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羽流在朝廷取得了极高地位，其中以邵元节、陶仲文为最著。邵元节原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年）得世宗召见，令居显灵宫，专司祷祀。不久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赐给金、玉、银、象牙印各一枚，班于二品，紫衣玉带，其父得赠太常寺丞，母亲得赠为安人。世宗初因无子，几次命邵元节建醮祈祷。后来，“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 邵元节势力持续增长，达到道士在国家政治中心取得崇高地位和实质性行政管理权力的局面。翰林院编修杨名试图谏止，反遭刑讯。嘉靖十八年（1539年），邵元节病死。世宗为之落泪，赠少师，赐祭10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乡，地方政府为之营葬，用伯爵礼。谥为“文康荣靖”。陶仲文原为方士，后被邵元节推荐给世宗。据说几次除妖去病灵验，遂宠信。嘉靖十八年，陶仲文伴世宗南巡，到卫辉，有旋风绕驾，陶仲文说这是火灾的征兆。当晚行宫果然失火，宫人死者甚众。世宗因此更觉陶仲文有异能，授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不久，又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从无神论观点看，根据旋风预言火灾是无稽之事，如非巧合，就是故意放火。故陶仲文一类方士在朝，意味着某种潜在危险。同年十一月，世宗以陶仲文领道教事，总各宫观住持，知道录事，给诰印，赠其父母，封其妻，各给与诰敕。 后来，世宗进一步沉迷道教，欲令太子监国，自己专事静摄。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劝谏，遭廷杖而死。群臣震慑，神仙祷祀益盛，无所顾忌。陶仲文的儿子陶世同升为太常寺丞，女婿吴浚、从孙陶良辅成为太常博士。世宗一次患病，既而痊愈，便认为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授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少傅，仍兼少保。陶仲文请在其家乡黄州建立雷坛，为世宗祈祷长寿，督工甚急，公私骚然。御史杨爵、郎中刘魁、给事中周怡等有所劝谏。世宗将言者下诏狱，“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嘉靖二十年（1541年），世宗险遭宫女谋杀，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不见群臣。这时独陶仲文仍得时召见，各类功业，多归于陶仲文，加至少师、少傅、少保。后来又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封恭诚伯。其父被封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世宗自己亦号称“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者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这表明，明世宗中年以后，实际已经成为一个道士。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一月，陶仲文卒。世宗痛悼，加赠特进光禄大夫，谥荣康惠肃，赐祭10坛，葬以伯礼。 道士在世宗朝如此气势，自然影响到嘉靖时期的国家政治。《明史》称，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分。“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故无人摘发。赖帝晚年渐悟其妄，而政府力为执奏，诸奸获正法云。”章奏分前后两朝，而世宗又近后朝而远朝臣，儒家士大夫在国家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整体地受到严重威胁。世宗晚年虽然曾处罚一些道士、方士者流，但原因多是其术无验，并非真正认识到了道教与国家政治纠缠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弊端。因世宗崇拜道教，国家制度实际形成了一些变化。例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许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彦頨、子永绪承袭父职。这是将“大真人”之类因人而封的名号当作国家正式官员来对待。吏部反对，不听。世宗在西苑建成后，不在正殿处理国家事务，但并未放松对于权力的控制，相当于把政治中心转移到了自己的修炼之所，可以说是在他的私人道观中掌控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