有助于里根当选的呼声”。美国专栏作家麦克·罗伊科辛辣地讽刺说：“他们安排得让全国大多数人相信，上帝是位保守的共和党人”。[6]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也挖苦地说：“大多数美国人如得知上帝竟然是个共和党人，那会感到十分意外的”。民主党虽然猛烈攻击里根把政治和宗教混在一起的发言及里根与某些宗教界人士的紧密同盟，但他们自己也在其代表大会上，举行盛大的四福音唱经活动。而里根则不管其反对派的嘲讽挖苦，成功地达到了连任的目的。

 

 

    美国的宗教界也积极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美国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形形色色的宗教都在这里活动。从历史的原因看，美国大多数居民原是不同时期来自欧、亚、非各洲的移民及其后裔，过去即属于各种不同宗教和教派；从当前现实状况说，由于各种政治与社会原因，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宗派和组织，美国可说是世界宗教的万花筒。但主要的宗教仍然是基督教中的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据统计，64%的美国人信奉基督教，还有五百多万犹太教徒。

 

    从美国战后这些年宗教组织和神职界的变化来看，其立场与政治态度往往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当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与当权者的政策相一致的那些教派。

 

    罗马天主教会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形成一个重要文件：“论当代世界的宗教”，其中谈到“教会由于其使命与本质，不和人类文化之任何个别形式或政治、经济之社会体制相联系。正因此普世性，教会得以与各不同之人类社会与民族保持紧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其上台后第一封致世界的教函中就提到了教会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位。他写道：“我们没有任何进行政治干涉并参与解决世俗事务之意图，如同教会不接受任何人间体制的范畴一样；我们对待人们与各民族间的那些重要问题的态度是：我们的活动仅限于宗教与道德方面。我们的目的是：巩固人类社会应该依赖的精神基础。”[7]然而事实上，神圣教廷及其所属教会并非一尘不染，不干预各国政治。

 

    美国的天主教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教会。美国记者尼·罗·贝罗认为，美国天主教会有800亿美元的财产，他们的年收入为125亿左右。神甫理查·金瑟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天主教会是一家最大的公司，他说：“我们在每一地区都有分支机构，我们在国外的存款和不动产超过了‘美国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的国外存款和不动产加在一起的总和”。[8]美国的天主教会近年来获得越来越多的信徒。据统计，大约有5000万信徒。如果把新教各教派和组织分开计算的话，则天主教会是人数最多的一个教会。

 

    美国天主教会既然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必然努力提高其在国家事务中之作用。从马萨诸塞州选入国会的众议员、耶稣会士罗伯特·特拉因在当年曾承认，“那些积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幕后活动的人们中间不乏天主教会的代表。”[9]

 

    虽然按照美国的传统，总统一般都是新教徒。到1961年，天主教徒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才打破了美国的传统，显示了天主教会的力量。但以后各届总统，仍然是新教徒，不过在国家机器的高级职员中，天主教徒越来越多地占有显赫的位置。比如：卡特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国务卿是天主教徒爱德蒙·马斯基；里根的国务卿曾经是天主教徒亚历山大·黑格，他在尼克松当政时即为总统办公厅主任，而后是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最近的竞选活动中，天主教会的右翼与其他一些教会的右翼一起，极力主张在公立学校恢复国家倡导的宗教活动，禁止合法的堕胎，向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或教区学校的家长提供学费税收优惠等。他们的主张得到里根的支持，这也许是近年来部分天主教徒转向共和党的原因。因为传统上，美国的天主教徒大多支持民主党，而新教徒则支持共和党。据《华盛顿邮报》统计，1980年的选举中，就有46%天主教徒支持里根，42%支持卡特；南方各州最保守的天主教徒有54%投了里根的票，只有41%投卡特的票。

 

   1984年竞选中，一些天主教的主教要求用宪法修正案全面禁止堕胎浪潮，特别要求参加竞选公职的天主教候选人就此问题表明立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费加罗就受到了主教们的警告，但她仍为其主张有选择的堕胎辩护，这也许也是她失利的原因之一。纽约大主教奥康纳和费城红衣主教约翰·克罗尔要求教会成员把候选人对堕胎问题的态度作为是否投他一票的主要依据。里根在此问题上又赢得了赞许。

 

    有25名美国天主教修女在竞选期间发表声明，认为天主教徒在堕胎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此事引起罗马教廷的重视，命令此24名修女收回声明，否则将开除其教职。

 

    国外有些评论家认为，里根之所以在大选之年与梵蒂冈建交，与他在竞选中争取天主教界的支持不无关系。

 

    美国的犹太民族人数较多，特别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大量犹太人移居美国。美国的犹太教会是个人数较多而又较富有的教会。美国犹太教拉比的活动在美国政府制订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政策上有一定的影响。

 

    犹太教会也时常就国内外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观点。比如，里根在1983年3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狠狠地攻击了要求禁止核武器的神职人员，引起了一部分犹太教拉比的不满。美国拉比协会主席克拉彼尔曼指责里根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把宗教因素牵扯了进去。1984年大选中，里根发言支持在公立学校进行祈祷。这引起了犹太教中一些人及其他少数派宗教的信徒的反对。美国犹太教大会名誉主席霍华德·斯夸得朗说：“真是一派胡言。宗教宽容是指允许宗教自行其事，不受政府干预。”他们担心像犹太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少数派的孩子可能被迫参加一个基督教班级的祈祷。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教在美国仍居首要地位。形形色色的新教教派在美国就有200多个。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中有60%是美国人，其中新教传教士占绝对优势。近些年来，据某些美国学者的意见，一些过于现代化的教会在明显地衰落，而代表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教会在发展，这点在新教中尤为明显。这些新教基要主义者自称为福音派。福特、卡特、里根，接连几任总统都公开宣称自己是福音派的成员，就足以说明当前这一教派在美国的意义了。

 

    美国历史学家马丁·马蒂评价这一教派时说：“这些教会是专制的、狂热的、强调一致、对本教派高度忠诚、纪律十分严格、热心于劝人皈依本教”。[10]这一教派的组织很多。比较有名的有：“道德多数派”、“基督之声”、“为了上帝和国家的庶民”等。他们的领袖人物主要有：比利·格雷汉、杰里·法尔韦尔、杰姆斯·罗滨逊等。

 

    这些组织在最近几届总统的选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里根是最好地利用这部分势力的例子。美国作者艾伯特·门宁格在1977年把这些基要主义者描绘为美国政治上睡着的巨人。1980年，里根在选举前的一次发言中说：“为了我国的利益，宗教的美国及时地苏醒了。”[11]美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一个研究者在谈到那些原教旨主义的传教士时说：“他们有难以想象的联系和难以想象的本事去搞钱，里根利用了这一点。”

 

    比利·格雷汉是这一教派中最早脱颖而出的人物。自50年代他便带领一批牧师，开始活动，积蓄力量。他发起一种传教形式，叫“十字军游行布道团”，他一年6次带着一群人周游各地，不仅在教堂讲道，而且在运动场和音乐厅传教。另外，还有125个类似的小型布道团在他组织下分散各地传教，参加这种活动的以大学生为主。格雷汉利用现代化宣传工具在各大城市传教，一呼百应，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名望的人和百万富翁。他不止一次地成为美国传统上每年年终民意测验中最受欢迎的十大名人之一。在此名单上，总统的名字经常更换，格雷汉却历久不衰。而且，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历届总统的好友，如约翰逊、尼克松、卡特、而今则是里根，他们都与格雷汉交往，因为这将增加其在选民中之威望。据格雷汉自己说，他一年总要拜访总统两、三次，但谈话的内容从未透露过。他也经常出访其他国家，与其官方人士谈话，其内容也往往讳莫如深。据说近年来，格雷汉在从事和平运动。

 

    当前更时髦的人物是杰里·法尔韦尔，他有着三种身分：①浸礼会联合会的首脑，该组织有着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教堂和学校；②电子教会最积极的布道者，他定期通过两个巨大的电视网进行讲道；③最保守的教会组织——“道德多数派”的领导人物。

 

    据说，法尔韦尔是里根在宗教界最亲密的盟友。里根两次竞选活动的组织者都积极利用了所谓的电子教会。该教会借助电视与广播从事宗教与政治宣传。法尔韦尔宣称：“我有一个神圣的嘱托，要我直奔国会大厦，为拯救美国的法律而斗争”。他还说：“我们的斗争，这是圣战。我们必须恢复宗教的价值，是这种价值创造了美国的伟大”。当里根1980年大选获胜后，法尔韦尔声称里根之胜利，应当归功于“道德多数派”的支持。美国学者艾伦·卡尔森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道德多数派的人为里根和其他抱友好态度的候选人（多为共和党）动员了大量选民。大选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些选票占里根当选票数的可观部分，而有几位参议员竟是全靠它来奠定胜局的。[12]

 

    在1984年的竞选中，这些电视福音派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和政治家之间的联盟也更加紧密。法尔韦尔所宣传的论题与白宫首脑所宣传的观点十分接近。甚至像福音派宣传的“世界末日前的善恶决战论”也为里根所接受。法尔韦尔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核战争和耶稣基督的二度降临》。他说：“我们属于末代人，属于最后一代人，在我主降临前的最后一代”。里根也同样说：“过去不时有人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但是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当然美国也有不少人和神职界对此表示担心，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宗教思想”。但此并未影响里根再度登上总统的宝座。

 

 

    美国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宗教却始终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地冲击着美国社会，依然吸引着许多人?为什么70年代以后，宗教又掀起新的热潮，并且是那些最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居于这热潮的顶峰?各种学者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

 

    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政治家们从来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思想武器，使宗教得以与美国的政治体制相辅相成。他们用以下一些言论以说明其观点。如：美国工业巨头米勒1966年时曾说：“教会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支柱。在影响群众方面，应该利用这个古老而可靠的机构，而不是其他各种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不吸引广大的群众。”艾森豪威尔在其担当总统时说，“自由反对奴役，宗教反对无神论的斗争”是当代斗争最重要的一个部分。[13]他在1954年时宣称：“本政府除非建立在一种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我不管是什么信仰——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意义。”[14]肯尼迪在1962年3月1日传统的总统早餐会上指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宗教。[15]里根在一次谈话中宣称俄国人依靠的是不承认上帝的意识形态，因而是否认道德的意识形态。[16]把不道德与不承认上帝视为同一。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前美国的宗教界所从事的事业已远远超出宗教的范畴，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经营商业，就当代世界各种事务发表看法；他们传道时所讲的内容往往不是天堂地狱，而是触动人们感情的现实问题；他们互相之间争论的也往往不是教义上的、关于彼岸世界的问题，而是权力之争。有一个美国学者撰文提出，在美国“宗教起的已不是宗教的作用”。[17]东欧一学者则提出“神学政治化，政治神学化”的命题。《时代》周刊1984年9月10日一篇文章中表示：“近年来出现的宗教僭越政治以及政治说明宗教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里根熟练地把总统职位当成第一流布道台的后果。”有的人认为，在美国，宗教的圣坛和政治的讲台已不可分割。

 

    这种种情况使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预言，不难设想在美国将会有某个以比利·格雷汉（或其他类似的宗教人物）为首的新政党来参加竞选。他认为，这只是暗示着“即使在最世俗化的社会里，也可能会有一个宗教政治运动摆在前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以宗教教派为基础的政治运动”。[18]

 

    还有一部分人则从美国社会畸形发展的精神心理上来寻找原因。认为，科学的发达不一定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充盈。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柯思说：“在某些方面，科学在美国占有宗教的地位，因为它支持人们把天堂建立在地上的希望。人们指望由于技术进步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将逐渐消灭人类生活中所有的不幸。”[19]但是，“资本自由”所产生的种种堕落行为，如吸毒、酗酒、性解放、极端的个人主义泛滥成灾；军备竞赛、核威胁、经济危机使不少人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使他们提出：今天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动是不是意味着友谊、爱情、义务、集体生活和关怀都结束了?明天的电子化奇迹会不会使人的关系变得比今天更加冷漠?神学家们利用这种情况，宣称，科学给人以力量，但没有给人以目的；科学把互相残杀的工具放在人们手上，但是没有交给人们生活的意义。托夫勒认为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正是“迎合了公众中贫苦和受教育较少的部分人的需要，它巧妙地利用强大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正在急剧发展之中，那些高踞其上的宗教贩子，把他们的信徒打发到各地去布道，以拯救被他们描绘为颓废和没落的社会”[20]。这部分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美国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反对文艺复兴以来传统的人道主义，视其为撒旦的产物，会有一定市场的原因。美国著名政治史学家西奥多·怀特谈到里根1980年获胜的原因时也说：“共和党的复兴是一个跟精神状态有关的问题，是向在新旧的价值准则之间感到迷惘和彷徨的人们的天性发生的召唤。”[21]

 

    也有不少人认为原教旨主义的福音派之所以拥有为如此众多的信徒还与他们的宣传形式有关。他们利用了现代化的传播媒介，通过电视、广播，使宗教信仰“普及化”了，使宗教带有“非组织化”的倾向。而“主流派教会——天主教、犹太教、新教——已经官僚体制化了，远离了它们信徒的意愿。右派（指福音派教会）依靠人们不断直接自动捐助资金，依靠对直邮信件的答复，掌握着信徒的脉搏”。[22]

 

    马丁·马蒂在其文章中说，在本世纪中叶，一些社会学家和神学家们曾认为美国会越来越世俗化，但自60年代中期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不仅突出地表明美国宗教多元化的活力，而且表明在美国社会中，宗教一直在“重新定位而不是逐步消失。”[23]

 

    但是前引G·利普希茨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样一种情况：政界右派要求美国人用宗教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完全意识到把这些信仰变为反动政治的含义。法尔韦尔在《旧约·箴言》中找到了天国对资本主义的批准，……但这场运动并非铁板一块，而有内在矛盾。其他传统宗教也竞相吸引公众的注意和认可。痛斥核战争和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提出质问的天主教主教，美国中部为和平而奔走的世俗的和教会的领袖，甚至福音派新教会全国协会历来拒绝赞同里根的对外政策，都说明即使同样以宗教为根据，人们的见解还是各不相同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当前“宗教热”的结果，将使美国人中间的争论更加广泛，更加激烈，用宗教干涉社会生活的事端会更多，对美国“政教分离”传统的威胁也会更大。华盛顿“伦理和公共政策中心”负责人厄恩斯特·莱佛说：“政治活动家们向来是不时地要用上帝的赞许与否来褒贬时政，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把宗教降低了，把人民弄分裂了”。

 

注释：

 

[1]见：《响导》（The Pi1ot），1982年5月14日。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4页。

[3]见：《美国文明中之宗教现象》（Religion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Culture），G．W．史密斯，A．Z，詹姆森等著，普林斯顿，1961年，第51页。
[4]见：《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Protestant-Catholic-Jew），W．赫伯格著，纽约，1960年，第258页。
[5]见：《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Record），1965年，第3卷，第12部分，第16524页。
[6]见：《时代》周刊，1984年9月10日。
[7]《罗马观察家报》（L’Osservatore Romano），1978年10月18日。
[8]罗·贝罗：《梵蒂冈·美国》（Vatican·USA），纽约，1972年，第23页。
[9]《响导》，1976年7月11日。
[10][22][23]见：马丁·马蒂：《美国的宗教趋势》，载《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刊》，1982年冬季号。
[11]见：《Spiegel》，1981年，第37期，第139页。
[12]艾伦·卡尔森：《一场维护家庭制度的运动》，载《美国观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1981年。
[13][15]见：1962年3月2日《纽约时报》。
[14]见：G·利普希茨：《1964年以来的美国宗教》，转引自《哲学译丛》，1984年，第6期。

[16]见：《国际人道主义》（International Humanism），1981年，第1期，第16页。
[17]见：《美国新闻和世界导报》（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71年6月3日，第54页。
[18][20]见：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纽约，1981年,第415页。
[19]见：《美国的思想》（Aмeриканская  мыслъ），莫斯科，1958年，第70页。

[21]T．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America in Seach of Itself），1982年纽约版，此处转引自1984年香港出版之中文版。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考了苏联出版的：《美国的宗教与教会》，Л．Н．维里科维奇，莫斯科，1978年；《当代资本主义与宗教》，作者同上，莫斯科，1984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宗教与教会》，无神论研究所，莫斯科，1977年；《现代的宗教与教会》，无神论研究所，莫斯科，1977年，以及我国报刊上的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