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虹  刘再起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中东正教作为“国教”享有特殊的地位。俄罗斯民族统一体以及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正教的传入。“从东正教传入俄罗斯的时日起，东正教就与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P1)。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东正教的教义教规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民的思想，它与其他文化要素一起,“成为孕育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沃土”[2](P49)。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沙皇俄国，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教会与以沙皇为代表的世俗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争夺，但总的看来东正教会与沙皇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统一的。特别是从彼得一世时代开始，东正教会依附于世俗统治者，成为国家机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享有国家所赋予的特权地位。

 

    到了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这当中也包括东正教会与沙皇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一系列的革命性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面对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严峻现实，沙皇政权“仍然不放松对东正教的控制和利用，同时还继续发展和扩大东正教的势力”[3](P134)。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一上台就废止了中小学校中的宗教必修课程，并将教区附属学校划归国民教育部管辖，由此迈出了宗教与国家相分离的第一步。对于这个资产阶级政权，东正教会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教会毕竟与沙皇专制政权保持了近千年共生关系，教会本身就是专制统治的一部分，对于推翻沙皇政权的革命运动教会是抗拒的，对于临时政府将宗教与国家相分离的做法，东正教会也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随着沙皇政权的崩溃，在沙皇统治期间饱受皇权制约之苦的东正教会也“等于掀掉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2](P20)，而且，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的革命活动这一点上，临时政府与教会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东正教会并没有静观其变，而是与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一样，在进行着积极的活动和运作，只不过后者是在准备革命，前者则是在抗拒革命。1917年8月15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宗教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历时6个多月，横跨十革命前后两个时期。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企图把原来归沙皇政权的某些宗教管理职能收归宗教会议的常设机构，二是在转折时期利用宗教的影响吸引群众，抵消革命的影响”[4](P158)。

 

    另一个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世界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按照当时的理解，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毫无疑问，它应当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的无神论为指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他们理所当然的要推翻与旧的国家机器共生的宗教体制，进而彻底消灭宗教。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时间里，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现象——宗教发生了碰撞。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2年苏联成立，这是苏维埃政权得以确立和巩固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相互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教关系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对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从而也反映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同时，这一时期的政教关系也为今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一、苏维埃政权对东正教会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宗教问题的，把东正教会视作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帮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专政对象。布尔什维克的国家领导人们希望将俄国建设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尽管不能立刻实现，但是仍然要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政策和法规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苏维埃国家在革命胜利后立刻通过一系列涉及宗教和教会的法规政策来奠定苏维埃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基础。

 

    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一切土地，寺院的、教堂的等等土地，一律无偿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权，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5](P8)11月15日，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签署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规定“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5](P10)12月29日和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连续颁布了《离婚法令》、《婚姻、子女和办理户籍登记法令》，将原属于东正教会的结婚登记、离婚以及子女出生登记等权力收归国家行政机关，宣布“俄罗斯共和国今后只承认非宗教婚姻。”[5](P15)1918年1月23日颁布的《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法令最终确立了国家与教会相分离的原则。根据这个法令，东正教会丧失了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在共和国境内，禁止发布任何约束和限制信仰自由、或以公民信仰为理由而规定任何优先权和特权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每个公民都有权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宗教观为借口逃避自己的公民义务……”[5](P18-20)

 

    应该说，以上这些法令基本上勾勒出了苏维埃国家新型政教关系的轮廓，这种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以上的大量法令条文基本上与一些欧洲宪政国家，特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但是苏维埃国家比其他的欧洲大国走得更远。它还要尽快剥夺东正教会的财产和教会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特权，剥夺教会的社会法人地位。这一原则在《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法令的最后部分充分表现出来了:“任何教会和宗教组织都无权占有财产。任何教会和宗教组织都不享有法人权利。所有在俄罗斯教会和宗教组织手中的财产都宣布为归人民所有。祈祷和礼拜所必须的建筑和器物，根据地方或中央政权机构的特别规定，转交有关宗教团体无偿使用”。这些条文从法律上赋予了剥夺教会财产、进而缩小甚至取消教会生存空间以合法性。法令还禁止在任何教授普通科目国立、公立、甚至私立的学术机构里教授宗教教义。“公民可以以私人方式教授和学习宗教教义,——法令规定——所有教会的和宗教的组织团体必须遵守关于私人社团的一般条例”[5](P18-20)。在1918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根本法)第十三章中明确规定:修道士、教会人员和宗教祭司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就是说，这些宗教人士被剥夺了公民权，与剥削阶级和旧皇族一起被划入阶级敌人的队伍中去了。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十分幼稚的，在实践上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从理论上讲，这种规定与同一部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相矛盾，而宗教信仰自由既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也符合科学共产主义创立者的有关教导，把宗教人士统归为阶级敌人只能使信仰自由的原则变成一句空话，况且，宗教的群众性表明，宗教信徒和宗教神职人员在社会阶级定位上也不能一概而论，把他们统统列入剥削阶级，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团结信教群众，不以信仰作为政治上分野的正确教导。“即便在列宁时代也没有得到始终一贯的执行”[6](P158)；苏维埃国家在成立之初就不顾国家具有深厚宗教传统这一事实，急切地通过法律来限制教会的生存空间，实现国家的无神化，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只能扩大打击面，为新生政权树立更多不应有的敌人，从而危害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二、苏俄时期东正教会的遭遇

 

    一场十月革命使得东正教会在俄国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世纪以来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紧密关系的嗑然中断导致了宗教界的普遍恐慌”[7](P365)。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教会内部在对待新的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极端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反苏维埃行动，充当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军和国内白匪军的帮凶。这部分人最终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他们中间的大部分被苏维埃政权消灭，还有一些逃到国外，成为海外东正教会的主要力量。还有一部分人在十月革命后主张彻底改变教会的政治路线甚至教规教义，接受革命和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与新政权保持并发展良好的关系，这就是后来的所谓东正教革新派。尽管这一部分力量希望得到苏维埃国家扶持，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希望利用这部分力量分化瓦解教会，但是因为缺乏群众基础，在教会内他们始终无法取得真正的统治地位。以上这两部分人是左和右的两个极端，在东正教会内部都不占主导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一般被称为中间力量，以在宗教会议上刚刚当选为大牧首的吉洪为代表。这一部分人千方百计维护教会的原有地位，他们站在维护俄罗斯古老的信仰传统的基础上反对剥夺教会的特权，要求新生政权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部分人与第一部分人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一般地反对新政权，他们接受改朝换代这个事实，但是对新政权剥夺教会利益的行为他们是抗拒和反对的；与革新派相比，这部分人没有与新政权发展良好关系的强烈意愿，自己不想做出更多的改变，而是希望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对待教会问题上改弦更张。这部分力量成为俄罗斯东正教的主要力量。面对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面对国内战争和大饥荒等一系列复杂的局面，这部分力量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站在教会的立场进行了抗争，也有过妥协，最大限度地为教会的生存争取空间。

 

    首先，教会当局对革命后当政者限制教会，取消宗教的行为进行了反击。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刻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东正教堂、修道院和神职人员的冲突事件。在彼得堡宫廷教堂被关闭，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所属的印刷机构被充公。面对革命后的混乱局面，1917年12月2日全俄宗教会议通过了“关于俄国基督教会合法地位”的决议，宣称俄国东正教的国教地位不能被否定，新的国家无权指定任何与教会有关的法令，面对新政权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大牧首圣吉洪在致全俄信众的第一份通谕里形容国家所经历的这一时期为“上主震怒的时期”，他说:“在这多灾多难的日子里，折磨人的战争和毁灭性的内乱撕裂着我们的祖国，苦难既来自于异族的入侵，也来自于国内的自相残杀。而心灵的伤害比什么都有害。印刻在人们良心上的关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基督的原则暗淡了，信仰本身削弱了，无神论思想在世界各地甚嚣尘上”。[7](P365)

 

    在1918年1月19日的牧函里，大牧首的指责更加尖锐:“俄罗斯大地上耶稣基督的神圣教会正在经历着一个痛苦的时代……这些对基督教会的侮辱要恣意发展到哪里才是尽头?要怎么样并以什么方式才能使这些对教会不敬的敌人停止对教会的践踏?在此，我号召你们全体，教会忠信的孩子们: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我们正在遭受凌辱和经受苦难的慈母教会……用你们全体人民庄严的哀号声所汇集的力量去反击他们……如果需要为基督而承受苦难，我吁求你们，教会所钟爱的子女们，让我们共同承受这个苦难”。[7](P365-366)

 

    这些文件反映了东正教会对待十月革命和新政权的立场。对于革命后新政权的宗教政策，教会是坚决反对的，而且还号召所有东正教信徒加入到反对者的行列中来，文件确实呼吁教徒们对抗新政权的反宗教和镇压教会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尽管这些文件的用语尖锐，但是文件基本上并没有对新政权的整体合法性进行质疑，相反，不少文件都反映出教会希望新的政权承认教会地位的合法性，希望苏维埃政权接纳教会和东正教。尽管文件诅咒新政权，但是也仅仅是诅咒而已，并没有采取与新政权断然决裂的道路，大多数神职人员“很少有反苏维埃的行为”[4](P160)，据今天的俄罗斯学者分析，文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偏见，大牧首也没有依据自己对政治合理性的见解对新的国家体制作出任何评说；文件仅仅表达了教会最高领袖对教会现状的关注[7](P366)应该说，公然与新生政权作对与反对新政权的宗教政策是有所区分的。

 

    其次，俄罗斯东正教会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利用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尽力保护教会的神职人员。

 

    随着国内战争在俄国领土上的蔓延，东正教的百姓们生活的土地，一会儿受白军控制，一会儿又受到红军掌握，一会儿又落入绿军之手。对于东正教会来说，相互厮杀的战争无异于兄弟相残。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俄罗斯教会的最高领袖，吉洪大牧首采取了克制和比较明智的做法，他力图尽最大可避免在事态的发展中陷入任何政治上的诱惑。1918年春天，著名的宗教活动家....特鲁别茨基公爵在到南方白军地区去前曾拜访了大牧首。事后他回忆:“我没有奢望能请求大牧首祝福白俄军的全体将士们，圣德超群的吉洪大牧首也不允许我有这样的表示。我只是希望求得他神圣的许可，使我可以奉他的名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私下祝福一位著名的白军参与者，但是大牧首没有允许这样做”。[7](P373)

 

    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处境也日益艰难。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为保卫新生正确所作的斗争中，将镇压对象扩大到神职人员，把他们中的不少人当作白军的帮凶而镇压。为了保护教会的神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因卷入政治斗争而招来杀身之祸，教会当局要求神职人员尽量避开政治锋芒，不要成为新政权打击的靶子。吉洪在1919年9月25日圣谢尔盖纪念日致信大主教们，提醒他们避免卷入各种政治运动:“请各位神甫兄弟们记住教会的教义和圣徒的话:‘使自己远离纷争’,不要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运动。在世俗的事务上听从‘各种人类的领袖’”。[7](P379)

 

    应该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是和国家政权密切联系着的，尽管帝俄时期的政教关系中不乏矛盾和对立，但是教会和当政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紧密的。现在教会引经据典，要求神职人员回避政治，可见教会基于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识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吉洪的这些柔软的表态说明，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强大，它并不希望彻底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而是想保存自身的实力和一定的独立性，在苏维埃国家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尽管自身的处境艰难，教会还是坚持了爱国主义的传统，为后来政教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还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中。1918年初，战火又重新燃烧到俄罗斯自己的领土上。吉洪大牧首向全体信众发表牧函，呼吁全体俄罗斯人民起来反抗占领俄罗斯西部的德意志帝国的侵略者:“当生活中的饥饿、寒冷和恐惧束缚住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一心一意只关心对土地的需求，当国内流血冲突日益尖锐，正如圣歌作者所说，我们的土地沉醉在-无辜者的鲜血，也就是我们儿女的鲜血之中。(《圣经诗篇》105，37)，此时,我们多灾多难的生活是如此可怕。而现在，新的超级严重的苦难又降临到我们心爱的祖国俄罗斯身上:三年多以来，俄罗斯人民浴血奋战，上百万俄罗斯大地最优秀的儿女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那个最为凶残的敌人又集合了新的力量，深入到我们祖国的深处……他们提出了空前无理的要求，命令我们接受这最为可耻的和平条件”。[7](P371)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决定与德国集团单独媾和，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平协定。这个和平协定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大片的土地。3月18日，吉洪大牧首再次向全体信众发表牧函，谴责布列斯特——立陶宛条约的签署:“民族之间应享有和平……但是现在这个和平，是我们教会日夜祈祷的那个和平吗?是俄罗斯人民所期待的那个和平吗?依据这个和平，自古以来属于东正教的乌克兰将与兄弟的俄罗斯相分离；而无上光荣的基辅，我们的母亲城，我们接受基督洗礼的摇篮，俄罗斯神圣宝藏的储存所，将不再是俄罗斯的城市……神圣的东正教会，历来帮助俄罗斯人民建设自己统一的国家，使他们以俄罗斯国家为荣的神圣教会，面对国家分裂毁灭的危险不可能漠然视之……这个以俄罗斯人民名义签署的和平协定，不可能带来民族间兄弟般的和平相处……这里面将萌生新的战争和全人类的灾难”[7](P372)。站在苏维埃政府的立场上，签订布列斯特和平协定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只是暂时的退却，是为了站稳脚跟为更大的世界革命做准备，但是这一意图当时并没有公开[8](P223)，因此我们不能要求这一决定得到东正教会的理解和支持，教会反对和平协定的签署也不应该仅被简单地解读为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同时应该被看作是其爱国主义立场的表现。

 

    1921年，可怕的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而俄罗斯又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面对这场全民灾难，教会决定利用自己在俄罗斯各政治派别和国际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动员一切力量开展赈灾活动。吉洪大牧首亲自致信各国宗教领袖，既包括东方教会的各位牧首，也包括与东正教宿有隔阂的天主教教皇和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他们本着基督的爱心在粮食和金钱上援助饥荒中的俄罗斯人民。这些作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梵蒂冈教廷和东西方多个教会组织和民间团体都积极回应大牧首的请求，为救助俄罗斯饥民作出了努力。吉洪还组织了“全俄饥荒拯救社会委员会”，亲任主席，团结许多不见容于新政权的立宪党人，共同与饥荒作斗争，他们在各教堂建立机构，向饥民发放从国外获得的各种援助。

 

    但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理解和支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了社会委员会，代之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中央饥荒拯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又致函吉洪大牧首，要求教会提供紧急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大牧首在1922年2月向各地教会发出指示，要求各教堂将没有圣事用途的收藏捐献出来用于拯救饥民。但是此时在社会上却出现了教会对人民苦难漠不关心的传闻，于是在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借口需要资金购买粮食发布命令没收教会珍宝。今天我们已经了解，苏维埃政府的这一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出于赈灾的需要，而是希望借此获得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原始积累[4](P163)。在当时，教会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没收“从远古时代传到我们手中具有珍贵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教会宝物”[2](P61)，因此这一决定引起了教会与国家政权的更大冲突，最终导致了吉洪大牧首的被捕和一系列流血事件的发生。在后来愈演愈烈的反宗教斗争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处境更加艰难，东正教对苏俄内政外交的影响在现实层面也越来越小，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治外交行为背后的文化之中。

 

    应该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意识形态上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两者是完全不能在现实中共存呢?在苏俄政权的确立时期，教会确实对新政权进行了攻击和抵制，特别是对于新政权的宗教政策，教会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和反抗。但是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彻底与新政权决裂，在对待领土和战争以及解救饥荒等问题上，教会还是坚持了爱国主义的传统，也表达了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意愿，尽管当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这为后来教会处境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苏俄时期俄罗斯国家政权与东正教会的互动关系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教导，为实现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分离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所要求的政教分离；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俄罗斯国家深厚的宗教传统，没有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群众性，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在处理宗教和教会问题时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措施，激化了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给新政权的确立带来了额外的困难；而且，尽管苏俄政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宗教斗争，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俄罗斯人民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因此而泯灭。随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政府需要重新唤起东正教会的力量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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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与国家(1917-194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雷永生.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之关系探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1)。[3]乐峰.东正教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傅树政、雷丽平/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教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1994，(5).

[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6]施船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7][俄]，略。

[8]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本文转载自：《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