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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误解中国宗教(一)
发布时间: 2018/1/11日    【字体:
作者:徐玉成
关键词:  徐玉成  
 
 
导语   
 
今年冬季,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召开“2017年宗教与法治”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论题是“宗教立法的基本问题”。前几年我曾在《宗教法治访谈录》中说过,提起宗教立法(即由全国人大制定宗教基本法,下同)是个沉重的话题。到了中共十九前夕,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公布后,我认为推动宗教立法不但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且更加成了一个令人无奈的难题了。
 
自1982年中发【1982】19号文件郑重提出:“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代表人士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1】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宗教立法无从启动;从1989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杰出的宗教领袖赵朴初、丁光训向习仲勋副委员长提交制定宗教法律的建议草案,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了,宗教立法无从启动;从2004年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刘澎教授开始对制定宗教法进行研讨、探讨,年年呼吁,至今也已经13年了,研讨的论文可以等身了,宗教立法无从启动;从2014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也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么多有利条件下,经过这么多人员的建议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却依然故我,纹丝不动,并且不惜冒违宪的风险继续坚持修改《宗教事务条例》,予以公布,真正的宗教立法却遥遥无期。
 
近期通过学习中共十九大文件,我对宗教立法又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要完成如此伟大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因此,在这个新时代,党对宗教的工作必然有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新的战略和适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的新的宗教工作方针。而这个党对宗教的工作新的理论、新的战略、新的方针政策的创立,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唯真唯实,从中国宗教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当代中国宗教。在这个新时代,应当逐渐摒弃沿用了几十年一贯制的、脱离中国宗教实际的、化石类的党对宗教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因此,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新时代宗教理论政策的创新、发展充满了期待。
 
中共十九大以前,令人关注的宗教立法,几十年呼吁几十年不动,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巨大的思想阻碍在作祟。在排除了主管部门难以自我冲破的利益藩篱因素以外,我认为在宗教立法问题上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人们对中国宗教整体价值观的错位判断引起对中国宗教的重大偏见和误解有关。
 
长期以来,国人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中,对中国宗教整体价值观判断上存在着重大误解和偏见,影响了国人对宗教一般性常识性了解,不但造成国人宗教常识极端缺乏,而且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宗教正面价值以及对中国宗教整体形势的判断,近几年甚至一提到宗教,立即从高度政治化角度上去思考,从而严重脱离了中国宗教整体的实际状况,进入了一个无解的认识误区。
 
人们对中国宗教整体价值观的错位判断,并不是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宗教事务的成功传统与成熟经验,而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和苏联反宗教无神论宣传影响,在中国三次重大历史节点上发生了作用。
 
一、中国历史上对待宗教是比较宽松和宽容的,中国历史不是一个反宗教传统的历史,中国也不是一个具有反宗教传统的国度
 
由于中国历史上文化早熟,从3000年前就有辩证思维出现,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这些成熟的文化从某些方面来说,像儒家、老子、庄子、阴阳家等,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功能。在中国文化早熟的特殊条件下,从古代开始,人们既有辩证思维的智慧,也有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的需求。但是,从整体来说在成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宗教观念比较谈薄。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来传到蒙藏地区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再后来道教创立,再再后来伊斯兰教传入,面对国内并存的三大宗教,古代帝王除少数时期出现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外,在二千年的时间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时间,执政者对待宗教总的来说比较宽松和宽容的。信教与不信教,以及各种信仰者之间,在活动空间上大体是均等的。像儒释道三教一类的争论,延续了一千七八百年,中间虽然互有消有长,主流则是协调和谐的,虽然有互相排斥,但又有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趋势明显。同时,中国社会历来是多神主义和无神论共存的社会,无神论在与有神论的争论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没有出现无神论统治一切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宗教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实体,没有建立过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更没有出现宗教高于世俗政权的组织架构和典章制度。中国宗教在世俗政权的宽松、宽容政策之下,对社会文化、道德方面直到教化、引导和政治上的补充作用,是稳定社会、净化人心、团结民众、护国利民的民间力量。所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着,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2】。这是对中国古代宗教整体情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我国宗教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么一个没有反宗教传统和反宗教根基的国家,二千年来对待宗教比较宽松宽容的社会,为什么到了近现代以来就逐步变成一个激烈反对一切宗教的社会了呢。我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和认识逐步发生了变化。  
 
“五四”运动以后,在三个历史节点上,国人对中国宗教整体价值观判断错位,导致了三次对宗教的重大偏见和误解。其根源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前苏联推行的反宗教无神论宣传对我国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曾经出现了批判宗教,批评教皇的现象。原因是西欧的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文学、艺术、哲学一切都得遵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社会在教会的管制下,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许多思想家提出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种对宗教的批判就结束了。所以,欧洲文艺复兴对宗教的批判,对中国思想界有影响,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思想理论,影响是暂时的和浮浅的。
 
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自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率领臣民接受拜占庭教会的洗礼,皈依基督(正教),从此基督教(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宗教组织成为俄国社会中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到了十月革命前的1914年,全国91%以上的人口都是宗教徒。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当局宣布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所有公民,无论其有无宗教信仰或信仰何种宗教、何种教派,其权利完全平等,从而结束了东正教会在俄国的统治地位。取消了东正教会承办离婚案件的权力。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明确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组织都无权占有财产”,“任何教会和宗教组织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凡在俄罗斯属于教会和宗教组织的全部财产都宣布为人民的财产”。
 
这些旨在废止东正教国教地位、剥夺其财产、限制其活动的法令,引起东正教会的强烈不满与仇恨。在国内战争期间,东正教会参加反动势力,在白区积极为入侵部队效劳。甚至煽动俄国东正教会利用国内战争带来的困难推翻苏维埃政府。
 
于是,苏维埃政权进而对宗教采取打击和管控措施。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的反宗教无神论宣传的理论和实践,是包括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内容之中一起传入中国的,这一反宗教的意识形态在马列主义理论外衣包装下,对中国就如套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枷锁”一样,长时间难以打破,因此,以苏联反宗教的无神论宣传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传到中国以后,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对待宗教宽松宽容的传统思想,其影响就十分深刻和十分深远了。
 
二、“五四”期间的非宗教运动严重脱离中国宗教实际
 
第一次国人对宗教价值观总体错位判断导致对中国宗教的重大偏见和误解,发生在“五四运动”期间。根据可靠资料显示,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曾经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反对派和对立面,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从政治逻辑上说,苏联把东正教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也是事出有因。“仅仅在1918年就有3000名神甫被枪决,而在十年内枪决了一万名神甫。在顿河有数百人被投入冰块下面。”【3】后来在1930年代,苏联初步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性破坏,大清洗期间,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4】。苏联这些反宗教行为和信息,又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领导进行的,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信息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将此种行为视为苏联推翻旧制度旧政权不可缺少的一个革命环节,认为反对宗教、打击宗教是马列主义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内容之一。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反宗教思想也必然也随之深而广地传播开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对中国宗教整体价值观的错位误判,导致对中国宗教重大偏见和误解的产生和形成。
 
“五四运动”在“民主”与“科学”口号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1922年3月,李大钊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对群众进行非宗教教育,并用实际行动对宗教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北京组织的“专以解除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由李大钊主笔起草了《非宗教者宣言》,宣言指出:在宗教的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昌明,自由不能确保”。【5】“我们对于反科学原理的迷信的宗教,不论他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律反对”。【6】这样的口号,真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和嘲笑的那样:“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亡。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7】  
 
1922年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讲演大会,李大钊以《宗教妨碍进步》为题在大会上作讲演。5月10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500余人。6月30日又召开临时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公推蔡元培、李大钊等30人为大同盟干事,李大钊等8人被推为常务干事。当时在非宗教的高潮中,许多教授们提出“以科学代宗教”、“以艺术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等非宗教口号。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时间虽然较短,但却是一场在文化界和思想领域影响很大的全国性运动,李大钊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对宗教的思想观点,必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大钊对宗教主要观点是:
 
1、在宗教性质方面,认为宗教是反科学的,必须加以反对。他认为宗教是在原始社会科学不发达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非科学性;宗教是唯心的;宗教具有虚伪和欺骗性。
 
2、对于宗教的历史作用方面,认为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是对人类进化非常有害的东西,宗教对人们有极大的麻醉作用;李大钊的这些非宗教思想和当时比较流行的反宗教口号是:“宗教是迷信”,或者“宗教是封建迷信”,“宗教是反科学的”,“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等等,都是泊来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前苏联反宗教无神论宣传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思想认识对中国文化界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例如:在1925年中国革命早期的农民运动中,就有推倒菩萨,拆毁寺庙的情形,所以才有毛泽东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碑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8】的著名告诫。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普通高等中学《思想品德》课本中,有关宗教知识方面的内容,许多观点就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
 
这些非宗教的思想观点,虽然从理论逻辑上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苏联反宗教无神论宣传的政治逻辑上可能是周延的。但是,却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宗教的实际。因为中国的宗教与苏联的宗教相比,具有重大和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在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信教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1%,几乎全民信仰宗教;而中国虽然是以多神信仰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但是真正信仰系统宗教的只占总人口的10%—15%左右。
 
其次,俄罗斯时期,宗教是相对独立于世俗政权的,不从属于世俗政权管辖,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中国的宗教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从属于世俗权力的,从来不是一股左右政治的社会力量。
 
三是在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曾经是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和反对者,苏联对宗教采取镇压措施,从政治逻辑上说是事出有因;但是在中国,在1922年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处在极其秘密状态,规模很小,宗教界对革命没有产生任何阻碍和危害。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宗教对戊戌变法也好,对辛亥革命也好,都没有起到阻碍作用。所以,当时李大钊提出反宗教宣传,从中国历史上和当时国内政治上没有任何事实和理由,只是从意识形态的逻辑推理上教条主义接受了苏联反宗教无神论宣传的模式,从而严重脱离中国的宗教实际。
 
四是欧洲和俄罗斯宗教,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保守力量,曾经对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巨大阻碍;而中国的宗教在历史上没有产生和形成能够阻碍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系统、典章制度和思想体系,没有出现像恩格斯指出的欧洲那种“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9】的社会历史现象。
 
因此,中国宗教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一切的现象,没有能力和资格来阻碍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反,中国佛教在天文学,道教炼丹对化学方面,“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10】基督教从明未清初传入中国以后,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医疗、教育等先进文化,对输入西洋文化,帮助中国西化改革,及促进文化交流均起了重大作用。所以,无论是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都曾经对科学技术有所贡献,起码他们不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另外,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包括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等阻碍社会进步的事件,都与中国宗教无关系,都是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和皇权专制制度的落后和僵化造成。因此,“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宗教的非难与批判,对欧洲宗教可能是适宜的,而面对中国宗教,完全是唐·吉诃德式的无的放矢。
 
“五四”期间的这次非宗教运动,虽然对宗教发动了猛烈的批判,也有激烈言论,但其主流是理性的,行动是克制的。由于是一场文化人的运动,他们无法运用国家行政权力对宗教采取强力打击和迫害措施,所以对宗教团体本身的触动十分有限。传统的宗教自由政策没有受到大破坏,公民宗教自由还能得到一定的保障。在这个时期,各宗教和教派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宗教家和宗教学者,他们都为国家发展和民族独立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待续)
 
注释:
【1】《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64页。
【2】摘自萧子升:《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
【3】《普京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评价》 2017-11-16 张盛发新视角NPF。
【4】黄章晋:《恐怖大清洗:前苏联的疯狂自残》,来自凤凰周刊.
【5】【6】《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1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6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6页。
【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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